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亂世到來之際，涼州系的軍閥可謂是獨領風騷。他們是如何入主中原，又爲何能對時局產生重大影響呢?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這其中，鎮壓黃巾軍起義的名將皇甫嵩;謀逆廢帝、殘暴不仁的董卓，包括其“繼任者”——禍亂長安的李傕、郭汜;亦或是關隴羣雄之首馬騰、韓遂，乃至後來興兵的馬超，都有過涼州出身、治兵的背景。
這些涼州系軍閥爲何在巔峯時期四分五裂，最終亡於內鬥?其實，這都離不開兩漢王朝對於涼州的經營策略以及東漢末年特殊的時代背景。
一、涼州系軍閥的興起與上下分野
涼州，古時稱雍州。西漢武帝時，爲避免羌胡雜兵劫掠邊地百姓，漢武帝設十三刺史部時，特劃分出涼州。
據《後漢書·西羌傳》記載：“及(漢)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渡河、涅，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
顯而易見，漢朝之所以設立涼州，便是爲了“隔絕羌胡”。因此，在涼州設立的初期，西漢的涼州刺史大多對羌胡之人恩威並施，有效緩和了羌胡與漢族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然而，東漢中期以後，因爲豪族興起，中樞對地方的掌握愈發變弱，導致涼州內外的羌胡之人，屢遭地方豪族與官吏的盤剝。
於是，羌胡之人開始反抗，並數次擅殺官吏。短短十餘年時間裏，東漢王朝便鎮壓過數十次的羌胡暴亂，併爲此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前後花費，更是高達“八十餘億”錢。涼州系軍閥的誕生與崛起，便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產生的。
一方面，是涼州戰亂不休，從而滋生出了一大批以軍功起家的地方武將;而另一方面，在長達數百年的交融與碰撞中，羌胡之人的風氣深刻影響到了涼州，他們久居邊僻之地，“習於夷風”，也變得好勇鬥狠、崇尚強者。
在這樣的環境下，涼州系軍閥的戰力能力，得到了極大鍛鍊。這也是他們能在中原橫行一時的主要原因。然而，根據出身背景來看，涼州系軍閥之中，又有明顯的區分。在治兵涼州的初期，東漢朝廷曾大量任用關東士族出任地方太守，以達到壓制地方豪族重新崛起的目的。
從建武(光武帝年號)中後期到延熹(桓帝年號)初期，由涼州本地士族出任太守的人，僅有7人而已，佔總數的十分之一;反觀關東士族，出任涼州太守接近20餘次。此舉固然在某種程度上壓制了涼州豪族的發展，但也讓涼州總體的軍事實力不盡如人意。爲此，朝廷開始在各地選拔經略武將，並將部分權力置換給了當地的豪族或武將。
至東漢後期，段熲、皇甫規、張奐等武將，開始名震涼州。曹魏謀士賈詡年輕時，曾路遇劫匪。情急之下，賈詡謊稱自己爲段熲外甥，這才逃得一命。這件事，也體現出了：如段熲、皇甫規這樣的戍邊名將，在涼州地方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與威望。
此時，涼州系軍閥已經崛起，並在東漢朝堂之上佔有相當地位。東漢末年，黃巾軍起義，朝廷同樣依仗了涼州系軍閥的力量。鎮壓過黃巾軍的主要將領皇甫嵩，便是皇甫規之侄。在此期間，原本屬於涼州系軍閥部署的中下層武將，因爲討賊有功，也開始露出了崛起的苗頭，如董卓、馬騰等人，這是不同於戍邊大將的另一個武將羣體。
據《三國志·董卓傳》注引《吳書》記載：“胡嚐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闢卓爲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幷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隗闢爲掾。”
憑藉平定西羌的戰功，以董卓爲代表的中下層涼州武將，得到了地方長官的認可和讚賞。短短几年時間裏，董卓在豪族的推舉下、長官的賞識中，一躍成長爲涼州新一代的武將頭目。與以往的戍邊名將不同，董卓這一代的涼州武將，不僅缺乏對於漢室的忠誠，也更加崇尚“強者爲王”的粗猛暴力手段。
二、涼州系武將是如何走向政治舞臺的?
在地方上的雄起，讓涼州系武將已經擁有了干預時政的基本條件。他們暗暗蟄伏在涼州，不斷積蓄着實力，等待着一個最佳時機。
據《後漢書·何進傳》記載：“(進)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並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
自兩漢以來，外戚與宦官的爭鬥屢見不鮮。桓、靈二帝在位時期，更是大肆任用宦官，掀起黨錮之禍。外戚出身的大將軍何進，爲了對抗宦官，徵辟了不少公族子弟入府。其中，便包括門生故吏遍佈天下的袁氏兄弟倆——袁紹與袁術。
在袁紹的建議下，何進謀誅宦官，並召集四方猛將，分別爲王匡、喬瑁、董卓與丁原。這四人中，王匡是何進府吏出身，最值得信賴;喬瑁則是太尉喬玄族子，也是清流名士，與袁紹同出一派。
據《三國志·公孫瓚》注引《典略》：“紹專爲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
可見，丁原雖然是幷州刺史，但從公孫瓚後來討伐袁紹所作的檄文中，不難看出丁原與袁紹早有勾結。唯獨是董卓，與何進、袁紹並沒有關聯。既然如此，他們爲什麼能放心董卓進入洛陽呢?難道他們不怕董卓反過頭來支持宦官嗎?這種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
因爲涼州系武將與宦官之間，也有很深的嫌隙。東漢中後期以來，涼州吏治癒發腐敗，他們盤剝州郡、橫行鄉里、魚肉百姓、奴役羌胡，早就引起了當地武將的極大不滿。此時，宦官當道，來到涼州撈取“油水”的，都或多或少與宦官有些關係。在這樣的背景下，涼州武將便將宦官視作禍國殃民之根源。
比如東漢名將傅燮，向來對宦官頗爲反感，他曾上疏道：“臣聞天下之禍, 不由於外, 皆興於內。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又如涼州名將蓋勳，在面見漢靈帝時，同樣將天下大亂歸結於宦官亂政。此時的涼州武將，代表的是朝廷利益，其忠誠度能夠保證。因此，當面對污濁朝堂之時，他們敢於直言進諫，將矛頭直指宦官。
正因如此，不少涼州武將都遭到了宦官的貶損與排斥。
據《後漢書·皇甫規傳》記載：“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豫。”
不止是皇甫規，就連他的侄子，平定黃巾賊的皇甫嵩，在立下大功，名震天下以後，同樣沒能得到功臣的待遇。原來，皇甫嵩在征討張角的過程中，意外發現了中嘗侍趙忠的住宅超過了規定，便向朝廷揭發了這件事。趙忠懷恨在心，便誣告皇甫嵩虛報戰功。
另一個宦官張讓，曾向皇甫嵩討要五千萬錢，被拒絕後，惱羞成怒，便與趙忠一起進讒言，聲稱皇甫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漢靈帝聽信讒言，“秋征還，收(皇甫嵩)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
遭遇冷落之後，皇甫嵩後來雖然還有討賊之功，卻早已心灰意冷，失去了對待漢室的忠誠和熱血，於是就此隱退，鮮少參與朝政之事。自此，以皇甫嵩爲代表的涼州戍邊武將反而漸漸淡出了朝堂;而代表了涼州豪族與中小武將利益的董卓，卻成爲了新一代的涼州系軍閥。
袁紹、何進等人的錯誤，便是將董卓與皇甫嵩等人一概而談。在當時的背景下，以皇甫嵩爲首的涼州武將，本就是朝廷命官出身，忠誠度無需多言，而且他們也更加反感宦官。如此一來，他們自然會主動與何進、袁紹配合，共誅宦官。反之，以董卓爲首的新一代涼州武將，則是久習羌胡之風，不僅忠軍意識淡薄，又更加貪慕自己的政治利益。
董卓雖然也參與了屠殺宦官的行動，但他是爲了防止宦官繼續執政，阻礙到自己的政治訴求;如果換做皇甫嵩等人，恐怕會一心一意聽從袁紹等人調遣。可惜，沒有這麼多如果。機緣巧合之下，還是董卓得到了何進詔令，名正言順進入洛陽，從此掀開了涼州軍閥干預朝政的序幕。
三、涼州系軍閥快速覆滅的根源所在
董卓的死，是涼州系軍閥覆滅的導火索之一。然而，恐怕董卓也沒想到，他被呂布殺害之後，原本兵強馬壯的涼州系軍閥，會在極短時間內便四分五裂，除極少數人全身而退之外，其餘主要將領，皆死於非命。
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所在，主要以下兩個方面：
①涼州武將寡於學術，無法被中原士族真正接納
據《後漢書·董卓傳》記載：“(卓)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摧用羣士。”
董卓爲人雖然粗猛，卻粗中有細，精於籌謀。在衆多涼州武將之中，董卓出身較好一些，乃是小官宦之家。有此經歷，董卓也深知中原政局未來之走向。地士族者，可安掌朝局。
爲此，董卓掌權之後，先後提拔、任用了不少名士爲官，蔡邕、袁紹、孔融、劉表等大名士，都得到了董卓的禮遇，並被委以重用，“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然而，這些名士對於董卓的“好意”，並不在意。
又據《三國志·董卓傳》記載：“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諮、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
可以看到，被董卓任命的這些地方名士，在赴任之後，反而紛紛掉轉了矛頭直指董卓。這說明，董卓收買人心的舉動並沒有完全成功。之所以如此，還是因爲以董卓爲首的涼州武人皆“寡於學術”。朝廷開恩科，選拔經學大家入仕。於是，東漢士族注重經學，天下學子也向往經學致仕。他們“激揚文字，互相題扶”，通過“交流學術”來增進彼此之間的關係。
反觀涼州系武將，出身邊僻之地，少於經學，寡於學術，又久習蠻夷之風，行殘暴不仁之事。這些行爲與價值觀，嚴重刺激到了中原士族的感官。
②董卓、牛輔死後，涼州軍羣龍無首，內訌不斷
涼州系軍閥本以董卓爲首，牛輔次之。可在此二者死後，涼州系軍閥因爲羣龍無首，開始各自爲戰。首先，是李傕與馬騰、韓遂大交兵。馬騰雖然敗北，卻返回了隴右，整合了原本的涼州地區。如此一來，剩下的涼州系軍閥有家不能回。
後路斷絕，便意味着涼州系軍閥只能在中原遊蕩，他們或被收編，或被鎮壓，但大多數人皆不受中原士族接納，最終死於非命。其次，牛輔部曲與董卓部曲之間的矛盾。樊稠、楊定、徐榮等人，本是董卓部曲;而李傕、郭汜、張濟、賈詡爲牛輔部曲。在董、牛二人死後，他們之間的部曲也互相混戰。
徐榮投靠朝廷，卻被同僚出賣，最終戰死沙場;樊稠一開始隨同李傕、郭汜等人回攻長安，後來卻因爲與韓遂不清不楚，遭至李傕襲殺。之後，李傕、郭汜也因爲“家有賢妻”，開始互相猜忌，最終大打出手。漢獻帝見此機會，成功實現東歸洛陽機會。
李傕、韓遂失去“底牌”，最終淪爲各路軍閥進攻的對象，短時間內便被攻殺，草草離開了歷史舞臺。昔日馳騁中原的涼州武將，終於因爲自身底蘊不足，成爲天下人唾罵的對象，可謂時也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