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評論》一類的法國雜誌歡呼普呂多姆中選，同時代的那些把他看成是“他國家主要的詩人哲學家”的批評家們也對評獎委員會的決定大加讚揚。然而，擁護象徵主義事業的期刊，如《法蘭西信使》和《西方》，則對此大加攻擊，認爲這一決定表明鼓吹道德說教的保守主義文學派別戰勝了捍衛詩歌自由的人們。
《泰晤士文學副刊》於1907年普呂多姆剛一逝世便刊登了一篇長文 (9月13日)，綜述了英國人對這位法國詩人的看法。“他是一位思辨詩人”，他宣傳了自然科學家、數學家和工程師們的“思想和感情”，而這一切，現實主義者雨果辦不到，象徵主義者波德萊爾和魏爾侖也辦不到。很清楚，人們認爲，把普呂多姆看成新時代的詩人十分合適。在這新時代裏，科學希望能改善人的命運，可科學家依然是平常的人，爲疑慮和絕望所困。 《泰晤士文學副刊》說：“在這位詩人心底，埋藏着一位早夭的工程師。”
斯洛森在《獨立報》上說，普呂多姆是一位“爲氣球、氣壓計歌唱，爲海底電纜、攝影技術，爲物種起源和特定引力測定而歌唱的詩人”。
E.E.斯洛森在《獨立報》(1902年1月25日)的一篇文章中，讚揚普呂多姆的成就：“比任何在世的人都更多地在其詩行中蘊含了科學所能聚集的新材料，並極好地表述了作爲這一時代特徵的實幹與鑽研的精神”，斯洛森說，詩人的疑慮反映了科學思想特有的不確定性，而詩人將人道主義看作一種生活方式，正是失去了舊有穩定性的科學家們典型的反應。
美國新聞界幾乎沒有注意到首次文學獎，一位同時代的美國文學評論家將此歸因於他的同胞對法國詩歌的一無所知。
對普呂多姆來說，美與真理不可分，正如對約翰·濟慈一樣，這又可以在其《私人日記》中找到證明。在1868年6月5日那篇日記中，普呂多姆興奮地寫道，他終於認識了美與道德之間的關係。藝術家能創造一個在美學上使人愉悅的形式，人類也能呼應其道德觀念而使其自身的生活成爲一件藝術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