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83年，前秦伐晉，於淝水與東晉北府軍交戰，大敗，前秦八十餘萬大軍折損至僅剩十萬，元氣大傷。可奇怪的是，東晉此後對北方的軍事行動十分有限，戰績也乏善可陳，直到二十一年後的劉裕北伐，東晉才收回洛陽，直抵長安。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使東晉未能趁淝水之戰大勝之勢挺進中原恢復故土呢?
一、淝水之戰後東晉與北方政權的對峙情況
淝水之戰後東晉的確採取了一些積極的反攻措施。《晉書·孝武帝紀》載：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春正月龍驤將軍劉牢之克譙城。車騎將軍桓衝部將郭寶又攻取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前鋒都督謝玄擊潰苻堅將兗州刺史張崇於鄄城。太元十年(公元385年)春正月，蜀郡太守任權擊敗苻堅守將奪回益州。可見淝水大勝後，東晉收復了淝水之戰前被前秦佔領的一些州郡。局面看似一片大好，如此挾淝水大勝之勢一統天下似乎也順理成章。
但奇怪的是太元十年之後，東晉政權對北方的大規模用兵就似乎停止了，且史傳中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戰事多爲前秦崩潰後北方割據政權互相的征伐。彷彿東晉政權在淝水戰後取得了些許優勢便沒有動作了。這不禁令人生疑，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東晉政權未能進一步擴大淝水之戰的戰果?
二、東晉末年政治局勢與陳郡謝氏尷尬的政治地位
淝水一戰，功勞最大者莫過於陳郡謝氏一族，東晉最爲精銳的北府軍也被謝安、謝玄、謝石等人掌控。以理度之，剛剛指揮完淝水大勝的謝安、謝玄等人也是繼續指揮北伐的最佳人選。淝水之戰勝利後謝安本人也確有此意。《晉書·謝安傳》載：“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荊、司、豫、徐、兗、青、冀、幽、並、寧、益、雍、樑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可見謝安的確打算收復中原，完成統一。
但東晉末年微妙的政治局勢使他步履維艱。一方面，陳郡謝氏遭受到了皇族的猜忌。當朝的東晉孝武帝亦非懦弱無能的庸主。雖然史籍大多對其評價不高，但相較於前代他在位時強化了皇權與司馬氏宗室的實力。其中尤以重用司馬道子，使其與謝安共同擔任錄尚書事，制衡謝安爲其主要手段。孝武帝對以謝安爲首的陳郡謝氏多加提防，採用各種手段控制謝氏家族。這樣緊張的君臣關係，使謝安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處理與皇帝的關係。
其次東晉末年的政局中並不僅僅存在着門閥大族與皇權之間的矛盾。士家大族之間也有各種衝突。謝安任相之前，以桓溫爲代表的譙國桓氏掌權，一度妄圖代晉稱帝。不過，桓溫篡權的一系列程序被謝安等人拖延，最終桓溫被拖到病死，譙國桓氏代晉之舉終功敗垂成。但桓溫雖死，其龐大的宗族勢力仍在。淝水之戰前，由於前秦巨大的軍事威脅，譙國桓氏選擇與陳郡謝氏合作共同對抗前秦。但淝水之戰後前秦的威脅驟減，譙國桓氏與陳郡謝氏的矛盾也再次浮出水面。
謝安此時可謂是步履維艱，倘若北伐成功，立下如此不世之功必然功高震主;倘若北伐失利謝氏威名受損，桓氏乃至外戚太原王氏又必然對謝氏的政治地位產生威脅。面對皇室的政治壓力與錯綜複雜的局勢，謝安選擇了較爲保守的政治策略。《晉書》載：“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奸諂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此時掌控着東晉精銳北府軍的謝氏按兵不動，也就意味着東晉政權不大可能動用主力進行北伐作戰。
三、謝安去世前後東晉北方戰事的一系列失敗
謝安在司馬道子與王國寶的步步緊逼下憂鬱成疾，不久就病逝了。不過，淝水之戰後南北雙方的力量對比仍然未有太大變化。南方的軍事優勢仍在。但在太元十年(公元385年)之後，東晉對北方的戰事有勝有敗，相較於淝水之戰後的勢如破竹，軍事進展可謂十分有限。
太元十年謝安曾率兵救援被反叛部將包圍的苻堅前秦政權，但發兵不久，謝安便因病逝世，謝玄也在之後很快病死。此後，東晉與北方各割據政權之間的交戰互有勝敗。東晉方面有時損失慘重。其中尤以名將慕容垂對東晉造成的打擊最爲巨大。東晉北府兵名將劉牢之曾與之交戰多次，皆敗於慕容垂之手。《晉書》記載劉牢之爲慕容垂所敗時“策馬跳五丈澗”方纔脫身。劉牢之所率士卒離散，待其逃入臨漳方纔聚攏殘部。可見劉牢之此戰之狼狽倉皇。
總之，在謝安、謝玄病死後，東晉缺乏能統領一方的名將主帥，加之北朝慕容垂等名將尚存，故對北方用兵進展不大。
四、東晉末年政局的急速惡化
在東晉北方戰事遲遲沒有進展的同時，內部的政局卻發生着悄然變化。謝安死後，陳郡謝氏對政局的影響大爲減弱。但此時孝武帝與其弟司馬道子主相之間又起爭執，加之太原王氏、琅琊王氏等士族勢力又參與其中使得東晉末年的政局更加撲朔迷離。
孝武帝與司馬道子鬥爭之激烈直接表現在了對地方藩鎮的控制中。荊州爲東晉戰略要地，王敦、桓溫等權臣皆曾依靠荊州挾制上游，故東晉乃至南朝控制朝政者無不派其親信執掌荊州軍政大權。司馬道子一黨的王忱出鎮荊州，太元十七年(392年)時死於任上。其病死當月，孝武帝直接違反常規，未經吏部授權，直接派其親信殷仲堪接管荊州。又任命王恭鎮京口，孝武帝此時親信重臣皆居要衝之地，表面上穩固了自己的皇權。
但不到五年之後，孝武帝突然去世。且孝武帝所立太子司馬德宗先天愚鈍，史載其口不能言，不辨寒暑。政權就由居於相位的司馬道子所掌控。但孝武帝生前所留下的挾制中央的藩鎮部署仍然存在，司馬道子雖然把持中央朝政，但礙於地方藩鎮制約，總還是投鼠忌器。
桓溫
解決這樣的政治困局顯然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可司馬道子卻辦了個錯事。他在沒有其他靠譜軍事力量依靠的情況下，直接裁撤孝武帝親信王恭、殷仲堪等人的兵權，激怒了這些孝武舊臣。於是，掌控地方兵權的王恭、殷仲堪等不滿於司馬道子的囂張行徑，起兵勤王，拉開了東晉末年內亂的序幕。此後各勢力征伐不休，加之孫恩盧循之亂，東晉的社會經濟遭到了巨大破壞，直至413年劉裕討平譙蜀，東晉內部的戰事方纔告一段落，但此時離淝水之戰已經過去了整整30年。
總之，淝水之戰後東晉未能趁機一統中原的因素是較爲複雜的，其中既有內部政治鬥爭的因素，也有外部軍事實力的因素。但總體來看，是東晉內部錯綜複雜的內鬥制約了其軍事行動。這與東晉政權自建國以來複雜政治局勢直接相關。一方面皇權不甘於被士家大族所控制，另一方面士家大族之間又都想佔據主動，於是整個東晉皇權與士家大族;士族與士族之間進行着無休止的爭鬥。他們之間的鬥爭、內耗最終導致東晉的軍事力量不能集中於北伐，而是最終用於互相碾壓的內鬥。
縱觀六朝歷史，我們發現不僅東晉政治如此，內鬥也是南朝歷代的通病。或許正如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的後論中所說的：“從宏觀來看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全部歷史運動的總體，其主流畢竟在北而不在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