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朝，中國歷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朝代，共傳九帝，享國二百一十八年。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遼代仿漢創立年號制度，除了表達其正統性外，也意在宣揚統治者的治國理念。遼朝年號的確立與當時的政治局勢有着密切聯繫，不同皇帝即位時面臨着不 同的情形，故而在年號的選擇上多傾向於與其治國理念相吻合的詞語。
因而從遼代年號的政治內涵看，可以從側面反映出有遼一代治亂興衰的國家發展脈絡。年號的制定與頒行皇帝的政治意志密切相連，皇帝通過年號的形式把自己的 政治意志滲透到國家的社會生活中。
一、會同年號的政治內涵
會同年號的政治內涵會同是遼太宗的第一個年號，不僅是其改元的符號，也是民族國家的一種認同，因此具有特殊的意義。天顯十一年，秋七月“丙申，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其主所討，遣趙瑩因西南路招討盧不姑求救，上白太后曰：‘李從珂弒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討。’”九月，太宗遣兵至雁門，進而進攻太原，至此後唐主力盡失。太宗於行在對石敬瑭雲：“吾三千里舉兵而來，一戰而勝，殆天意也。觀汝雄偉弘大，宜受茲南土，世爲我藩輔。”
天顯十三年十一月，“甲子，行再生柴冊禮。……睿文神武法天啓運明德章信至道廣敬昭孝嗣聖皇帝。大赦，改元會同。”石敬瑭派遣使者朝賀並且奉上燕雲十六州圖集。可見，太宗改元會同與助晉滅唐的軍事勝利密切相關。太宗援助石敬瑭的原因有兩點，一是國家戰略上的軍事擴張需要;二是李從珂的皇位“來路不正”。
儘管李從珂的反叛事出有因，但其即位後殺害愍帝的做法，仍引起中原各方實力派的不滿。從太宗言“人神共怒，宜行天討”的話語中，可以看出此時太宗對皇位繼承的正統思想有一定的認識，但缺乏“天下”概念中國觀的正確認識。
其滅唐後將中原統治權授予石敬瑭，並要求世爲契丹蕃輔，與太祖滅渤海國之後改爲東丹國將統治權授予耶律倍的情況一樣，可看出太宗還存有一定的“大蕃”意識。《尚書·禹貢》載“雷夏既澤，灉、沮會同”，疏謂“二水會合而同”;《周禮·大宰》又載“大朝覲會同”，鄭玄注曰：“助王受此四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
此外在《儀禮》中也有類似記載，注和疏的對會同的理解爲“禮”，或是四時朝覲之禮，或是諸侯大會同朝覲之禮。會同有二水會合之意，但也有諸侯朝覲之禮的含義。從改元會同的時間節點上來看，耶律德光助晉滅唐，將幽雲十六州納入到遼國版圖。幽雲十六州居住着數量衆多、封建經濟及文化高度發展的漢族，在“新時期”必須適當地調整統治政策，以適應新的國家發展現狀。
故二水會合而同並非簡單地指河水會合，而是間接地表達了耶律德光希望蕃漢融合，天下歸一的理想追求。早在太祖統一戰爭中，就有用山水作比喻以表達取天下之意，如“鑿金河水，取烏山石，輦致潢河、木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嶽之意”。
會同取諸侯朝覲之禮的意象，是遼朝對中原文化積極學習與吸收的產物，表明了其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與遼朝封建化進程的加深，亦是遼朝奉正朔的一種表達。筆者認爲“會同”年號既表現遼太宗意欲成爲天下之主，俯視萬邦的政治理念，又表現了遼朝在文化上繼唐統兼收幷蓄的包容性。但這仍是漢臣根據時局制定年號所取的政治意向而已，太宗本人並未對“天下一統”有別樣的理解。會同年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遼朝多民族國家的統一進程以及這時期民族融合趨勢的加強。
二、大同年號的政治內涵
大同爲太宗即位的第二個年號，有延續會同之政的意思。大同二字出自《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是謂大同”。大同蘊含着大道至同、天下混同、四海歸一的美好寓意。陳述認爲大同年號，爲太宗臨歿之意見也。
究其改元大同至太宗駕崩前的言論及措施，可略窺太宗改元之意象，蓋混一天下，成祖宗未竟之功。太宗破晉之後，不以契丹民族之名爲號，而改元“大同”，有“天下爲公，四海一家”之意。
大同年號的政治內涵與太宗的軍事策略密切相關。大同年號的確立是在太宗滅晉後，進駐汴梁時宣佈的，“建國號大遼，大赦，改元大同”。至此遼統治疆域進一步擴大至中原腹地。建國號、改元是太宗意在向衆人宣佈，他是天下共主、遼朝是一個包含多民族的統一王朝。但由於後期中原各地的叛亂不斷，太宗不得不撤退並且於回程路中病死欒城。
《契丹國志》載“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用草原本位政策解釋這一系列事件似乎不妥當，只能說此時的太宗仍具有濃厚的“大蕃”思想。與此同時，契丹軍隊進入開封后，太宗服靴、袍御崇元殿，謂左右言：“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這條材料前半部分表現出太宗對中國文化的驚歎與仰慕，後半部分則表明了德光對做漢家天子似有一種不自信。總而言之，大同年號是中原文化與草原文化碰撞、交流下的產物。
太宗對漢地直接統治的實踐，加深了他對中原文化的認識與直接感受，爲以後遼朝對漢地的管理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也體現出了太宗意欲實現天下混同的政治野心。
三、天祿年號的政治內涵
世宗即位後的第一個年號爲“天祿”，有天賜福祿，帝位永久之意，語出《尚書·大禹謨》，“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大同元年夏四月丁丑，耶律德光死於欒城;戊寅，世宗於鎮陽即皇帝位。太宗率軍北返的途中死於欒城，世宗在耶律屋質等人的擁立下即皇帝位。
正是由於太宗死亡的突發性，世宗才能夠繼位，在當時多方政治勢力的角逐下，世宗的即位具有強烈的偶然性。前文已有述及，太宗援助石敬瑭討伐李從珂時，對皇位傳承的正統性有一定認識。難道世宗、李胡、耶律璟，對皇位的合法繼承順序沒有觸動嗎?在激烈的皇權鬥爭中，只要具有證明自己即皇帝位合法性，都有機會參與到這場爭鬥中。
因此諸皇子搬出了契丹傳統的世選制，世宗、李胡、耶律璟都擁有繼承皇位的資格，這時強大的軍事實力成爲制勝的關鍵。太后聞世宗即皇帝位後，急遣李胡率兵拒之，於泰德泉敗被世宗擊敗，秋閏七月太后、李胡整兵拒於橫渡，相持數日。世宗採用屋質之謀，各罷兵趨上京和談。最終在耶律屋質籌劃下與太后和談成功，李胡被迫承認世宗即皇帝位事實。
大同元年“丁卯，行柴冊禮，羣臣上尊號曰天授皇帝。大赦，改大同元年爲天祿元年”，世宗對皇位的積極爭取及耶律屋質、耶律窪、耶律吼等衆將的擁立，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世宗對中原嫡長子繼承製的認同。世宗改元“天祿”表達了在激烈的皇權爭奪中，自己是承天授命的合法繼承人以及對自己所擁有的皇位能夠得以永終的美好意願。世宗雖在位不足五年，但其在政治制度方面卻有不少創設，對遼朝政治制度建設有着不可磨滅的貢獻，爲遼朝制度建設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局面。如遼朝南北樞密院分掌部族、州縣的政治格局，都始於世宗朝。天祿四年春二月，“建政事省”;五年夏五月，“詔州縣錄事參軍、主簿，委政事省銓注”。
以上制度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幽州地方藩鎮勢力，加強了遼朝對契丹部族和燕雲十六州的有效控制，奠定了有遼一代的基本政治框架，也是遼初加強皇權的關鍵一步。從世宗經略中原開始，契丹民衆與漢族人民的交流逐漸深入，大量漢人涌入遼地，加速了民族交流與民族融合的進程，一個全新的遼朝文化體系正在形成。
結語
遼朝年號中的政治內涵與當時的國家局勢以及皇帝理想抱都有所關聯，年號是皇帝施政理念與心理動態的表現，與社會發展狀況相適應。從年號內涵中能夠看出有遼一代社會發展狀況，可將其分爲前期積極進取，中期求和守成，後期消極頹廢三個發展階段。遼朝年號的使用情況，折射出遼朝帝王對國家正統性認識的變化，太祖至聖宗以前年號僅是作爲模仿中原制度的符號，皇帝自身對於年號更深層次“中國觀”、“正統性”認識較淺，還存有一定的“大蕃”思維。
遼聖宗開始對遼國自身“正統”有所覺醒;興宗時期“中國正統”意識進一步加強，道宗以後遼朝“中國正統”思想已深入人心。聖宗以後年號的政治內涵更加豐富，不僅包含着時局變化，還蘊藏着遼人夷夏觀念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