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是唐朝於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安祿山與史思明向唐朝發動，同唐朝皇室爭奪統治權的內戰及動亂，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也造成唐代藩鎮割據。由於反唐戰爭的發起者以安祿山與史思明二人爲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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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歷唐太宗“貞觀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則天“貞觀遺風”及唐玄宗的“開元之治”後，國勢大增，文治武功在唐玄宗開元年間達至鼎盛狀態，屬史無前例的盛世。安史之亂髮生並席捲北方後(其時天下久承平，百姓數代不知兵)，對唐朝乃至中原後世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藩鎮的設立與勢力坐大
在初唐之時，節度使僅負軍事之責，而且人選都爲德高望重之臣，並有不久任、不遙任、不兼任之原則。但經唐太宗、唐高宗時期屢次開疆拓土，先後討平東、西突厥、高句麗等，使初唐時期建立一個很遼闊的邊境。中央朝廷爲加強對邊疆的控制、鞏固邊防和統理異族，便於唐玄宗開元十年(722年)在邊地設十個兵鎮，由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管理。然而，此等每以數州爲一鎮的節度使不單管理軍事，而且因兼領按察使、安撫使、節度使等職而兼管豁區內的行政、財政、人民戶口、土地等大權，令原爲地方長官之州刺史變爲其部屬。據《新唐書·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軍事與行政的統合使得節度使因而雄據一方，成爲唐室隱憂。
外重內輕的軍事格局
唐初，全國實行府兵制共置634個折衝府，當中261個位於保衛京師長安的關中，故軍事戰略相對來說是外輕內重，保證唐室有足夠的兵力保衛京師及其政權。唐玄宗開元十年(722年)設之節度使，許其率兵鎮守邊地，軍力日漸強大，漸有凌駕中央之勢。開元十四年(726年)時，京師守衛改由彍騎負責。而天寶中期，邊鎮兵力達50萬。而安祿山一人更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這三地之間地域相連，兵力又於諸鎮之中最強，光是賬面上的兵力即達18.39萬，實力強大。相反，中央兵力則不滿13萬，形成外重內輕的軍事局面，漸漸形成地方反過來威脅中央的危機。
玄宗怠政
開元末年，承平日久，國家無事，唐玄宗喪失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寶後，政治越加腐敗。唐玄宗更耽於享樂，寵幸楊貴妃，成就楊貴妃的禍水之名，由提倡節儉變爲揮金如土，如曾將一年各地之貢物賜予李林甫。他又把國政先後交由李林甫、楊國忠把持。李林甫爲人陰險，有“口蜜腹劍”之稱，任內憑着玄宗的信任專權用事達十六年，杜絕言路，排斥忠良，以致言路壅蔽、諂媚當道、忠貞去國、貪饕昇天、社鼠殘害、民不堪命。楊國忠因楊貴妃得到寵幸而繼李林甫出任右相，只知搜刮民財，以致羣小當道，國事日非，朝政腐敗，讓安祿山有機可乘。
河北胡化
唐太宗至唐高宗、武則天時平定東突厥及契丹各族後，將其內徙至河北北部一帶，河北北部於是成爲胡人雜居之地。當地胡化甚深，受到的漢文化影響很淺，因此與唐室的中原關係疏離。唐室爲了便於統治，倚重能通多種胡語及瞭解外族民風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時，爲鞏固權位，杜絕邊將入相之路，稱胡人忠勇無異心，建議玄宗用胡人爲鎮守邊界的節度使，而且又放任他們擁兵自重。因此安祿山身爲胡人等得以取得權力，東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祿山部隊中最驍勇勁捷。而安祿山也因兼三大兵鎮獨掌十八萬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實力及野心。
將不知兵
安祿山擁兵邊陲，其手下驍勇善戰，甚獲玄宗寵信，引來宰相楊國忠忌恨。兩人因而交惡，而唐玄宗又對此不加干預。安祿山久懷異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討楊之名舉兵反唐。
安祿山起兵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安祿山趁唐朝廷內部空虛腐敗，聯合同羅、奚、契丹、室韋、突厥等民族組成共約15萬士兵，號稱20萬，在薊城南郊(今北京西南)誓師，以“憂國之危，奉密詔討伐楊國忠以清君側”爲藉口於范陽(今北京)起兵。當時全國承平日久，民不知戰，河北州縣立即望風瓦解，當地太守、縣令或逃或降。
唐軍抵抗
唐玄宗於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得知安祿山反訊，猶豫後任命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陽、平盧(今遼寧朝陽)節度使，準備防守;命皇六子榮王李琬爲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爲副元帥東征。
長安失守與玄宗退位
唐玄宗於十一月十五日派特使畢思琛往東都洛陽募兵防守。安祿山的大軍雖遇阻礙，但由於楊國忠的無能，使安祿山於同年十二月十二攻入洛邑。東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盧奕不降，爲安祿山所殺。河南尹達奚珣投降安祿山。負責守衛洛陽的安西節度使封常清、高仙芝採以守勢，堅守潼關不出。唐玄宗聽信監軍宦官誣告，以“失律喪師”之罪處斬封常清、高仙芝。天寶十五載正月初一，安祿山在洛陽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
朝廷處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後，任命哥舒翰爲統帥，鎮守潼關。唐室本可利用險要地勢暫時死守，保衛京師;但唐玄宗與楊國忠急於平亂，迫哥舒翰領20萬大軍出戰，最後以失敗收場。潼關一破，都城長安震驚，失陷在即。
唐玄宗於六月十三日凌晨逃離長安，到了馬嵬坡(今陝西興平西北23裏)。途中士兵飢疲，六軍不發，龍武大將軍陳玄禮率兵請求殺楊國忠父子和楊貴妃。楊國忠已經被士兵亂刀砍死，玄宗本欲赦免楊貴妃，但士兵繼續喧譁，高力士苦勸之下，於是玄宗縊死楊貴妃。
後兵分二路，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在靈州(今寧夏靈武)自行登基，是爲唐肅宗。郭子儀被封爲朔方節度使，奉詔討伐。次年郭子儀上表推薦李光弼擔任河東節度使，聯合李光弼分兵進軍河北，會師恆州(今日河北正定)，擊敗安祿山部將史思明，收復河北一帶。
史思明奪權
唐肅宗至德二載(757年)正月，安慶緒殺父安祿山，自立爲帝。命史思明回守范陽，留蔡希德續圍太原。同年，長安爲唐軍收復，安慶緒自洛陽敗逃退據鄴(今河北臨漳)，其部將李歸仁率精銳及胡兵數萬人，潰歸范陽史思明。因契丹、同羅等族組成的精兵大部歸史思明，安慶緒謀除史思明，史思明遂以所領13郡及兵8萬降唐，唐封其爲歸義王，任范陽節度使。
唐廷對史思明存有猜疑，欲策劃消滅之，不料計劃外泄，史思明覆叛，與安慶緒遙相聲援。乾元元年(758年)安慶緒爲郭子儀等統兵20餘萬所圍困，後增至60萬。次年得史思明之助，大敗唐九節度使之60萬軍，其圍遂解(鄴城之戰)。宦官魚朝恩讒毀，郭子儀被召還長安，解除兵權，處於閒官。不久安慶緒被史思明所殺，史思明接收了安慶緒的部隊，兵返范陽，稱“大燕皇帝”。
戰亂結束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軍隊內訌，史思明爲其子史朝義所殺，內部離心，屢爲唐軍所敗。寶應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繼位，並借回紇兵收復洛陽，史朝義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僕固懷恩率朔方軍追擊史朝義。
寶應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獻莫州投降，送史朝義母親及妻子於唐軍。史朝義率五千騎逃往范陽，史朝義部下李懷仙獻范陽投降。史朝義走投無路，於林中自縊，歷時七年又兩個月的安史之亂結束。
唐廷基於迅速結束戰爭的考量，招降後任命安史餘部田承嗣爲魏博節度使，李懷仙爲幽州節度使，李寶臣爲成德節度使，薛嵩爲昭義節度使，此後唐朝進入藩鎮割據的局面。
影響
安史之亂歷時七年零二個月，雖然亂事最終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後世史家均認爲安史之亂不但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轉捩點，而且對中國後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對外關係的發展均產生極爲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司馬光《資治通鑑》：“(安史之亂爆發之後)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
當時唐室爲了早日結束戰事，不惜招撫安史降將如李懷仙、田承嗣等，大肆分封爲節度使、觀察使，允許其保留所據地區與兵力，於是藩鎮數量激增，全國各地均置節度使。而安史叛將的舊有軍力得以維持，因此便割據一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務，“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鎮廢置，不自朝廷”，中央無法控制地方，形成藩鎮割據的問題。如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李寶臣據成德、李懷仙據范陽，皆領節度使之職，即河朔三鎮。當時藩鎮表面上臣服於唐室，但事實上卻割據一方，使唐帝國陷入分裂的狀態，當中以河朔三鎮爲甚。田承嗣在魏博還公然爲叛亂的元兇安祿山、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四人立祠，稱爲安史四聖，來攏絡河北士卒，甚至可說明河北軍心懷念安史，而非唐朝。河北的割據狀態可謂一直維持至唐亡乃至五代十國。唐末年，宣武軍節度使朱溫帶兵進入京師長安，控制唐室。其後當朱溫廢唐哀宗，建立後梁，自立爲帝，全國各地隨即各自獨立。
安史之亂之影響也包括促使長安、洛陽的衰落與中國政治重心的轉移。自秦漢以來，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一帶均爲政治上的首都，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自安史之亂後，因戰亂持續而殘破不堪，李庾《東都賦》描寫安史軍隊“殺人如刈，焚廬若薙”;洛陽“世治則都，世亂則墟;時清則優偃，政弊則戚居”，故五代之中只有後唐定都洛陽，其他四朝乃至北宋以後的各個皇朝均不再定都於長安或者洛陽。
經濟方面，華北，關中一帶的經濟因此而殘破，經濟重心再度南移，南方取代北方的經濟地位。安史之亂主要蹂躪唐朝人口稠密和經濟發達的地區，北方人民多流徙，北方的經濟大受破壞;相反，江南一帶並未如北方般受到戰亂的摧殘，使南方得以保全。而且大量中原人民南遷，爲南方帶來勞動力，使江南的經濟則日益發達，最終其經濟規模凌駕於中原之上。
唐室爲了平亂而向外族回紇、大食借兵，回紇自恃平亂有功，也屢屢向唐室勒索威逼財帛，連年的侵擾邊境，唐朝聲威至此淪落，天可汗制度無法維持。原本隸屬於唐朝的西域地區更是在之後三十五年時間內陸續被吐蕃和回紇所完全佔領，結果導致陸上絲路逐漸斷絕，而南方的海上絲路則逐漸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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