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朝以來，封建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是中央集權專制國家。到了明朝，這種中央集權的方式達到了頂峯，在中央官制上，朱元璋廢除了宰相制度，而代之以“私臣”治國的內閣制度。明朝的內閣制度是怎樣一種制度，又是如何運作的？歷來議論很多，所持的觀點也各有不同，很難形成一致的看法。
明初立國時，一開始朱元璋曾經沿用元代的制度，以中書省爲中央最高行政機構，設左右丞相總領政務，也即奉行歷代採用的宰相制。但是，在朱元璋看來，自秦漢設立宰相以來，雖然不乏有賢德的宰相，但多數是小人專權亂政，而且宰相權力過大就會危及到皇帝的權力。因此，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就借胡惟庸謀反一案，罷中書省，廢掉丞相職，並詔告天下說以後再也不許立丞相，如果有哪個臣子敢上奏勸皇帝重新設立，要處以重刑。從此，推行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在中國就告結束，皇帝集皇權、相權於一身。明代官員像 但是皇帝畢竟分身無術，精力有限，每天要處理如此大量的政事，是很難持久下去的。爲了保證皇帝權力不旁落，同時又便於處理政事，就不得不在政治制度上另想他法。爲此，朱元璋先是設立了四輔官，但不久就廢掉，洪武十五年，朱元璋開始仿照宋朝的制度，實行殿閣大學士制，主要是從翰林院等機構挑選文臣充任文淵閣、東閣、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的殿閣大學士作爲顧問，協助皇帝批閱奏章，隨侍左右，以資顧問。由於這些人都是飽學的儒生或低職的翰林官，位卑品低，最高的也只有五品官銜，不能參與國家政務的決斷，並且當時的真正實權部門六部的事務都是由各部尚書直接上奏皇帝的，不用通過這些大學士，就使得各種權力集中於皇帝一身。這樣一來，部分地解決了皇帝日理萬機的痛苦，使得朱元璋能夠更從容地處理國事。可是，這一制度也有缺陷，因爲事事都要皇帝親自決策，而缺乏一個有效的處理日常政務的中樞機關，不利於政令推行，所以殿閣大學士制實行時間不長就又撤銷了。從此之後，一直到廢丞相的二十三年之後，明成祖朱棣於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在殿閣大學士制的基礎上，對有關的缺點作了調整，重新恢復了這種體制，由皇帝本人親自挑選親信大臣進入文淵閣，參與政務。因爲文淵閣正好坐落於皇宮內延，所以稱爲“內閣”。至此，明朝的內閣制度正式形成，它成爲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常設機關。
明成祖時代的內閣其重要性也不是很突出，就好像一個機要祕書式的小衙門，其作用猶如現今的高級顧問班子或智囊團，而不是一個獨立的權力機關。因爲它既沒有專門的衙門，也沒有官衙印信，更沒有官員屬吏，最重要的是內閣不能直接統轄各部事務，僅僅是奉皇帝的旨意辦事。這一時期的內閣官員和朱元璋時代一樣，都出自翰林院，大多官員的官品不及五品。朱棣仍然嚴格遵守太祖朱元璋的祖訓，嚴禁閣臣過多幹預政務，對於有敢於過多幹預皇帝施政的，即使是出於忠君之心，也不輕易寬恕，爲此還處置了不少器重的閣臣。如明成祖時的第一個內閣大臣解縉，曾爲朱棣爭奪皇位立下過汗馬功勞，僅僅因爲敢於向皇帝直言犯諫，結果一度被貶下獄；另有一個黃淮，曾被朱棣視爲有遠見的大臣，也因此被下錦衣衛牢獄關了十年，直到朱棣死後才放出。
內閣權柄不重的情形到了仁宗、宣宗朝以後，經過長時間的積累，漸漸改變，開始突破朱元璋時的限定，演變成爲一個能夠決定國家大政方針、無所不包的中樞機構，這種情況的出現是與內閣官員身份的改變同步的。這一時期的內閣大臣們已經不再是以往那些低官職的小吏，因爲內閣長期處於皇帝身邊，對於朝廷的大事畢竟有很高的參與度，可謂位高權重，而如果官員的品秩不高，這就很難保證下面的大臣會老實地服從。所以，從明仁宗的時候開始，閣臣的官位越來越高，如明仁宗提升楊士奇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升楊榮爲太常卿兼謹身殿大學士，不久又都升任爲尚書。於是便出現了閣臣加太師太保，或加尚書、侍郎，但仍兼學士、大學士銜的情況，同時，內閣也開始有了獨立的官員屬吏和相應的辦事機構。從此，在內閣大臣之間，凡是居於首位的人，慢慢地又向着位躋三孤，權壓六卿的宰相過渡。這時的所謂“三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曾六居內閣，輔佐三朝皇帝，執掌了國家大政，皇帝的政令都由他們這些閣臣事先代擬詔令旨意，然後傳達下去，人們稱之爲“三楊用事，政歸內閣”。到了嘉靖年間（公元1522—1567年），上朝聽政的時候，大學士的排位班次開始列於六部尚書之上。可以說，內閣大學士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
明朝中葉以後，內閣之中還出現了首輔、次輔和羣輔的明確區別。首輔又叫“首投”，主持內閣大政，位極人臣，爲內閣首席閣臣，一切朝政皆歸其調度，次輔和羣輔都要聽其行事，不敢與之相爭。當時皇帝發佈號令的程序是，先由皇帝口述旨意，然後由宮內的司禮監的秉筆太監用硃筆記錄（稱批紅）後，交給內閣，再由內閣首輔按照“批紅”擬成詔諭（稱“票擬”，亦稱“條旨”或“調旨”，即用小票寫所擬之批答，以備皇帝硃筆批答）。很明顯，首輔的權力遠大於其他的閣臣。這種情況直到出現太監專權的時候，首輔開始聽令於內侍，其權力纔開始被削弱。嘉靖朝，夏言、嚴嵩等內閣首輔的權威很大，已成爲實際上的宰相，而內閣成爲了事實上的全國行政中樞機構。
隨着內閣的演變，內閣權力由輕而重，對明朝的政治活動有很大的影響。首先，內閣與中央機構中的六部的關係就必然要發生轉變。前面已經提過，按明朝官制，內閣與朝廷的大多部門沒有任何隸屬關係，六部分理天下事務，直接對皇帝負責，內閣大學士不許實際掌握六部事務。永樂時期，由於內閣初創，內閣官員品秩不高，和六部官員在一個層次上，矛盾還不是很明顯。但到了明朝中後期，自嚴嵩開始，內閣開始逐漸侵蝕六部的權力，特別是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時，他與皇太后及宮內的大太監馮保勾結控制了皇帝，使得六部的權力都歸於內閣，閣權一度凌駕於部權之上。這種改變明顯違反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祖制，又涉及到實際的權力爭奪，自然引起了六部的極大不滿，爲了各自的利益，內閣與六部之間形成了激烈的紛爭。當時，內閣官員經常利用所掌握的對官吏的考察任選權排除異己，如嚴嵩就將文武大臣的升遷操縱在自己手中，就連歷史上頗有清名的張居正，也經常利用考察官員之機，剷除異己分子。並且，內閣爲了把持朝政，壓制部、院，還經常勾結皇宮內的宦官一起對付政敵，結果助長了明朝的閹禍，這也是明朝宦官爲害深重的一個重要誘因。
可以說，明朝統治者爲解決宰相難題而設立的內閣，卻使得各官僚集團爭奪權力的鬥爭空前激烈，造成明朝黨爭異常激烈。明朝的黨爭，也就是官員結黨爲朋，互相攻擊。這其中，言官制度（主要是都察院及六科給事）是一個重要因素。言官們經常以朝廷輿論作爲自己的標榜，通過向皇帝進言勸諫，來影響皇帝對某一問題的看法。這一制度很受明朝皇帝的重視，因此言官就成爲了內閣與六部等鬥爭的打手，內閣和六部都極力籠絡言官，利用他們進行互相攻擊，如果遇到與自己政見不同的政敵，便授意言官羣起而攻之。從明朝中期起，這種爭鬥越來越激烈，到了明末更是形同水火，出現了“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是”的政治格局。
明朝的黨爭中以內閣之中的紛爭最爲激烈。按說，作爲飽受儒家文化的薰陶，以“仁、義、禮、智、信”自居的士大夫，應該以仁爲本，與人爲善，爲國效忠，但是在內閣制度下的殘酷的權力之爭中，弱肉強食，幾乎每個人都拉幫結派，培植自己的勢力，以自己的好惡爲準繩，對權力慾望的追求使他們變得冷酷無情，非要置政敵於死地而後快。從心狠手辣上講，這些內閣大臣們比文化不高的武將和不通文墨的宦官毫不遜色。按明朝官制，閣臣只能由三品以上的大臣通過共同推舉產生，而大臣一旦入閣，便可向上接近天子，向下傲視百官。在明朝，內閣並沒有定員定製，多時有七、八人入閣，少的時候只有三、四人或二、三人，特別是明朝中期以後有了首輔、次輔、羣輔之分，首輔位高權重，可謂一個人說了算，其他人只能參與討論，這就使得對首輔的爭奪更加激烈。爲此，閣臣們聯朋結黨，攀引門生，互相傾軋，採用各種伎倆來打敗競爭對手，其中嘉靖、隆慶、萬曆時期首輔之爭最爲激烈。嘉靖初年出現了所謂“大禮議”之爭，當時的首輔楊廷和因議禮的時候不符合皇帝的意見而失寵，次輔楊一清就趁機聯合張璁等其他官員扳倒楊廷和取而代之，張璁不甘心居於楊一清之下，又網羅黨羽，扳倒了楊一清，自己出任首輔，之後不久夏言又取而代之，很快嚴嵩又取夏言而代之。此後，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閣臣徐階暗中囑咐御史鄒應龍彈劾嚴嵩，徐階當上了首輔，然後李春芳、高拱又先後取而代之。再此後，徐階的學生張居正勾結司禮監太監取代了高拱，獨攬大權。張居正死後，也受到了百官的攻擊，慘遭抄家之禍。首輔之爭最殘酷的地方是，一個首輔的倒臺，必然要牽涉到所有的官員，或貶或升，造成政局動盪，黨禍不斷，國無寧日。
可見，明朝以內閣取代宰相加強皇帝中央集權的做法並未收到預想的效果，圍繞着內閣與各方的糾葛，帶來的反而是明朝政治的混亂，最終導致了統治集團的分崩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