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野獲編》是明朝文學家沈德符編寫的史料，屬於“雜史”類目，對研究明朝歷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我國傳統的圖書分類方法(四部分類法)之中，於史部收書歷來十分龐雜，其中不進進包括官修的正史，也包括各種各樣的私修雜史、野史、史抄等等，它們的存在是並列的關係而無高下之分，甚至於它們的存在一方面爲正史提供左證與材料，另一方面也可以揭開一些被正史所隱藏的祕密。《萬曆野獲編》是明代後期浙江嘉興的大文學家沈德符所做之一部筆記，便被《明史·藝文志》收入到史部下的“雜史”類目當中。那麼，這部明人筆記有着怎樣的史料價值呢?
首先呢，我們可以初步在《萬曆野獲編》的文獻方面做出簡要的搜整。據桐鄉錢枋所做序中稱：“今此編，上自宗廟百官，禮文度數，人才用舍，治亂得失;下及經史子集，山川風物，釋老方技，神仙夢幻，閭瑣語，齊諧小說，無不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僞。”顯然，沈德符此書內容豐富，體量龐大，且多有發微，以至於到事多猥雜之地步，這也就在一定意義上增加了《萬曆野獲編》文獻搜整的難度，今以清道光七年姚氏刻本同治補修本爲通行本，中華書局亦有校勘，爲三十卷本補遺四卷，但其版本決然不至於如此簡單，《明史·藝文志》載“沈德符野獲編八卷，一名萬曆野獲編，以多記萬曆事也，別本二十四卷”就足以說明問題，況且此書刊刻極少，由明逮清幾乎不可見其有大量之刊刻，那麼主要的流通就通過抄本進行，桐鄉錢枋直言據朱彝尊舊抄本錄爲三十卷，然朱抄本絕不至爲三十卷本，那麼就應當是在抄本流傳過程中次序顛混、重新定卷的緣故，此書於今歷經喪亂，古本難見，所以我們只能以通行本——即道光時期姚氏刻本——來定標立格，確定此書之價值，而要言說《萬曆野獲編》的史料價值，我認爲基本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來談：
其一，從《萬曆野獲編》的體裁內容入手來看，沈德符出身仕宦家庭，其祖其父都是科舉出身而爲史官，並且家有“萬書樓”藏書樓，這無疑給沈德符留下了極爲廣闊的政治視野與文史基礎，因此《萬曆野獲編》雖是名稱野史，彷彿是小說家的聊以消愁的戲謔之言，然而真正與軍國政治、典章制度切實相關的內容佔到了70%以上，佔據絕對支配性的地位，因此我們可以斷言《萬曆野獲編》絕非街談巷語，道聽途書，它的創作是非常嚴肅而又認真的。我們可以看到清代大量書籍都對其有所引述，這顯然證明了此書內容來源的踏實可靠。
其二，作爲野史意義上來講所具有的極高的價值，《萬曆野獲編》的價值是毋庸置疑的，清初文壇盟主朱彝尊在《靜志居詩話》中已經有了這樣明確的評價：“事有左證，論無偏黨，明代野史未有過焉”，這說明了它在有明一代的野史中的分量與地位，同時，在明代官修史書避諱嚴重，史官極意曲筆的情況下，沈德符與當時的諸如李攀龍、王世貞、朱國楨等人，都懷有着私修國史的史家責任，並以此來補正史官修的紕漏。這一點孫衛國先生已經有所提及，他們都懷有着修當代國史的理想，王世貞由此而創作了《嘉靖以來首輔傳》(又稱《嘉靖以來內閣首輔轉》)只是沈德符沒有表現的像王世貞那樣的明顯罷了。在這樣的條件下，《萬曆野獲編》成爲了正史以外的一個重要的參考數據，從本書之中，我們足以見到一些因避諱曲筆而完全看不到的東西。
其三，基於沈德符所處的時代，乃是明王朝極王而厭、由盛轉衰的萬曆時期，國家內憂外患逐漸暴露，文人的經世致用的思想頗爲濃厚，他們着史的用意多爲矯枉時弊，注重實務，因此《萬曆野獲轉》的書寫並不應當以作者文學家的身份就磨滅其客觀性與政治理性，事實上，《萬曆野獲編》已經足夠表現出沈德符繼承“弇州之學”史以資學、史以養學的一面，從而體現出了豐富的歷史價值與史料價值。
從這三方面來講，我們看待《萬曆野獲編》的角度就應當有所確定，即他絕非是無可依憑的小說野史家言，它其中蘊含着豐富的史料價值，等待着我們去發現與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