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戰紂王爲什麼會輸？牧野之戰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來源：風趣史記網閱讀: 2.17W 次

小中大

字號：

用手機掃描二維碼在手機上繼續觀看

手機查看

牧野之戰紂王爲什麼會輸?牧野之戰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什麼?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有一句名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我國春秋時期的軍事家孫武也說過類似的話，“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生，可以與之死，而不畏威。”這裏所說的“道”，人心的向背，其實就是指政治。預測戰爭勝負，戰爭性質，主要就看參戰雙方的政治基礎。戰爭的一方政治基礎牢固、廣泛，那麼這一方的實力相對來說就會比較強大，獲勝的機率也就更高。當然，也不能否認戰爭中的偶然因素，比如說天氣，比如說地形，比如說將帥的素質，比如戰略戰術的制定，它們有時也能使實力弱的一方反敗爲勝，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但是總的來說，起主要作用的是政治因素。三千多年前武王克商，在牧野之戰前，周武王和周文王已經做了很多的政治工作，所以與其說周武王的勝利是軍事上的勝利，毋寧說是在政治謀略上要高出商紂一籌。

讀罷《史記·殷本紀》，我們常常會掩書不解：爲什麼在武王九年，孟津之盟時，諸侯皆曰：“紂可伐矣!“周武王以“女未知道天命”爲由，拒絕討伐商紂?難道是因爲天象的緣故?“既渡，有火自上覆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雲”，難道是因爲這個自然天象，武王就認爲商紂死期未到，所以才“還師歸”?假如是因爲“天命”，那是講不過去的。因爲在此之前，武王渡河時，有白魚躍於武王船中，這是個極好的兆頭，後來的儒者爲了渲染周武王克商是“共行天之罰”，是正義之舉，往往引用這個白魚的典故。所以“天命”恐怕不是周武王沒有立即討伐商紂的原因。武王和太公呂望還有別的考量。那麼是什麼緣故使得他們推遲了克商的日期?他們在等待一個什麼時機?或許我們可以從《史記·殷本紀》下面的記載找到答案。

“週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當聽到這個消息後，周武王才遍告諸侯說：“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這就耐人尋味了。難道紂王之前好酒淫樂，以酒爲池，以肉爲林，設炮烙之刑，殺九侯女，醢九侯，脯鄂侯，不是重罪嗎?只有解答了這個問題，才能解開周武王推遲伐紂的謎底。紂王荒淫無度，大失民心，已經使得諸侯國敢怒不敢言，以此諸侯才“益疏”紂王，“多叛紂而往歸西伯”，也就是說原先以紂王爲領袖的比較激進(這個激進是相對於商紂的宗親而言的)的一派，現在已經與紂王劃清了政治界限，周文王父子很容易就爭取到了這些勢力;但是這些諸侯國歸附，並不代表商王朝的實力在根本上已經被削弱，所以周武王和呂望在等待的時機恐怕就是紂王的衆叛親離。比干、箕子無疑是紂王的親人，是商王朝的忠實擁護者，他們與太師疵、少師強可以說是當時中產階層裏徹徹底底的保守派，一心想要維護舊的政治制度，可是紂王居然連這些最忠實的擁護者也都得罪了，他實質上已經成爲了“孤家寡人”。美國政治家塞繆爾·p·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知識分子的背離是革命的徵兆”，“陰謀修德以傾商政”的呂望和武王，等待的當然就是這個時機，最希望看到的當然也是這個時機。周武王當年孟津之盟沒有發動進攻朝歌，大概就是看到時機還不成熟，一者商王朝內的保守派還在支持紂王，二者諸侯國中有些還不敢徹底與商王朝決裂，有些還在支持着商紂，“八百諸侯”與後來牧野之戰的“諸侯鹹會”還是有數量上的區別的。

政治上已經完全孤立的紂王其實敗局已定，加之以呂望正確的軍事指揮，商王朝的潰敗可謂是摧枯拉朽。雖說戰車的發明是在商代，但是有大量大證據表明，首次真正大規模運用戰車的乃是在牧野之戰中。後人記錄呂望兵法之書《六韜》，其中《文韜》有說：“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陷鋒，見可擊則擊之。”又說：“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走北也。”這一次戰役，諸侯國出兵車四千乘，西周自己有兵車三百乘，以及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當時的排兵佈陣主要是分爲左中右三軍，從史書記載的“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可以推想，呂望的戰術指導是，先用勇猛善戰的虎賁以及戰車，衝擊商紂部隊的中軍，從中間突破，或者從兩翼迂迴包抄，繼之以步兵，全面擊潰敵人。古時候是冷兵器作戰，戰士的士氣很重要。《孫子兵法·九變》雲：“死地則戰。”《九地篇》又云：“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又云：“深入則專，主人不克。”西周深入商朝國都郊外作戰，必須抱着必死之心，衆志成城，否則就會死無葬身之地。所以周武王十分了解這一個戰鬥心理，在開戰之前，對西周部隊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誓師演說，第一句話就是明確告訴西周戰士現在所處的“死地”：“遠矣西土之人”，潛臺詞就是說，如今我們遠離家鄉深入敵人腹地，疾戰則生，不疾戰則死;然後又說明如今所要開展的戰鬥乃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接着又申明瞭紀律。在周武王的宣傳鼓動之後，我相信當時的西周戰士一定是“尚桓桓!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反觀商紂，既在政治上不得人心，軍事上又不能早做防備，等聽到周武王部隊開拔到牧野，才倉皇將幾十萬的奴隸武裝，加之以常備軍，總共七十萬人(這個數字恐怕是誇大了的)，但是這幾十萬的部隊不過是烏合之衆。果然，“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戰鬥到底劇烈與否，史上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爲既然紂師倒戈，周武王應該是兵不血刃就攻下了朝歌;一種根據《尚書》記載的“血流漂杵”，認爲戰鬥十分慘烈。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最終都是西周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回過頭來，我們再思考一下商王朝爲什麼會如此不堪一擊?商紂的淫亂殘暴，只是主觀原因，客觀的、根本的原因乃是在於半原始、半奴隸的舊社會性質下的政治制度已經不適應於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或者說已經不適應於“現代化中的社會”。青銅器的出現，使得社會生產力得到巨大發展，人們征服、利用自然的領域得到巨大的拓展。在這樣的背景下，思想領域中，人們從敬重鬼神開始傾向於人文關懷。西周初期“敬天保民”的政治思想，與商朝每事必卜、政教合一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一方面，在生產力帶動下的思想領域的衝擊，讓人們從神化的世界中解放出來，平民百姓和諸侯王不再認爲商王朝的君王是上天派下來的、具有不可侵犯的神性的政教領袖，他們更傾向於認同一位關心人道、維護自己權益的君王，所以在商紂殺九侯女，醢九侯，做肉池酒林，爲炮烙之刑，任用佞臣費中、惡來之後，纔敢疏離商紂，歸附西周;一方面是商王朝舊的政教合一的體制，不能靈活地、正確地將變革社會中分化出來的階層吸收組織到商朝的政治活動當中，昏亂暴虐的紂王種種倒行逆施更是加深了這種階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