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安祿山在范陽發動叛亂。由於事先沒有防備，安祿山的軍隊勢如破竹，很快便打到了潼關。唐玄宗見勢不妙，倉皇出逃。逃至長安西北的馬嵬驛時，疲憊飢餓的士兵把宰相楊國忠斬殺，又逼玄宗賜死楊貴妃。而楊貴妃的兩位姐妹，韓國夫人和虢國夫人也被亂兵所殺。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馬嵬兵變。
馬嵬兵變，是唐代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它標誌着唐玄宗統治的結束和唐肅宗統治的開始，在唐代政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關於兵變的歷史真相，歷來是唐史學界積極討論的課題，不少學者已經做了十分深入有益的研究。
756年，安祿山大軍西進，唐軍守將哥舒翰雖組織了強有力的抵抗，但最後還是失敗，叛軍直逼都城長安。玄宗見勢不妙，連夜帶着楊貴妃姐妹和皇子皇孫們奔蜀，禁軍將領陳玄禮、宦官高力士和宰相楊國忠護衛在左右，大家亂作一團，急急地朝蜀中逃命。途經馬嵬驛時，飢餓疲乏的禁軍將士發動了一場軍事動亂，他們要求玄宗處死楊國忠和楊貴妃兄妹兩人，否則大家都不走了。玄宗在禁軍們的逼迫下忍痛下令殺掉楊家兄妹，這一歷史事件史稱馬嵬驛兵變。不過在關於誰是兵變幕後主謀的問題上，大家出現了分歧。
那麼到底是誰在煽動士兵們發動兵變？
一種看法認爲，這是一場自發的士兵譁變。由於士兵們飢餓不堪，在龍武大將軍陳玄禮的組織指揮下，士兵們發動了這場羣衆性自發性的救亡運動，沒有幕後主使者。這種說法顯然流於現象，因爲在封建專制時代，一個禁軍將軍是不可能發動這場兵變的，因爲他既沒有足夠的權力和兵力來逼迫皇帝，也沒有足夠的政治地位有發動兵變的必要。
一些人認爲，種種跡象表明，兵變是早有預謀的，是一場有計劃、有指揮的軍事行動。馬嵬驛離長安城不過一百多裏，走一天工夫就能到達，禁軍不可能這樣嬌嫩，也不可能當時已飢餓到要發動兵變的地步。
有人提出，當時唐玄宗身邊的宦官高力士是兵變的主謀。著名唐史專家黃永年先生認爲高力士是唐玄宗時期的大權宦，對當時的政治有極大的影響。唐朝自長孫無忌、褚遂良被高宗貶死後，外朝宰相久未能參與內廷政權核心，其權力只限於一般日常政務。此時李林甫、楊國忠均欲染指於政權核心，自必引起高力士的妒恨。李林甫、安祿山等人都是由高力士推引而登上高位的。高力士在唐代首開宦官掌管中央政權的先例，“每四方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後進御，小事便決之”。朝中官吏上呈的奏摺都要先經過高力士，然後再上呈給皇帝，小事就由他直接決斷了，這實際上已經是後來所謂的“內相”了。朝中有了內相，必然會與外相也就是宰相爲了爭奪權利而發生衝突，特別是遇上想弄權的外相，如李林甫、楊國忠之類，就一定會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雙方的對立發展到使高力士在玄宗面前公開對李、楊進行攻擊，要求玄宗表態，說明此前雙方在私底下早有過多次鬥爭傾軋。因此，高力士有兵變的動機。而他又深得玄宗賞識，手握大權，也就有了謀劃兵變的實力。
高力士和禁軍的關係是怎樣的?黃先生認爲自開元十九年(731年)禁軍首腦王毛仲、葛福順等與高力士爭寵不勝被貶逐後，禁軍在另一長官陳玄禮統率下早投入高力士懷抱。因此馬嵬驛事變就是高力士在天寶十三年(754年)攻擊楊國忠未達到目的後，乘安祿山叛亂之機指使陳玄禮利用禁軍所發動的一次清君側行動。由於息扈從禁軍全在高、陳掌握之下，肅宗還毫無實力可資憑藉。對當時兵變的陳玄禮來說，他是不需要毫無實力可言的太子的支持，而且兵變發生後，陳玄禮與太子的另一位宦官李輔國之間更不存在特殊關係，故太子絕不可能是兵變的後臺主謀人物。
另有一種觀點認爲兵變的幕後主謀是當時的太子李亨。他比高力士有更大的權力，也更有發動兵變的理由。發動兵變的主謀勢必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他要與楊國忠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也就是說，他要有置楊國忠於死地的理由。這是發動兵變的動機，是最根本的前提條件。二是要有控制和調動禁軍的能力，這是使預謀付諸行動的實力。高力士與李亨誰更具備這兩個條件呢?
讓我們先來看第一個條件。高力士與楊國忠的矛盾在玄宗後期並不十分突出，更沒有到“內相”與“外相”相抗衡以至於不可調和的程度。高力士雖然擁有不小的權力，但並不具備操縱政局而與宰相抗衡的實力。他所做的只是上傳下達以及輔佐玄宗處理一些細小政務之類的工作。他與楊國忠雖有矛盾，但還不至於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在史籍中，也沒有兩者刀劍相向的記載。
相對於高力士而言，太子李亨與楊國忠的矛盾則要尖銳得多。玄宗末年，皇位繼承權的爭奪成爲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焦點，李亨繼位的過程是艱難的。唐玄宗在開元三年(715年)冊封次子李瑛爲皇太子，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李瑛被廢爲庶人，皇太子之位頓時懸空。當時的宰相李林甫等人極力主張立武惠妃之子壽王李瑁爲太子，但玄宗卻立了忠王李亨。李林甫深知不佐太子的後果是可怕的，要消除這場災難，只有將李亨拉下太子之位，擁立李瑁，因此他不斷地陰謀推翻李亨。而此時，楊國忠爲了謀求高位，依附李林甫，積極地參與其中，與李林甫一起想方設法欲制李亨於死地。後來楊國忠、李林甫爲爭奪權力失和，但在反對李亨爲太子這一點上，楊國忠始終沒有改變。李亨爲了保衛自己的皇位繼承權，只有消滅楊國忠一條路可以走。
安史之亂爆發後，玄宗想傳位給李亨，楊國忠聽聞此事後大驚。如果李亨即位，就意味着楊氏家族的敗落，楊國忠也會性命不保。於是他趕緊通過楊貴妃“銜土請命”，終於使玄宗打消了這個念頭。這必然引起太子憤怒，只有剷除楊國忠，李亨才能儘快即位稱帝。潼關失守後，楊國忠建議玄宗移駕蜀地。蜀是楊國忠的勢力範圍，是他的發跡之處。如果李亨隨之入蜀，不要說即位無望，就是性命也難保。在這種情況下，李亨怎麼肯深入虎穴。因此，爲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李亨只有除掉楊國忠。可見，李亨與楊國忠的矛盾一直十分突出尖銳，他比高力士更有理由欲置楊國忠於死地，他成爲兵變主謀的可能性大大超過高力士。
其次，從控制禁軍的能力來看，李亨也比高力士更具備這個條件。衆所周知，在玄宗即位前朝廷便有規定，親王、駙馬不能掌管禁軍。這條禁令在玄宗時期一直堅持實行並沒有解除。但是，在玄宗倉皇出逃蜀地的時候，他卻給了李亨的兩個兒子建寧王、廣平王指揮調動禁軍的權力。由此可見，李亨完全有條件通過兩個兒子調動部分禁軍來發動兵變。因而，李亨成爲兵變主謀的可能性遠遠超過高力士。
除以上兩個條件，我們還可以從兵變以後的受益情況來比較。馬嵬兵變是一次成功的政變，兵變後的最大受益者一定就是幕後主謀者。在兵變之後，高力士仍隨唐玄宗到了蜀地，不僅沒有獲得任何實際的政治利益，反而處境艱難。而李亨自兵變後分兵北上，徹底擺脫了其父的控制，在靈武自立稱帝。顯然，他是馬嵬兵變最大的獲益者，兵變的幕後主使，自然非他莫屬。
也有人贊同李亨是事件的主謀者，但對禁軍將領陳玄禮的看法有所不同。一些人認爲陳玄禮不是李亨的私黨，而是玄宗的心腹侍從，很可能當時只是一個被迫的支持者。有人更進一步認爲事變中玄宗倖免於難，主要是得益於陳玄禮的忠心護主。也有人認爲陳玄禮是聽命於李亨的。
一種觀點認爲，兵變的主謀是李亨身邊的宦官李輔國。香港學者章羣認爲馬嵬驛事變，實太子宦侍與河西將士共成之，其主要人物，則爲李輔國與王思禮，但假陳玄禮之手來完成的。由於王思禮爲王忠嗣的部將，因而一直想除掉楊國忠。陳玄禮是獲得了太子許可後行事的。他的結論是:“觀乎李輔國日後之跋扈，必有所恃，是雖告於太子，而輔國爲謀主，但無思禮河西之兵，陳玄禮未必爲同。”從這種觀點推論，內地有學者認爲事變是太子和李輔國共同策劃和發動的。
不過也有很多人對李輔國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們認爲參與兵變的除李亨外，還有建寧王倓、廣平王俶、張良娣等，李輔國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誇大。
也有人指出，馬嵬驛事變中夾雜着太子李亨與宰相楊國忠之間的尖銳矛盾，而且這一矛盾由來已久。太子是支持了陳玄禮發動兵變，也爲自己消滅了最大的政敵，達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太子不是那股政治潮流的後臺或支柱，參與謀劃和主謀是完全不一樣的。在兵變的前後過程中，也看不出陳玄禮與太子之間有什麼特殊的關係，絲毫不見太子具備控制與指使禁軍的條件。事後陳玄禮也沒有跟隨李亨到靈武，卻一直緊跟着唐玄宗。高力士是馬嵬驛事變的支持者，他的確與楊國忠之間存在着矛盾，其性質是屬於內廷宦官和外朝宰相的矛盾，但高力士是否讓陳玄禮對楊國忠下手，單憑推論是不夠的，很難令人信服。高力士確實具備控制與指揮禁軍的條件，但沒有史料可以證明高力士在暗中策動與指使陳玄禮搞兵變。
其實大可不必去尋找兵變的後臺主謀。以六軍將士爲主體而發動的兵變，實質上是各種勢力反對楊國忠的一場羣衆性運動，並不是個別人能夠煽動起來的。陳玄禮曾經慷慨陳詞:今天下崩離，皇帝出逃，國家蒙難，人民死亡，這一切難道不是楊國忠專權所造成的嗎!若不誅之以謝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憤!這種呼聲，喊出了廣大軍士們的真誠願望。兵變一結束，陳玄禮就向玄宗謝罪，說楊國忠“撓敗國經，構興禍亂，使黎元塗炭，乘輿播越，此而不誅，患難未已”。因此禁軍發動兵變是爲“社稷大計，請矯制之罪”。杜甫稱讚事變中的陳玄禮說:“桓桓陳將軍，仗鋮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他讚美陳將軍在兵變中的忠烈舉動，肯定了事變的救亡性質與重大意義。如果他真是權力鬥爭中的工具，只是聽命於後臺人物的指使，杜甫說這話就實在是太迂了。
儘管兵變只有半天，很快以大家山呼“萬歲”就結束了，但這件事本身的影響很大，它標誌着唐玄宗統治時代的結束，唐肅宗新時代的開始。兵變的確至今仍是一個大謎，令人猜想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