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古代皇帝權力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古代皇權真的是至高無上的嗎?
我們經常看到電視劇裏，哪個大臣敢頂撞皇帝，皇帝一聲令下“拖出去斬了”大臣就人頭落地，好像皇帝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想殺誰就殺誰?事實真是如此嗎?
要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先看兩個明清時期的大案：
第一個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楊乃武與小白菜通姦案》
光緒三年(1877年)浙江官場因爲楊乃武案發生地震，牽連官員從縣到省竟達三百人。楊乃武案放在晚清的大背景下就是一個地方官陷害一個老百姓，官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就過去了。但它奇就奇在不僅驚動了慈禧太后，而且還是慈禧發懿旨讓重審的情況下，地方官竟然還堅持把冤案辦成鐵案，最後的結果也只是撤職查辦，竟無一人獲死刑。
浙江餘杭舉人楊乃武因得罪了當地縣令劉錫彤，被劉誣陷與家中幫工葛品連的妻子畢秀姑(人稱小白菜)通姦殺夫。
餘杭縣衙門雖然連番嚴刑逼供，但楊始終不肯招供。劉錫彤自恃朝中有人，便把案情上報了杭州衙門，並且賄賂了杭州知府陳魯，杭州衙門複審時，不待楊乃武與小白菜置辯，馬上就大刑伺候，跪釘板、跪火磚、上夾棍，楊乃武死去活來，終於誣服畫押。
陳魯即據犯人供詞及人證甘結定案，按律擬罪：畢秀姑凌遲處死，楊乃武斬立決。只待走完後面繁複的程序，便可處決。
楊乃武的妻子和姐姐楊菊貞不服，上京告上了御狀。在大學士翁同龢的幫助下將此事上報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下達懿旨要讓浙江巡撫楊昌濬會同刑部重審。
重審沒有動刑，於是楊乃武與畢秀姑當庭翻供，畢秀姑還供出她被劉錫彤之子劉子翰姦污，被何春芳(餘杭縣收糧官)調戲……這次“三堂會審”的各級官員都表示，牽連這麼廣又愛惜烏紗帽的重審官員，紛紛心照不宣的推遲結案。
光緒元年四月，楊昌濬對奉命提審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的浙江學政胡瑞瀾表示“抖出去，這可就是塌方式腐敗了，都抓了誰來幹活呀”，胡瑞瀾表示那你說怎麼辦?楊昌濬即刻推薦了寧波知府邊葆誠(劉錫彤姻親，楊昌濬老鄉)協助再審，面對白花花的銀子和估計應該已經不成人形的楊乃武與畢秀姑，本着破罐子破摔，會審時楊乃武雙腿被夾斷，畢秀姑慘遭重口裏番劇情，再次屈打成招。
當時的報紙《申報》報道了這次重審之後，舉國輿論譁然，士紳們怨氣很大。
於是，楊乃武好友汪樹屏等30餘名浙江籍舉人、生員再次聯名向都察院以及刑部控告：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中，浙江從縣一級政府到欽憲七審七決，都是靠嚴刑逼供、屈打成招，官官相護，濫殺無辜，瞞上欺下，這天下是大清的天下還是劉錫彤的天下了?
翁同龢、夏同善直接向慈禧太后表示：“此案如不平反，則浙江將無一人肯讀書上進矣”——這個時候，光緒的老師翁同龢拱了一次最大的火。翁同龢授意御史王昕上奏：楊昌濬，胡瑞瀾爲什麼如此膽大包天?實在是因爲地方官員朋比爲奸，欺負朝廷是孤兒寡母。
慈禧：......
光緒三年(1877年)二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以光緒帝的名義頒佈平反諭旨宣佈楊乃武與小白菜無罪。但死罪可平反，活罪難逃，你楊乃武和小白菜不守婦道、不知避嫌，該打。楊乃武獲仗100，小白菜獲杖80。以劉錫彤爲首的一干浙江地方官員，全部判處流放、革職查辦。楊昌濬雖被革職，但日後左宗棠保舉，再任浙閩總督。
第二件大案《唐閏山奪妻案》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大明王朝也發生了一起大案，涉案的官員包括兵部尚書、刑部尚書這樣的大員盡數被誅。令人側目的是，這起轟動全國的大案起因竟是一則小小的民間婚姻糾紛。
事發地位於洪洞縣(今山西臨汾洪洞縣)，一個叫唐閏山的兵痞子向洪洞縣令狀告一位叫姚小五的人，聲稱姚小五搶走了本該屬於自己的媳婦史靈芝。
案發時，史靈芝已經嫁給姚小五多年，小夫妻倆幸福地養育了三個孩子，姚小五明媒正娶史靈芝，唐閏山憑什麼敢向官府聲稱史靈芝屬於自己呢?原來，唐閏山的哥哥很小時候和史靈芝訂了娃娃親，但幾年後唐閏山的哥哥就去世了，史靈芝長大後也就改嫁他人。唐閏山理直氣壯在於，根據元代傳下來的風俗倫理，哥哥死後，弟弟有權“繼承”守寡的嫂子，因此，史靈芝自然就算自己的媳婦。事情不難弄清楚緣由，難在怎麼判，遵從弟娶寡嫂的舊俗還是尊重姚小五史靈芝的婚姻事實?值得一提的是，唐閏山作爲一個兵痞到兵部鬧騰了一番，最後兵部給洪洞縣下了一個命令，要求洪洞縣將史靈芝作爲軍屬送給唐閏山。洪洞縣令不敢違抗兵部指令。
姚小五這下不幹了，好端端的媳婦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歸屬他人，他決定告狀，層層上告!案子一直到刑部，當時的刑部尚書也刻意維護這種陋俗，維持了原判。事情最終直達天聽，明太祖朱元璋親自過問案情，他責問刑部尚書爲什麼維持原判。王刑部尚書卻拿武則天與李世民故事舉例說了一通歪理，甚至話裏話外還指責皇帝多管閒事。這下把朱元璋徹底激怒了，一幫渾蛋!於是，從洪洞縣令到兵部尚書、刑部尚書，凡是涉案的官員，全部斬首。
看了這兩個案子，你是不是也疑惑，爲什麼明太祖斬得，清太后就斬不得呢?朝代誕生初期和後期皇帝的權力是否一樣呢?
皇帝與文官集團的矛盾
作家胡恆說過一句名言“皇權不下縣”，這句話精準地表達了皇權的侷限性。古代交通不方便通信不發達，地方的實際情況沒法快速反應到中央，所以實際的統治階級是地方官而不是皇帝，而官僚可以讓皇帝變成“聾子瞎子。
隋唐以前是典型貴族政治，這些貴族子承父業，壟斷了權力，皇帝要做事，還要徵求他們的支持。到了隋朝隋文帝楊堅創立了科舉制纔算是打破了貴族壟斷權力的壁壘。
隋煬帝楊廣繼位後，從他三徵高麗，修大運河可以看出他是想做事情的，皇帝想做事情必定會動既得利益集團的蛋糕，當時的既得利益集團就是支持楊家的關隴貴族，楊廣一看不行啊，朝廷的控制權都在這幫人手上，自己很難做事，於是他想了兩個辦法：一個是科舉制，培養自己的勢力打破權利壟斷，二是下揚州拉攏江浙貴族。朝廷的那些權貴一看這不能忍，我們把你當大哥你居然想找人替代我們，加上隋煬帝三徵高麗修大運河早就民怨沸騰，於是貴族集團乾脆推翻了楊家換上了李淵家族做代理人，李家和楊廣還是親戚。提起底換的只是代理人，既得利益階級還是舊貴族。這樣的權力結構就是朝廷不是皇帝的一言堂，事情大家要商量着來。這種政治格局一直到了唐代後期，安祿山之亂和黃巢起義，舊貴族被清洗乾淨，權利結構才重新洗牌。
到了宋代，鑑於漢朝和唐代曾出現嚴重的藩鎮割據局面，對於武將參政，宋太祖總是有些顧忌和不信任。爲了王朝的長治久安，宋太祖對文官更加器重，採用了文官治國的行政管理方式。科舉制度成爲廣大士人羣體進入統治階層的重要通道，但一個家庭要培養讀書人是需要大量資源的，有時候甚至是一個鄉的資源去培養一個讀書人，這也就導致了考中功名後，要肩負起爲家鄉父老“謀福利”的事情，古人說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描述的就是這種狀況。
謀福利免不了貪，貪就需要和政治上的夥伴抱團取暖，這也造就了文官利益集團。他們把控着朝政，管着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甚至是生死，他們決定着王朝的興與亡，他們纔是是國家真正的控制者。
文官集團的權力加大就意味着皇權的削弱，此消彼長，這也是後面君臣矛盾的導火索!
具體可以從下面四件事以小見大：
1 政治上的妥協
明代萬曆年間，文官集團早已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常常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摒棄個人的意志。萬曆即位時，新皇帝由於缺乏執政經驗，需要廣大文官集團的輔佐。身居首輔的張居正同時又是萬曆的老師，年輕的神宗(即萬曆皇帝)對張居正十分尊敬和信任。
張居正力圖改變官僚機構作風，提高行政效率，要求十分嚴厲，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重新丈量土地，增加稅收充盈國庫，這項措施觸及到了官紳階級的利益，引起文官集團的抗拒和埋怨。在其死後，文官集團的一些人便開始進行大清算，說其驕奢淫逸，又說其謀權謀朝篡位，並在地方搞暴動，迫於文官集團的壓力，萬曆皇帝最終選擇妥協，停止改革，並對張居正進行了徹底的清算抄家鞭屍。
2 家事也不是你說了算
如果說張居正事件是政治上的妥協，那麼皇帝的家事也不是由他說了算。
如立儲之事，萬曆偏愛皇三子朱常洵而不喜皇長子朱常洛，所以他想立朱常洵。大臣們容身“立嫡立長”的祖宗禮制，一步也不退讓，就是要萬曆立朱常洛，雙方就圍繞着這個問題鬥爭了15年之久。最後，首輔申時行和二輔許國相繼離職，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萬曆最終向文官集團妥協。
3 出去旅遊也不行
皇帝不僅在政治家事上面妥協，甚至連去哪兒也會被文官集團鉗制。明武宗正德皇帝個性極強，精力充沛，富於冒險精神。在位時經常離京，有時甚至一個月都不回來，並有一次御駕親征的經歷，他的這些逾矩舉動經常招致文官集團的不滿和勸阻。面對羣臣的上疏諫阻，武宗不回覆、無視之，繼續我行我素。當武宗準備南巡時，君臣矛盾爆發。此前已有數名官員上奏抗議，爲了抵制皇帝出巡，一百多名官員決定跪在午門外勸阻皇帝此次出巡，最終爆發廷杖事件。一百多位大臣受到廷仗之刑，11名官員被當場打死。付出了11條人命的代價，這次南巡最終被官員們制止了。這種廷杖之刑，像是君臣之間的意氣之爭，更像是皇帝爲了維護自己威望的無奈之舉。
4 太監專政
明代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太監權力過大，他產生的原因也在於皇帝爲了制衡文官集團加強自己的權利，用宦官去削弱文官集團的權力。相當於皇帝的黑手套，皇帝不能做的事情他們可以做。太監沒有親戚朋友，所以他們無法結黨營私，能夠認真執行皇帝意識，不會像文官一樣形成利益集團。如果文官集團不聽話皇帝可以直接指揮宦官繞開文官集團做事。這也造就了明代的太監能文能武，我們熟知的鄭和也是太監。崇禎皇帝即位後第一件事就是殺掉魏忠賢，結果就是指揮不動文官集團，這也爲後面明代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一個王朝建立之初領袖創造制度，隨後制度創造領袖。
新王朝剛剛建立，需要領袖的強大的權威讓上下團結一致，建設新王朝創造制度。隨後制度創造領袖。
自漢武帝“”罷莫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就成了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而天子作爲國家最高統治者，就必須做出表率維護這項制度可持續性。
在古代，維護儒家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要方式是禮，所以皇帝的行爲必須在這個框架下。因爲皇帝個性行爲很可能破壞體制，所以文官集團纔不斷打壓不適合儒家主流意識形態的種種行爲，就連皇帝的行爲也不例外。所以我們印象中無所不能的皇帝，不能立心愛的女人爲皇后、喜歡的兒子爲太子，甚至死後都不能和心愛的女人長眠，最後只能選擇以消極怠工長達28年不上朝的方式與文官集團對抗。
看到這裏大家肯定有一個疑問，如果皇帝權力這麼容易被制約，那爲什麼漢武帝康熙可以讓所有人都聽話?
其實皇帝權力的大小也分人但像漢武帝康熙這樣的猛人幾千年纔出來幾個，想要絕對的權力還需要天時地利人和以及超高的政治技巧，如萬曆皇帝的爺爺嘉靖帝天天修道，都能把文官集團玩弄於鼓掌之中，原因在於他精通帝王的“術”。分化與制衡這是帝王常用的手段，但如何把“術”用好，就很考驗皇帝的水平了。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嚴嵩所代表的“嚴黨”和徐階張居正代表“清流”之爭。嘉靖不瞭解嚴嵩貪嗎?他是瞭解的，但留着他的作用是因爲嚴嵩明白自己的價值，他能幫皇帝完成皇帝想做的事，所以這也是很多領導喜歡聽話的員工的原因。嘉靖和嚴嵩的關係就相當於乾隆與和珅，他們都需要在文官集團裏有一個能辦事的白手套，而這些“清流”集團是做不到的。但嘉靖也不會讓嚴黨無限壯大，所有一邊重用嚴嵩一邊提攜徐階，當嚴黨做的過頭了他就會借“清流”之勢敲打嚴黨，當清流對嚴黨造成威脅的時候他又會站在嚴黨這一邊，互相敲打，相互制衡，至於誰好誰壞，這對於他來說並不重要。
爲什麼明太祖斬得，清太后就斬不得呢?
在王朝建立之初，領袖伴隨着極高的威望，這個時候皇帝的權力是最大的。朱元璋當時手握兵權，而且是採取拉一派殺一派的方法，自然不會激起激烈的反抗。
那麼就會衍生出另一個問題：“爲什麼開國皇帝都會殺掉曾經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呢”?這個其實是歷史的必然，不論劉邦殺韓信還是朱元璋殺藍玉目的都是一樣_“削藩”。國家要想團結安定就必須剷除以功臣自居高級將領，他們手握重兵，對國家安全威脅是極大的。而且削藩這種事還必須是開國皇帝做，建國初期還未形成利益集團，這個時候分化瓦解是最優解，如果留給後面的繼位者，將是極大的麻煩。如建文帝，削藩最後的結果就是朱棣造反自己去當和尚了。不過對於老百姓來說殺功臣這種行爲也不算壞事，因爲任何功績特權階級都是建立在剝削之上。
說的有點遠，回到爲什麼明太祖斬得，清太后爲什麼不能斬的問題上?
楊乃武和小白菜的結局要放在黨爭的背景下來看。太平天國被湘軍剿滅之後，湘軍的勢力壯大了好幾倍，對朝廷造成威脅。當時著名的”刺馬案”就是慈禧不滿湘軍日益壯大，派心腹馬新貽任兩江總督，來削弱湘軍的勢力，結果上任不到兩年就被一個平頭老百姓刺殺了，朝廷欽點的一品大員說殺就殺。慈禧雖然瞭解是湘軍乾的卻也無奈，湘軍此時已成尾大不掉之勢。
楊乃武案對慈禧來說原本只是一件小事，但因王昕上奏的那句：楊昌濬，胡瑞瀾爲什麼如此膽大包天?實在是因爲地方官員朋比爲奸，欺負朝廷是孤兒寡母。
意思就是湘軍太猖狂了，明顯是欺負皇帝勢弱。這句話慈禧當然不能忍了，如果不處理，皇權的權威何在?
但是讓人不解的是這件小小的案子，讓不少浙江官員如此上心，真的是爲了正義?原因其實在於浙江很多官員是原湘軍系統的，如楊昌濬是左宗棠的人。而浙江是科舉大省，朝中不少官員是浙江籍，兩幫人不對付。因此慈禧看準時機借楊乃武一案拉一派打一派，但又不能做的太過，還要維持兩派的平衡。所以慈禧的處理手段就很微妙了，既不能殺，又要挽回中央的面子，所以只能先革職後面又官復原職，至於楊乃武案對他們說重要嗎?
一個朝廷有幾十萬大大小小的文官，他們管着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他們纔是國家興與亡的實際決定者。但對於這些文官集團來說，朝廷是皇帝的朝廷，敗不敗關我何事，不如撈點實際的好處至於史書怎麼寫，自有皇帝背鍋。當這些文官變成了既得利益集團，當他們把個人利益凌駕於國家之上，那麼這個王朝也就走到盡頭了。縱觀歷史王朝的潰敗都是源於內憂而非外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