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堪稱千古傑作，它是一部體系完整、規模宏大的歷史鉅著，是傳記文學的典範，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當我們拿起司馬遷的著作時，雖然隔着千年時光，太史公的文字，依然裹挾着熱氣騰騰的氣息，還原着驚心動魄的鏡頭，將我們帶入一個個歷史事件的現場。
今天，我們一起回顧司馬遷的生平，感受“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千古魅力。
司馬遷，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生於史官世家，父親司馬談是漢朝的太史令，博學多識，精通天文、易學和黃老之學。司馬遷從小讀了不少書籍，包括《尚書》《國語》《左傳》等文，十歲的時候，跟隨父親到了長安，接受其父的啓蒙教育，在歷史與文學兩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後來司馬遷在長安師從著名經學大師孔安國、董仲舒，研習古文《尚書》和《春秋》。二十歲隨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開始了他的壯遊生活。他到過浙江會稽，在傳說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領開會的地方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到過長沙，往汨羅江邊憑弔愛國詩人屈原;到過曲阜，考察了孔子這位儒學創造者的講學遺址;到過豐沛，聽沛縣父老講述高皇帝劉邦起兵的壯舉……這些遊覽和考察，使司馬遷獲得了大量的知識，並從民間語言中汲取了豐富的養料，爲後來寫作《史記》積累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做好了充分的知識準備。
壯遊使司馬遷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武帝對這個廣聞博識、學問豐富的年輕人十分欣賞，命他爲郎中，讓他奉旨出使巴蜀，到達了今天昆明一帶大西南地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使司馬遷的知識更加淵博深厚。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封禪泰山，司馬談以職任太史令卻未能從行，抑鬱而死。臨終前他難過地對司馬遷說：“我死以後，你必爲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遺願。如今大漢興盛，海內統一，上有英主，下有忠臣。我身爲太史，而未能記載，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業，以了卻我的心願。”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任父職爲太史令，這使他有機會讀遍皇室所收藏的文史經籍、諸子百家及各種檔案史料。他決心繼承父親的遺志，寫一部載述古今重大事件和人物事蹟的皇皇鉅著。
就在他着手寫作不久，突如其來的災難降臨了。
蘇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三萬，攻打匈奴，結果全軍潰敗，幾乎覆沒，主帥李廣利僥倖逃生。李廣的孫子李陵當時擔任騎都尉，帶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戰。單于親自率領八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困。儘管李陵的箭術高超，士兵也拼死搏殺，一連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但衆寡懸殊，匈奴兵越聚越多，漢軍寡不敵衆，加之沒有援軍，最後只有四百多漢兵突圍出來。李陵被俘投降了匈奴。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動了朝野。漢武帝將李陵的母親和妻兒都抓進了監獄，並且召集大臣議定李陵降敵之罪。大臣們都譴責李陵貪生怕死、投降匈奴的可恥行爲。
司馬遷了解皇帝對李陵的降敵耿耿於懷，覺得丟了朝廷的臉面，他認爲這時候一味指責李陵既失公允，也不會使皇帝得到寬慰，作爲一個正直的大臣，應該講真話，或許還能使皇帝得到一絲安慰。於是他說：“李陵率兵不滿五千，卻深入敵人腹地，與幾萬敵人搏殺。雖然吃了敗仗，可是殺死的敵人比犧牲的漢軍將士多，功過兩抵，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或許是一種權宜之計，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
漢武帝聽了，勃然大怒，認爲司馬遷這樣爲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李夫人的兄弟)，當即就將司馬遷下了大獄，交給廷尉審問，最後被判處“腐刑”(即閹割生殖器)。司馬遷拿不出錢贖罪，只好受了刑罰，關在獄中。
司馬遷認爲受腐刑是一件辱沒祖先的事，他整日惶恐悚懼，如芒在背。他痛苦地思前想後：這是我自己的過錯呀。現在已成刑餘之人，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呀，他幾乎想自殺。但一想到父親的臨終囑託，自己還有一件極重要的工作沒有完成，不應該死。身心備受摧殘、含幽忍垢的司馬遷暗暗告誡自己：人都免不了一死，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之別。古聖先賢給了他無窮的榜樣的力量。他想到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韓非等前代賢哲，都是在困厄之中發憤著書，成就他們的美德大業的。這些先賢的著作，都是因爲他們心裏有鬱悶，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時候，才寫出來的。我爲什麼不利用這個時候把《史記》這部史書寫好呢?
司馬遷決心以殘疾之身完成父親的遺命，著就《史記》這部傳世之作。經過六年的囚禁生活，徵和元年(前93年)，他終於出獄。漢武帝對司馬遷的才能還是愛惜的，任命他爲中書令。中書令的職責是掌管傳宣詔命，通常由宦官擔任，但由於接近皇帝，所以一般被認爲是一個尊顯的職務。司馬遷卻爲自己擔任這個一直由宦官擔任的職務而羞愧。但皇命如天，他也莫可奈何。用司馬遷自己的話說，他之所以含幽忍垢地活着，目的是要著成一部能夠“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偉大著作。有了這一偉大目標作爲自己的精神寄託，從此他埋首發憤著述。
他把從傳說中的黃帝時代開始，一直到漢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爲止的這段時期的歷史，按照“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種體例加以編寫。經過多年的發憤努力，終於完成了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字的鉅著——《太史公書》(即《史記》)。
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對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蹟都作了詳細的敘述。他對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賦予高度的評價，對被壓迫的下層人物往往表示深切的同情。同時，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將楚漢相爭中失敗了的項羽寫進帝王的傳記——本紀中。在《史記》的引文中，他還把古代文獻中過於艱深的文字改寫成當時比較淺近的文字。《史記》的人物描寫和情節描述，形象鮮明，語言生動活潑。因此，它既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又是一部傑出的文學著作。
司馬遷和他的著作《史記》在我國的史學史、文學史上都享有盛譽。司馬遷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記》被魯迅譽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當之無愧的。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司馬遷是少有的敢於秉筆直書的史學家，無粉飾，不隱諱。即使是對當今皇帝漢武帝的功過，也敢於“秉筆實錄”，既對漢武帝的歷史功勳賦予適當的肯定，但更多是對他任用酷吏，施行殘暴統治予以無情的諷刺和鞭撻。
由於司馬遷對最高統治者的過錯也敢直書無礙，以至後世有人認爲《史記》是一部“謗書”。但也毋庸諱言，司馬遷在人物傳記中往往表現着他對現實的看法，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例如，他在《管晏列傳》中評贊晏子時，意味深長地寫了這段話：“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餘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這是很有影射意味的。晏子侍奉過齊國三世國君即靈公、莊公、景公，這三世國君都並不賢明，但晏子卻能以其諫說，犯君之顏，不僅無刀鋸之禍，反而權位日顯，聲名日隆。
相比之下，自己僅進一忠言而成刑餘之人。這就深刻揭露了自詡爲聖明之君，功高日月，在泰山封禪勒銘的漢武帝的殘暴不仁，將漢武帝貶斥得連晏子所侍奉過的靈、莊、景三代國君也不如了。作者追慕晏子，正表現了他對自己命運不公的強烈抗議和對現實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批判色彩。
《管晏列傳》的言外之意還在於：管仲與齊桓公有一箭之仇，而桓公用之爲相;而自己僅一言之諫，則遭腐刑之辱。之所以如此，是不遇明主、不遭其時啊!憤激之情，溢於言表。
這些都充分說明，司馬遷提出“發憤著書”的觀點，並不僅僅是基於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更是由自身的不平遭遇感發而來。從一定的角度講，司馬遷若無因李陵事件“幽囚受辱”的生活挫折，那麼，被魯迅先生推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無論其史學價值還是文學價值都可能遜色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