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十國之一的吳越國，開創者錢鏐(852—932)，杭州臨安人，建都杭州，佔地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其範圍包括今天浙江省11個市，以及江蘇省的揚州、蘇州，還有福建省的福州。歷三代五王，公元978年納土歸宋。其基本國策：經濟上鼓勵農耕，興修水利，築捍海塘，治理湖浦，奠定了浙江糧倉——杭嘉湖平原的堅實基礎，江南一帶農商經濟由此有較大發展。“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蘇軾：《表忠觀記》。政治上採取“善事中國”的保境安民政策，維護兩浙安寧，“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蘇軾：《表忠觀記》。。悠悠千古，獨此一家!故而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對錢鏐善事中原的國策給予高度評介：“錢鏐所立家訓，乃至臨終遺囑，念念不忘要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大事之禮。”自北宋至清，歷代政權均一致肯定錢鏐的歷史貢獻。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文學家、史學家、政治家歐陽修《有美堂記》對錢鏐的評價很有代表性：“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
吳越國對於茶葉之路的開闢至關重要。最突出的是，它和北部大草原的契丹蒙古人的商業往來，促成了洲際的交流系統——吳越國首先開闢亞歐茶葉之路。
一、以茶貢奉善事中原
吳越國首開北方茶葉之路|茶，爲“南方之嘉木”。吳越地區一向產茶，唐時茶聖陸羽在《茶經》中就說，浙西之茶“以湖州上，常州次”。至五代時，吳越產茶區迅速擴大，湖州、杭州、睦州、蘇州、越州、明州、婺州、台州等八州均有相當產量。名茶有長興縣顧渚山的紫筍茶，天目山與杭州天竺、靈隱的綠茶，睦州鳩坑的團茶，越州餘姚縣瀑布嶺出產的仙茗茶，婺州的東白茶等。唐時，蘇州的茶葉無論是產量還是品質都比不上湖州與常州的茶葉;而在五代吳越時期，蘇州茶的品質發生了較大變化，特別是太湖洞庭山的茶葉也成了貢品。
杭州是吳越國都，盛產茶。淳安、臨安等地在五代時所產的大方茶已爲名茶，成爲進奉中原政府的貢品。《舊五代史·樑史》卷六：乾化元年(911)十二月，“兩浙進大方茶二萬斤”。可見大方茶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形成規模生產，而且產量相當可觀。此外，《吳越史事編年》《十國春秋》記錄吳越國對北方中原政府的貢茶情況，證實當時吳越國的茶事狀況：吳越寶正三年(928)八月，吳越王錢鏐派袁韜向後唐進貢白銀5000兩、茶2.7萬斤。吳越寶正四年(929)八月，錢鏐進茶2.7萬斤。天福二年(937)，錢元瓘進貢後晉茶器，又進茶5萬斤。天福三年(938)十月，錢元瓘進謝後晉，貢品包括大茶、腦源茶2.4萬斤。天福七年(942)，進貢茶2.5萬斤。開運三年(946)十月，錢弘佐向後晉進貢腦源茶3.4萬斤。乾祐三年(950)十一月，錢弘俶向後晉進貢茶3.5萬斤。開寶九年(976)，錢弘俶進賀銀織、乳香、吳綾、綿、錢茶、犀象、香藥皆億萬計。這樣不間斷地進貢，在整個吳越國時期未曾中斷，而每次動輒數萬斤的貢茶運往北方，可測算當時吳越國茶葉生產量的龐大。
《冊府元龜》卷四八四《經費》載：五代十國(907—960)時，南北茶葉貿易持續不斷。吳越王錢鏐多次向華北政權進貢茶葉，並“差使押茶貨往青州(今山東境內)，回變供軍布衫段送納”。這是吳越官方以茶葉換取軍需布衫的變相貿易。
五代吳越積極發展茶葉生產，特別是在低丘緩坡地大量種植，茶葉產量逐年提高，製作也日漸考究，除了大量生產用於與北方貿易的茶葉外，還研製了精製的腦源茶，主要用於向中原政府貢奉。“貢茶”的生產，反過來大大促進了茶葉研製，許多“名茶”應運而生。據不完全統計，五代吳越僅先後向中原政府貢奉的茶葉就達60餘萬斤，而用於與北方貿易的茶葉，數量自然要多得多。
二、結交契丹開啓茶路
吳越國對於茶葉之路的開闢做出歷史性的貢獻，除始終如一以茶貢奉中原政府外，最突出的是，它和北部大草原的契丹蒙古人的商業往來促成了洲際交流系統的形成。
契丹是中國東北地區的一個北方草原強族，從4世紀始興至13世紀初西遼滅亡爲止，共存在近千年。自北魏起，契丹族就開始在遼河上游一帶活動，至唐末建立了強大的地方政權。907年建立契丹國，後改稱遼，統治中國北方達200餘年，1125年爲金所滅後，餘部建立西遼王國，又延續了93年。終遼一世，統治中心始終在赤峯地區。遼國疆域是宋王朝的兩倍：東臨北海、東海、黃海、渤海，西至金山(今阿爾泰山)、流沙(今新疆白龍堆沙漠)，北至克魯倫河、鄂爾昆河、色楞格河流域，東北迄外興安嶺南麓，南接山西北部、河北白溝河及今甘肅北界。由於契丹名聲遠揚，國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國稱做“契丹”。遼先與北宋交戰，“澶淵之盟”(澶淵是黃河下游的一個地名)後，雙方維持了100多年的和平。遼末，女真族起事，遼帝國迅速走向衰落，1125年爲金所滅。
吳越國是南方最早與契丹政府接觸的國家。由於中原地區先後出現五代政權，所以吳越國與契丹之間的交往也是受五代政權與契丹之間政治關係的制約。整個五代，中原王朝與契丹之間一直和戰不斷，而以朱樑統治時期雙方的關係最爲融洽。吳越以尊奉中原政權爲國策，在與契丹的關係上自然也是唯中原政權馬首是瞻，後唐時雙方互相敵對，吳越國與契丹的關係便跟着疏遠。綜觀十國，只有吳越一國由於始終與中原政權保持着臣屬關係,中原政權允許其過境與北方的契丹進行貿易,所以相對於其他各國，吳越獲得畜產品要容易得多。
《遼史》記載契丹與吳越交往頻繁，兩國除禮節性拜訪、互通情報外，主要還是經貿往來。兩國的使團，實際上就是貿易代表團。兩國政府之間稱“貢賜貿易”，民間則爲“易貨貿易”。早期雙方主要是交易絹馬，後逐漸轉向交易茶馬。貿易額規模很大，估計每年馬匹當在萬匹以上;茶葉，以中檔茶計，就達數萬斤。兩國貿易也可以通過海路，所以吳越國被契丹列爲航海輸貢國。由於雙方交往吳越所輸貢品均爲北方稀缺物品，契丹的回賜豐厚，吳越在經濟上也很划算。
據艾梅霞《茶葉之路》述：後梁乾化五年(915)，吳越開國君王錢鏐派遣商人使者進入北部大草原契丹，開創兩國之間第一次商業接觸，促成貨物商業往來。後梁乾化五年至後晉天福八年(943)間，吳越與契丹之間共有17次互訪，而茶葉在雙方外交關係中發揮了直接作用。11世紀早期，吳越與契丹君主之間簽訂茶葉貿易協議，契丹首先把茶葉介紹給俄羅斯人，爲後來的茶葉之路通往俄羅斯轉運歐洲奠定了基礎。吳越地區幾乎壟斷了茶葉商品交易，臨安天目山茶區是當時茶葉生產與貿易的貨源地之一。
南方的茶葉，溝通了兩個民族的經濟生活。吳越國和北方的契丹民族，構成了1000年前的國際茶葉貿易的兩端，是吳越國首先開創了北方這條茶葉之路。
1004年，北宋與契丹簽訂了“澶淵之盟”，北宋以茶爲貢幣支付給契丹。根據“澶淵之盟”，北宋同意開放北部邊界的五個永久貿易點。契丹王國則相應地開放三個貿易市場。茶葉、絲綢、瓷器和穀物屬於官方壟斷商品，茶葉則必須從有政府執照的吳越商人那裏購買。由於擁有有利可圖的執照，再加上地理和運輸優勢，吳越國商人與契丹國統治者一直保持着貿易往來，並不斷加強，政府官員也可以從中得到一定的紅利。
978年，吳越王國第五個統治者錢弘俶“納土歸宋”，吳越王國融入更爲廣義的、重新統一了的中國，可是，吳越地區通過發放(或買賣)執照，一直保持對鹽和茶葉關鍵商品的壟斷經營。這樣一個良好的運作體系，使得吳越地區至今仍保持着中國主要的茶葉貿易中心的地位。
三、北方茶路功利千秋
吳越國與契丹商品貿易主要有如下特點。
首先，南北方的貿易從唐代的以糧食、絹布爲大宗貿易商品轉變爲以茶馬爲大宗貿易商品,即北方主要向南方輸出羊馬等畜產品,而南方主要向北方輸出茶葉。變化的原因主要是五代十國時期茶產地與茶產量均比唐代有了較大幅度的拓展與提高,飲茶風習普及，促使茶葉消費量有了較大的增長。
杜文玉、周加勝《五代十國時期商業貿易的特點及其侷限性》對此歷史時期的茶葉經濟情況梳理得非常清晰：以茶產地爲例，唐代產茶州爲43個，而五代十國時期已經增加到61個州府。北宋統一全國後茶葉總數爲6085萬斤，大體相當於宋初全國的茶葉總產量。由於此時北宋建國不久，故這些數據實際上反映的是五代十國時期茶葉生產發展的情況。再根據《宋史·食貨志》記載的宋初各地茶葉官價，可以推算出宋初每年茶葉總價約爲1600餘萬貫，比唐代增加了一倍。當然這種推算只能得出一個大略的參考數據,並不十分精確。
早在唐代，一些民族就已流行飲茶,只是多限於社會上層,故所需茶貨數額有限。五代十國時期，北方少數民族飲茶風習逐漸由上層向全社會普及,遂使所需茶貨數額有了較大的增長。
其次,對外貿易商品的變化。在五代十國時期，海外輸入中國的商品主要是香料、珍寶、藥材、象牙等質輕價重的商品,這一點與唐代相比並無大的變化,所不同的是由於海上交通的發展,輸入量有了較大的增長。最大的變化在於中國對外輸出的商品種類,除了傳統的絲綢外,茶葉、陶瓷以及銅鐵製品等都成了對外輸出的大宗商品。如湖州所產的團餅茶,據宋《膳夫經》手錄：“自瀟湘而達於五嶺,皆仰給焉，雖遠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及廣西南部的一部分土地)之人,亦常食之。”說明中國茶葉已輸出到東南亞一帶。通過溫州、泉州、杭州等港輸出到朝鮮、日本的茶葉也爲數不少。
吳越國首開北方茶葉之路的意義重大。雖然唐時中國茶葉已傳至日本等國，但僅是作爲禮品贈送，或輸出茶籽，還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商業貿易。而吳越國是中國南部第一個和契丹建立正式貿易關係的獨立國家，茶葉對雙方的外交關係起着直接作用。正是由於吳越和契丹之間頻繁而又規模巨大的茶葉貿易，雙方都從中獲得了巨大利益，從而推動了經濟社會的進步，也爲後來的中國茶葉往北走向蒙古和俄羅斯，爲開闢亞歐茶葉之路，打下了至關重要的基礎。10世紀時，俄羅斯尚處於基輔羅斯(862—1240)時期。這個時期，操蒙古語的契丹人首先把茶葉介紹給俄羅斯人，契丹人是突厥—蒙古草原上茶葉貿易的關鍵人物。至17世紀，中俄之間展開了頻繁的茶葉貿易，史稱“草原茶葉之路”，始於福建武夷山，止於俄羅斯聖彼得堡，線路爲：武夷山、鉛山、九江、崇陽、咸寧、漢口、樊城、社旗、洛陽、晉城、長治、太原、大同、張家口、殺虎口、呼和浩特，經蒙古至俄羅斯的恰克圖，往西至伊爾庫茨克、烏拉爾、秋明、莫斯科、聖彼得堡。正是吳越國和契丹，爲今之中國往北、往西的“一帶一路”首開先聲。
契丹人不僅對吳越貿易有興趣，而且想從吳越那裏得到東南亞和印度洋的商品。吳越國則對和契丹王國及朝鮮貿易都有興趣。於是兩國間的貿易協定把南北的經濟體系聯結成了一個統一的整體。
吳越國與契丹之間的茶葉商貿發展，直接溝通了契丹文明與吳越文明，吳越的先進文化促進了北方經濟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當13世紀馬可·波羅到達杭州的時候，他宣稱：杭州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最爲精緻和高貴的城市，而這些都應歸於茶葉貿易等給杭州帶來的繁榮。
千餘年前，茶葉已成爲中國一大經濟產業，給中國，尤其是給東部沿海的吳越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正是發端於臨安的吳越國，爲中國茶葉首開北方茶葉之路進而開拓了亞歐國際貿易之路;正是發端於臨安的吳越國，爲“茶爲國飲、杭爲茶都”的成型積蓄了厚實的物質基礎，並推動宋代登上中華茶文化的高峯;也正是發端於臨安的吳越國，孕育了一批世界上最有開創意識的商業羣落，爲當時乃至以後整個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注入了長盛不衰的活力，功利千秋，福澤綿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