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姦論
蘇洵 〔宋代〕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譯文
事情的發展必定會有一定的結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該如此的規律。天下只有表現冷靜的人，才能從細微之處預見到日後將會發生的顯著變化。月亮周圍出現了暈圈預示着將要颳風，房屋的石柱返潮溼潤預示着將要下雨，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事的發展變化，情理和形勢之間的因果關係，也是空疏渺茫難以盡知，千變萬化而無法預先料到的，怎麼能和天地陰陽的變化相比?即便是賢能的人對此也有所不解。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由於喜愛和憎恨擾亂了他們的內心，利害關係又影響了他們的行動啊!
從前山巨源見到王衍，說：“將來給天下百姓帶來災難的，一定是這個人!”郭汾陽見到盧杞，說：“這個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孫就會被他殺得一個不留!”現在分析一下他們所說的話。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依我看來，王衍之爲人，從容貌和談吐上，確實具備了欺世盜名的條件。但是他不妒忌別人，不貪圖錢財，只是隨大流。如果晉朝當時沒有惠帝這個昏君，當政者即使只是一箇中等的君主，就算是有成百上千個王衍這樣的人，又怎能擾亂天下呢?盧杞那樣的奸詐，確實足以敗壞國家。但是他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談不足以矇蔽社會，如果不是遇到德宗這樣的鄙陋昏庸的君主，又怎能受到重用呢?由此說來，山、郭二公對王、盧二人所作的預言，也未必完全如此啊!
現在有人嘴裏背誦着孔子、老子的話，親身實踐着伯夷、叔齊的行爲，收羅了一批追求名聲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制造輿論，私下裏互相標榜，以爲自己是顏淵、孟軻再世，然而他們爲人陰險狠毒，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這是把王衍和盧杞合成一個人了。他在社會上釀造的禍害還能說得完嗎?臉面髒了不忘洗臉，衣服髒了不忘洗衣，這本是人之常情。現在他卻不是這樣，身穿奴僕的衣服，吃豬狗的食物，頭髮蓬亂得像囚犯，表情哭喪着像家裏有人去世，卻在那裏大談《詩》《書》，這難道說是人的真實的心情嗎?凡是辦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爲大奸大惡之輩，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樣的人。此人藉助當世享有盛名之力，來促成他尚未形成氣候的禍患。雖然有勵精圖治的君主，敬重賢才的宰相，也還是會選拔並重用他的。這樣，他將成爲天下的禍患，是必定無疑的了，這就不只是王、盧二人所能比擬的。
孫子說：“善於用兵的人，並沒有顯赫的功勳。”如果這個人沒有被重用，那麼我的話就有些過頭了，而此人就會有懷才不遇的感慨。誰又能知道禍患會達到上述這種地步呢?不然的話，天下將要蒙受他的禍害，而我也會獲取卓有遠見的名聲，那就太可悲了!
鑑賞
把《辨姦論》全文連貫起來看，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而所指的具體人物，作者又未點明。我們也沒有必要進行煩瑣考證。僅就立意謀篇上來說，本文確屬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見微知著”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輕視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積累而成的。“防微杜漸”早就是古人奉爲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見微知著，可爲千古觀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處在於謀篇。文章開始先將天象和人事進行比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難掌握，並說明這是由於“好惡”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結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過歷史上山濤、郭子儀對王衍、盧杞的評論，說明了山、郭二人的評論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這就爲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鋪墊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傾注全力發泄的部分，將“今有人”的種種表現盡情地加以刻畫，一氣呵成，有如飛瀑狂泄，其筆鋒之犀利，論證之嚴謹，不能不令人歎爲觀止。而在結尾處，作者又留有餘地地提出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態度。
作者在批評“有的人”時，把生活習慣(如不修邊幅)也作爲攻擊的口實，未免失之偏頗了。但是，這點微疵並不足以影響本文的成就。
創作背景
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對。保守派爲打擊王安石，傳出了這篇文章，並署名爲已死去的蘇洵，藉以顯示作者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見微知著”，預見到他得志必爲奸。《辨姦論》是否是蘇洵所作，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