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爲，在近代史上是個政治人物——但這只是後人一廂情願地誤讀，不是康有爲本人。一個人做什麼事，他就是什麼人。康有爲是個善於製造市場引爆點、並具有不可思議套現能力的融資界高手。任何事情只要能夠帶來錢，他都會去幹，從書生、政治改革家到黑道大佬，每一次華麗地轉身，都給他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康有爲第一次在歷史上打響名頭，是“公車上書”。
公車是漢代的官衙稱謂，指以車馬接送舉子入京科考，後演變成舉人上書言事。1895 年，千餘名舉子聯名萬言，公車上書，反對朝廷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於是康有爲之名，不脛而走，盡人皆知。但實際上，公車上書是由京城高官發動的。康有爲最多是個積極參與者，他只徵集到80 名書生的簽名，而另一個舉子陳景華，卻聯合了280 人共同簽名。儘管公車上書不是康有爲組織的，但他卻是獲利最大的。因爲他有着持續經營的思維——三個月後，他就在上海《申報》打出廣告，以每部實洋兩毛的售價，出售他撰寫的《公車上書記》，廣告一連打了六次，稱得上大手筆了。到了第七次的廣告，書價直線下飆——降到了一折銷售，每本售價洋二分。
雖然書價大跳水，但宣傳效果達到了——從此世人以爲公車上書，是康有爲獨力發動的，而且他還成功地獲取了“人生第一小桶金”。只是市場變化太快了，市場在變，你必須要變。康有爲開始尋找新的商機。要不要搞個戊戌變法?爲啓動這個強力引爆點，康有爲完成了他從書生到政治改革家的第一次轉型。公車上書三年後，康有爲遊說朝野，終於開始實施戊戌變法。變法歷時103天。因此戊戌變法也叫百日維新。百日維新失敗，太正常了。這麼大的國家，怎麼可能一百天就搞出個眉目來?而康有爲能夠走上歷史前臺，是因爲他比別人膽子更大，不管有沒有把握，先拍了胸脯保證、獲得出場機會再說。
康有爲走馬上任之後，發現事情根本不像自己想象的那麼容易，於是病急亂吃藥，想出來個把中美英日四國合併一邦的怪想法。這當然不具絲毫可行性。最終他圖窮匕見——密召江湖人物入京，準備圍頤和園，捕殺慈禧太后。但消息走漏，康有爲火速逃走。康有爲逃到香港，註冊了一家公司，全稱是：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凡加入這家公司的，不但沒薪水發，還要上繳會費，但公司可以向港澳、北美和大洋洲的華僑募捐。許多華僑相信他，紛紛毀家紓難，把血汗錢都送給了康有爲。這些錢，就成了康有爲政治生涯的“紅利”。據記載，康有爲逃出國後的第二年，他就分得紅利上萬銀圓。
政治改革家的身份，成爲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的品牌文化，確保了他在融資市場上的收益。這時候康有爲的身份，已經由政治改革家，成功轉型爲商界強人。康有爲的前瞻性投資眼光，也在這時候體現了出來，僅他在墨西哥的地產投資，就收益十多萬銀圓，約合現在的100 萬美金。但是，正常的經營利潤，遠不足以維持康有爲的開銷。他有五個老婆，六個兒女，私人僱員40 多個，但最大的開銷還是中國式的人情往來，每月只是紅包就要遞出去2000 銀圓。短短五年時間，康有爲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就迅速從巔峯滑落，進入了破產倒計時。強大的融資需求，促成了康有爲的第三次轉型。
早在康有爲公車上書時，有一個不起眼的追隨者，叫劉士驥，他是和康有爲結交20 多年的好朋友。維新變法失敗後，當時在廣西任職的劉士驥，不顧身家性命上書，替康有爲鳴冤——這爲劉士驥帶來了殺身之禍!但殺劉士驥的，並非朝廷，慈禧太后根本沒有難爲他。沒過多久，劉士驥以廣西補用道——相當於廣西主管財政的副主席的身份，去美國爲廣西銀礦開採募股。在美國，劉士驥接到知交好友康有爲的一封信。康有爲明確表示，廣西富饒的銀礦，有必要成爲保皇黨的“黨產”。這有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黨產”這個怪詞，是康有爲的首創。讓康有爲失望的是，劉士驥拒絕了康有爲的要求。因爲劉士驥已經發現，康有爲伸手撈錢，不過是爲了彌補自己紙醉金迷的爛攤子。劉士驥的拒絕，讓康有爲勃然大怒，從此兩人勢同水火。康有爲展開報復，他下令在美國的保皇黨成員，控告劉士驥詐騙。美國警方果然拘押了劉士驥，後經清國外交干預，才得以釋放。
但這只是開始，此時日本間諜機關正在清國周邊活動，他們驚訝地發現，完成募股歸國的劉士驥，在香港被保皇會所綁架，勒令他把募得股資的一半，充入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的賬戶。劉士驥斷然拒絕，而保皇會也不敢在香港行兇，只好放他離開。劉士驥返回廣西半個月後，兇案就發生了。他是在家中遭人伏擊，被亂刀活活砍死的。劉士驥被殺三個月後，涉及廣西銀礦的另一名股東，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殺。兩起命案，震驚全國。劉士驥畢竟是位副省級官員，說殺就殺了，這可不妥當。朝廷命廣西限期破案。很快一名涉案疑犯落網，大量證據指向其幕後主使，就是劉士驥的知交好友康有爲。
於是，朝廷不得不第二次對康有爲發出通緝令。上一次他是政治犯，這一次卻是刑事犯。到此時，康有爲也成功地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三次轉型——融資界老大，這有可能纔是他真正的身份。但清廷已經來不及追究康有爲了，辛亥革命就在這個時間段爆發，改朝換代，推倒重來，再也無人追究康有爲指使手下殺害劉士驥的血案。他優哉遊哉地返回國內，定居上海，過着富比王侯的生活。細數康氏生平，此人是個地地道道的大冒險家。他的個人成功固然有其精明的成分，有特定的時空背景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人性最需要的是什麼。用現在的商業術語，就是他知道什麼叫市場。
他只用小小的付出，就換來巨大的回報——而在這個過程中，道德被嚴重忽略了。康有爲最大的人生成功，不在於他指使殺人之後、逃脫了懲罰;也不在於他每一次轉身，帶來的都是巨大的商業成功;而是他在幹了如此之多不名譽事件後，卻仍然被正統奉爲“近代著名政治家”。事實上政治只是他在一段時間裏的產品標籤，一旦標籤過時，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將之丟棄。生前獲利，死後博名。一種不道德的行爲，時至今日仍然獲得收益，那隻能證明，或者是人性、或者是規則、又或者是二者，在自康有爲至今的一百多年以來，始終未發生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