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文宗起用李訓、鄭注是爲了翦除宦官的流行說法不確，實際上是爲了破除李德裕、李宗閔兩個官僚朋黨。文宗起用他們後，認爲他們同自己的太平理想契合，予以倚重，這時才翦除宦官，是實現理想的一個步驟。李訓、鄭注發動政變，以臨時糾集的烏合之衆，同擁有強大軍隊的龐大宦官勢力鬥爭，必然失敗。昭義藩鎮的介入，抑制了宦官勢力，穩定了國家局勢。李德裕黨平定昭義叛亂，主要爲着樹立朝廷的權威，但由於派系劣根性作怪，藉機陷害、打擊李宗閔黨，硬把李訓、鄭注和不知情的其他官員拉扯進去，因而否定李訓翦除宦官的活動。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京師長安爆發甘露之變，是中唐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各種通史和唐代史讀物都不得不提及，但都是僅就文宗起用李訓、鄭注翦除宦官立論。本文把甘露之變放在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庶幾從它與官僚黨爭和藩鎮的瓜葛中揭出一些新的意蘊。
一、文宗何以起用李訓、鄭注
文宗何以起用李訓、鄭注，各種讀物大抵因襲舊史說法，認爲文宗爲了利用他們翦除宦官，由於他們投靠宦官頭子王守澄起家，可以麻痹宦官的警覺。我認爲這不是主要原因，僅在其它原因之次。
文宗大和年間，官僚大致分爲以宰相李宗閔、李德裕爲黨魁的兩黨。所謂"黨"，並非近代意義的政黨，而是鬆散的政治團伙，它們沒有成文的政治綱領、嚴格的紀律、上下級機構和精確的身份，由政治見解大致相同、志趣投合、來往親密的官員構成。李宗閔黨(俗稱牛黨，以牛僧孺命名)人數頗多，重要分子有宰相牛僧孺，給事中楊虞卿及其從兄中書舍人楊汝士、其弟戶部郎中楊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京兆尹杜悰等。李德裕黨有御史大夫兼翰林侍講學士鄭覃等。兩黨明爭暗鬥，鬧到不可開交的地步。大和七年，文宗把楊虞卿、張元夫、蕭澣調到外地當州刺史，開始着手拆散朋黨。文宗談到他們的朋黨問題，李宗閔說："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立即反脣相譏："給、舍非美官而何?"李宗閔頓時"失色"。(《資治通鑑》卷244)李宗閔出主意罷免了鄭覃的侍講學士身份，以減少他與文宗的接觸機會。文宗誇獎"殷侑通經學，爲人頗似鄭覃。"李宗閔說："覃、侑誠有經學，於議論不足聽覽。"李德裕說："殷、鄭之言，他人不欲聞，唯陛下切欲聞之。"(《舊唐書》卷173《鄭覃傳》)兩黨對峙，意見對立，彼此吵得面紅耳赤，文宗因而感嘆道："去河北賊(河朔跋扈藩鎮)非難，去此朋黨實難。"(《舊唐書》卷176《李宗閔傳》)李德裕好強厲害，使得文宗不能忍受。大和八年，文宗打算安排李宗閔黨前身的黨魁李逢吉的侄兒李仲言(即李訓)爲諫官，置之翰林，李德裕以此人曾犯罪流放嶺南爲理由加以反對。文宗說："然豈不容其改過?"李德裕認爲本性難移。文宗說："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商量"別除一官"。李德裕堅持說："亦不可。"文宗看着宰相王涯，王涯只好說"可"。李德裕連忙揮手製止他，文宗回頭，正好看見，"色殊不懌而罷"。(《資治通鑑》卷245)無疑，只有把兩黨骨幹分子從朝廷中清除出去，才談得上朝政的決策和實施;只有起用兩黨以外的人物，才談得上把兩黨骨幹分子從朝廷中清除出去。李訓和鄭注適應了這一需要，被文宗起用。
鄭注醫術高明，曾在藩鎮節度使李愬手下供事，結識了監軍宦官王守澄。他後來在政治生活中反覆無常，玩弄陰謀詭計，因而名聲不好，史書中有很多官僚士大夫抨擊他的言論。但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敏悟過人，博通典藝，棋弈(原誤作奕，徑改)醫卜，尤臻於妙。人見之者，無不歡然"。(《舊唐書》卷184《宦官》)李愬稱他爲"奇才"，王守澄稱他爲"奇士"。(《舊唐書》卷169《鄭注傳》)王守澄入朝知樞密，專擅朝政，把他帶到京師。在大和五年文宗與宰相宋申錫密謀誅殺宦官之際，他夥同王守澄誣陷宋申錫謀反，企圖置宋申錫於死地，文宗因此極討厭他。但大和七年文宗患了風疾，不能說話，王守澄推薦鄭注由昭義藩鎮(駐潞州，今山西省長治市)行軍司馬任上來京爲文宗治病，文宗"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資治通鑑》卷244)李訓勾結鄭注，被王守澄推薦給文宗侍講《周易》，大和八年，次第擔任四門學助教、國子學《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學士，得以和文宗私下接觸。由於他"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辨，多權數"，文宗"以爲奇士，待遇日隆"。(《資治通鑑》卷245)
李德裕引起文宗"不懌"，沒多久便被撤銷了宰相職務，史籍把責任推到王守澄、李訓、鄭注身上，說他們"皆惡李德裕"，便"引宗閔以敵之"(《資治通鑑》卷245)，把他從藩鎮節度使任上徵回京師，與李德裕互換職務。但這時李訓僅僅是品秩卑微的四門學教書匠，鄭注剛從昭義節度副使任上調回京師，他們哪有那麼大的能量?因此，李德裕罷相儘管王守澄起了重大作用，但主要取決於文宗的態度，李訓、鄭注這時還只是文宗用以破除官僚派系的小小打手。下一個目標是李宗閔。大和九年，鄭注當上了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京城誤傳他爲文宗合鍊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一向厭惡京兆尹楊虞卿，就夥同李訓構陷他，說這個謠言出自他的家人。楊虞卿下御史臺監獄，李宗閔"極言救解"，文宗斥責李宗閔說："爾嘗謂鄭覃是妖氣，今作妖覃耶爾耶?"(《舊唐書》卷176《李宗閔傳》)於是貶他爲外官。隨後，鄭注揭發李宗閔當年當吏部侍郎，通過一位姓沈的駙馬都尉結托女學士宋若憲和宦官頭子楊承和，由二人在宮中多次美言，才當上宰相。於是李宗閔再貶。這樣，兩個集團的首領都被逐出朝廷，其黨羽也被清除出去。文宗對於"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進孤立，庶幾無黨，以革前弊"(《舊唐書》卷172《李石傳》)，於是起用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爲宰相。
進一步的問題是，文宗爲什麼倚重李訓、鄭注?
文宗喜讀《貞觀政要》，對於唐太宗孜孜政道而取得貞觀之治的局面，一直很嚮往，並且急於求成。大和六年，他對宰相們說："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牛僧孺說："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事後牛僧孺對同事們說："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資治通鑑》卷244)他於是辭去了宰相職務。兩黨其他官員也都沒有同文宗這種迂闊的理想相契合的表現。李訓、鄭注則不然，二人爲文宗"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甚至具體到"開陳方略，如指諸掌"的地步。文宗"以爲信然，寵任日隆"。(《資治通鑑》卷245)顯然，李訓、鄭注是在吹牛皮說大話。當時宦官專權，官僚朋黨，藩鎮跋扈，財政困難，在這樣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天下太平談何容易，因而牛僧孺的話倒是符合實際的。關於"除宦官"，下面再分析，這裏分析"復河湟"問題。河湟指河西、隴右，吐蕃趁安史之亂，佔據了這個地區，唐廷何嘗不萌生收復念頭，爲客觀條件所限，一直無如之何。杜牧《河湟》詩說："元載相公曾借箸，憲宗皇帝亦留神。"(《樊川文集》卷2)唐代宗大曆八年(773)，宰相元載只是籌劃在臨近淪陷區的地方置戍兵、築城堡而已，而且沒能實施。唐憲宗看舊地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略之"，但"未暇也"。(《新唐書》卷216下《吐蕃下》)這些都是文宗以前的事。文宗以後，吐蕃衰敗，內鬥激烈，淪陷區唐人趁機起義，以其地歸唐。沙州(治今甘肅敦煌市)人張義潮領導民衆繼續鬥爭，收復了河隴13州土地，唐宣宗大中三年(849)繪地圖以獻唐廷。這完全是民衆自發的行動，唐廷事後才知道，自己一方根本沒有出任何力。那麼，李訓、鄭注"復河湟"云云，不過是空疏的宣言，哄騙文宗，哄騙輿論，不可能付諸實施。而且二人並不具備治理國家的能力。"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略"，文宗問到"富人之術"，他"無以對，乃請榷茶"。(《資治通鑑》卷245)鹽鐵轉運使令狐楚兼領榷茶使，深有體會，認爲"榷茶實爲蠹政"，"豈有令百姓移茶樹於官場中栽植，摘茶葉於官場中造作?"(《舊唐書》卷172《令狐楚傳》)茶樹是不能移植的，因而古代婚姻習俗有女方接受男方贈茶的訂婚聘禮，表示自己對婚姻忠貞不移。小說《紅樓夢》第25回中，王熙鳳同林黛玉開玩笑，說："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不知醫術精湛的鄭注爲什麼對"本草"習性如此昧然。
總之，文宗起用李訓、鄭注，最初是爲了破除官僚朋黨，被他們的誇誇其談所迷惑，誤以爲他們是扭轉乾坤的奇才，遂加以重用，翦除宦官是後來的事，是實現太平理想的一個步驟。
二、李訓翦除宦官的行動何以託詞甘露
李訓、鄭注同文宗密謀，殺掉了宦官頭子王守澄，目標轉向另一個宦官頭子仇士良。李訓假稱左金吾衛辦公院的石榴樹上夜間降下甘露，這在冬天無疑是很奇怪的事，想誘騙仇士良偕衆宦官前往觀看，伏兵突起，殺掉他們。李訓爲什麼要託詞甘露?古人迷信，看重任何所謂祥瑞，天降甘露更看作是天下太平的瑞兆。甘露之變發生的這一年，僅在鳳翔藩鎮(駐今陝西鳳翔縣)，先有五色雲出現，後捕獲白兔，監軍宦官都想上報文宗，節度使杜悰阻止，"監軍不悅，以爲掩蔽聖德"。鄭注繼任鳳翔節度使，上報紫雲出現，並獻上白雉。在京師，八月，"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採而嘗之，百官稱賀"。因此，李訓託詞甘露，與此前的祥瑞承接，既迎合了文宗和宦官、朝官們的心理，又同文宗和自己的太平理想一致，便於開展行動。甘露之變過後，文宗對杜悰說："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資治通鑑》卷246)文宗從依靠李訓、鄭注翦除宦官，到公開批判他們利用祥瑞，看樣子不是爲了推卸責任，而是表明文宗雖參與了同他們的密謀活動，但他們具體怎樣行動，文宗未必任何細節都知道。在宦官衆目睽睽之下，文宗同他們的接觸不會過於頻繁，說話不會面面俱到、處處明朗。
三、李訓、鄭註失敗的必然性
甘露之變爆發，李訓、鄭注徹底失敗，連同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以及王璠、羅立言、郭行餘、李孝本、韓約等官員，皆被宦官滅族。王涯和賈餗並沒有參與李訓的活動。被宦官濫殺的也不只是他們，在京師和鳳翔，至少有三千人。
李訓、鄭注敗在宦官手下，是必然的結局。宦官與中國王朝史相始終，不廢除宦官制度，就不可能取消宦官，殺掉這一批，還會出現另一批。自唐德宗以來，宦官擔任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是中央禁軍的最高統帥。宦官所以能"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便是由於掌握軍權，形成勢力。甘露之變前，王守澄、仇士良便擔任着右軍中尉、左軍中尉的職務。宦官或在京師，或在地方監軍、巡邊，"高品白身之數，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對於如此強大的勢力，李訓"欲盡誅宦官"(《舊唐書》卷184《宦官》)，鄭注打算在鳳翔挑選數百親兵，利用埋葬王守澄的機會，"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資治通鑑》卷245)這種做法，用主流意識形態的語言來說，是"左"傾機會主義的盲目行動，不可能奏效。李訓、鄭注所以期望通過陰謀詭計僥倖獲勝，是由於他們都是政治投機分子和政治暴發戶，升遷異常，品質多疵，爲官僚們所不齒，不具備威望和號召力、凝聚力，也不具備審時度勢的能力。
鄭注出任鳳翔節度使，在當地組織力量。李訓搶先在京師下手，利用幾位剛剛變動職務的人匆忙行事。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被任命爲河東節度使，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這是弄虛作假，他們並沒有赴鎮，只是爲了"託以募爪牙爲名"在京師"招募豪俠"(《舊唐書》卷169《王璠傳》)，政變時只有"部曲數百"。(《資治通鑑》卷245)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京兆府事，他指使長安、萬年兩縣的捕賊官糾集吏卒。但官吏消極應付，"萬年捕賊官鄭洪懼禍託疾，既而詐死，令家人喪服聚哭"。(《舊唐書》卷169《羅立言傳》)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在起事當天率領"御史臺從人二百餘"，羅立言率領"京兆邏卒三百餘"(《資治通鑑》卷245)，倉促應付局面。倒是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手下有兵，但他剛由太府卿改換職務，在軍中沒有資歷、威望，沒有指揮能力，而且膽小如鼠，當仇士良一行來看"甘露"時，他竟嚇得"變色流汗"。王璠和他伯仲之間，李訓指揮他來文宗面前"受敕旨"，他竟"股慄不敢前"。(《資治通鑑》卷245)宦官利用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神策軍對付這類臨時拼湊的烏合之衆，牛刀小試即可。仇士良命令左右神策軍各出動五百人，即刻便使李訓力量和不相干的官吏、市人流血成河、殭屍遍地。
四、昭義藩鎮對穩定國家局勢的功績
甘露之變事起，宦官們協調了內部關係，加強了族類意識，對於官僚士大夫，不論有黨無黨、何派何系，一律視爲仇敵。巡邊宦官田全操回京途中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資治通鑑》卷245)宦官對所謂逆人親党進行大清洗，肆意殺戮，霸佔財物。官僚士大夫身家性命毫無保障，心靈受到震撼，把仕途看作畏途。裴度"不復以出處爲意"。(《舊唐書》卷170《裴度傳》)白居易遠在洛陽，"愈無宦情"。(《舊唐書》卷166《白居易傳》)他的《詠史(自注：九年十一月作)》詩說："秦磨利劍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按：用西漢初隱士商山四皓典)，閒臥白雲歌紫芝。彼爲菹醢几上盡，此作鸞鳳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爲。"(《白居易集》卷63)《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自注：其日獨遊香山寺)》詩說："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按：曹魏末年，嵇康被殺，臨刑索琴奏《廣陵散》)，憶牽黃犬定難追(按：《史記·李斯列傳》：丞相李斯被滅族，對其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麒麟作脯龍爲醢，何似泥中曳尾龜?"(《白居易集》卷65)這時的宰相是鄭覃和中立不黨的人士李石，二人頂住腥風血雨，勉強辦公。議論朝政時，仇士良闌入其中，動輒以李訓、鄭注的事來侮辱恐嚇他們。他們則以李訓、鄭注由宦官王守澄引進爲據，反問道："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使得"宦者稍屈"。(《資治通鑑》卷245)仇士良派刺客暗殺李石，雖受傷未死，但嚇得"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師數日方安"。正是由於李石、鄭覃不同宦官妥協，才使得"紀綱粗立"。(《資治通鑑》卷246)
僅靠鄭覃、李石個人的節操和能力，還不足以抑制宦官，是昭義藩鎮對宦官的態度給他們提供了有效的憑藉。該鎮節度使劉從諫連續上表"請王涯等罪名"，還說："涯等儒生，荷國榮寵，鹹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指仇士良、魚弘志)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他表示"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資治通鑑》卷245)先屬於李宗閔黨後屬於李德裕黨的士人李商隱，號召其它藩鎮響應昭義。他的《重有感》詩說："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全唐詩》卷540)玉帳指軍帳，牙旗指旌旗，是節度使的居處和用物。這裏說節度使擁有兵力，佔據有利形勢，應該在國家安危關頭同皇帝休慼與共。竇融是東漢初年的涼州牧，涼州即今甘肅武威地區，屬於函谷關以西地區。他得知光武帝劉秀欲討伐隗囂，便上表問出兵時間，打算效力。這裏用以指劉從諫上表事。東晉蘇峻謀反，陶侃同溫嶠、庾亮等人會師於京師建康(今江蘇南京市)石頭城下，終於殺掉蘇峻。這裏用以鼓動劉從諫會同其他節度使進軍長安，消滅宦官。劉從諫的聲討以及會引起什麼樣的後果，使得仇士良極度恐慌，宦官勢力不得不有所收斂。關於劉從諫對穩定國家局勢所起的作用，史官有公正的評論。一則說："是時中官頗橫，天子不能制，朝臣日憂陷族，賴從諫論列而鄭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舊唐書》卷161《劉悟傳附子從諫》)一則說："苟無藩後之勢，黃屋(指朝廷)危哉!"(《舊唐書》卷169《史臣曰》)
劉從諫提到王涯，是由於王涯並不知道李訓的計劃，也被宦官族誅，拿這事譴責宦官，更加義正詞嚴。於是昭義鎮成了保護受害者的卵翼，李訓的哥哥李仲京，郭行餘的兒子郭臺，王涯的侄孫王羽，韓約的兒子韓茂章、韓茂實，王璠的兒子王渥，賈餗的兒子賈庠，都逃到這裏避難。
五、李德裕何以否定李訓等人翦滅宦官的行動
李訓等人翦滅宦官，是爲着李唐王朝的利益，而且是秉承文宗的旨意行事的。因此，古人對於這一事件的性質給予正面肯定。《舊唐書·宦官傳》開篇評論宦官肆虐，把李訓同宋申錫相提並論，說："文宗包祖宗之恥，痛肘腋之仇，思翦厲階，去其太甚。宋申錫言未出口，尋以破家;李仲言謀之不臧，幾乎敗國。"唐武宗繼位後，李德裕擔任宰相，仇士良很討厭他。但武宗猜忌厭惡仇士良，解除了仇士良的實權，並於會昌三年(843)退休。繼之掌實權的宦官"劉行深、楊欽義皆願愨，不敢預事"。(《資治通鑑》卷247)君相朝臣承受的宦官壓力相當小，時機有利，可以做好李訓等人的善後工作。然而出人意料，會昌四年李德裕主持平定了昭義鎮的叛亂，上述幾位避難者被該鎮內部人殺掉，"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詔令"宣告中外，識者非之"。(《資治通鑑》卷248)
李德裕爲什麼否定李訓等人翦滅宦官的行動，並且把不相干的兩個宰相拉扯進去?
話題回到昭義鎮上來。唐敬宗寶曆元年(825)，昭義節度使劉悟病故，其子劉從諫欲繼承職務，託言先父遺表中的意願，把遺表上呈朝廷，請求批准。朝中討論，多數大臣認爲昭義是內地藩鎮，與河朔三鎮不同，不能像三鎮那樣實行世襲制。"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賄，曲爲奏請"(《舊唐書》卷161《劉悟傳附子從諫》)，使劉從諫如願以償。會昌三年，劉從諫病故，其侄劉稹冒充其子，請求繼任節度使。武宗命劉稹以全族入京，擔任朝官，劉稹不從，武宗和李德裕決定出兵討伐。劉稹上表辯解並懇求朝廷罷兵，說："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爲權幸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這裏所說"權幸所疾"，指李德裕事，他認爲甘露之變以來劉從諫的所作所爲是"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資治通鑑》卷247)他謀劃用兵方略，說："澤潞國家內地，不同河朔。"當年劉從諫"欲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與鄭注、李訓交結至深，外託效忠，實懷窺伺"。"劉稹所恃者，河朔三鎮耳。但得魏、鎮不與稹同，破之必矣。請遣重臣一人，傳達聖旨，言澤潞命帥，不同三鎮。自艱難以來，列聖皆許三鎮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稹，禁軍不欲出山東。其山東三州(昭義藩鎮管五州，澤州、潞州在山西，邢州、洺州、磁州在河北，即山東三州)，委魏、鎮出兵攻取。"(《舊唐書》卷174《李德裕傳》)
李德裕
李德裕堅持平定昭義，固然主要是爲了樹立朝廷的權威，防止節度使世襲制由邊地向內地蔓延，但他把黨爭因素帶入其中，想藉機清算從李逢吉以來的政敵，便使得平定藩鎮叛亂的戰場同時成了派系鬥爭的戰場。他構陷牛僧孺、李宗閔，想把他們置於死地。他對武宗說："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他"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燬"。河南少尹呂述迎合李德裕的意圖，寫信給李德裕，誣陷"稹破報至，僧孺出聲嘆恨"。(《資治通鑑》卷248)武宗大怒，遂將牛僧孺、李宗閔貶斥蠻荒，徹底打倒。至於王涯，早在唐憲宗元和三年(808)，便爲時任宰相的李德裕之父李吉甫所怒，受到貶官處分。李德裕把不曾參與李訓行動的王涯叫做"逆賊"，無非是"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學而篇》)而已。甘露之變過後，李德裕黨人陳夷行就想把鄭注的事栽贓於李宗閔。他對文宗說："宗閔養成鄭注之惡，幾覆邦家，國之巨蠹也。"李宗閔黨人楊嗣復反駁道："比者陛下欲加鄭注官，宗閔不肯，陛下亦當記憶。"(《舊唐書》卷176《李宗閔傳》)由此可見，李德裕所以否定李訓翦滅宦官的行動，是出於派系的劣根性，把李訓等人及昭義藩鎮同李宗閔黨硬扯在一起，大做文章。然而史學界研究李德裕平定昭義叛亂問題，始終未注意到這一層含義，因此本文予以發覆，希望能給後來的研究者提個醒。
附帶討論一個說法。史學界普遍認爲李德裕黨對藩鎮持強硬態度，李宗閔黨持姑息態度，前者優後者劣。李德裕黨事例即平定昭義叛亂一事。李宗閔黨事例是：大和五年，范陽藩鎮(駐幽州，今北京市)內訌，副兵馬使楊志誠逐節度使李載義。文宗問如何處置，宰相牛僧孺說："此不足煩聖慮。且范陽得失，不繫國家休慼，自安、史以來，翻覆如此。前時劉總以土地歸國，朝廷耗費百萬(指賞賜)，終不得范陽尺帛鬥粟(指賦稅)入於天府，尋復爲梗。至今志誠亦由(猶)前載義也，但因而撫之，俾捍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賴也。假以節旄，必自陳力，不足以逆順治之。"(《舊唐書》卷172《牛僧孺傳》)研究者們忽略了范陽和昭義的差異。范陽是邊地藩鎮，安史亂後，朝廷對它的控制一直是鞭長莫及，因而視同化外，只要它能防範奚、契丹的內犯即可，其餘不再計較。而昭義是內地藩鎮，地近東都洛陽，朝廷不能容忍它尾大不掉。上引李德裕言論表明他看到了內地藩鎮與邊地藩鎮的區別，並以承認河朔三鎮世襲制特權爲前提，爭取它們出兵配合平定昭義叛亂。可見，李德裕對待邊地藩鎮的態度同牛僧孺完全一致，研究者們卻要肯定李德裕否定牛僧孺，豈非咄咄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