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長篇白話小說、萬曆丁巳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將被收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王世貞全集》第四輯“評點、遺失及存疑之作”，這意味着圍繞《金瓶梅》作者究竟是誰的結論向着“王世貞說”邁進了決定性的一大步。
據悉，“《王世貞全集》整理與研究”是上海交大古代文學學科獲得的第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項目主持人、上海交大人文學院許建平教授告訴記者，他帶領的項目團隊凝聚了國內王世貞研究最主要的學術力量，子課題負責人分別是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蘭州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的明清文史研究專家。
王世貞究竟何許人也？他是江蘇太倉人，明代嘉靖、隆慶、萬曆時期文壇領袖，曾主持文壇40餘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其：“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過於世貞者”。許建平說：“王世貞著述之豐富爲中國古今第一人，但我們對這位大家的研究還不夠。
目前所知其著述約達301種、4268卷，散存於世界201家圖書館，至今尚無全集，且文章90%以上還沒有標點。其著述資料的浩博和散亂給國內外研究工作帶來極大不便，不僅導致了王世貞研究的片面、缺失，也造成了明清文學史學研究的某些缺憾。”
在許建平看來，王世貞研究中必須觸及的一個基本問題即是王世貞與《金瓶梅》著作權的論爭。《金瓶梅》出自誰手，“蘭陵笑笑生”究竟何解，千百年來產生了不下50種猜測，包括王世貞說、賈三近說、屠隆說、李開先說、徐渭說、湯顯祖說、馮夢龍說、李漁說、沈德符說、金聖嘆說、唐寅說等……他認爲，種種人選之中，“無一能取代王世貞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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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貞說”幾乎伴隨着《金瓶梅》的流傳而產生，但幾經波折：明刻本《山林經濟籍》與《萬曆野獲編》最早透露出王世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鳳撰於康熙12年的《稗說》與清初的《緣起》均指實爲王世貞。其後清人陳陳相因，推波助瀾，一時形成非王世貞莫屬的輿論。
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魯迅、吳晗、鄭振鐸等文史學者從《金瓶梅》用的是山東方言，以江蘇太倉人王世貞不會說山東話而否定王世貞說。1979年，朱星發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誰》以“王世貞祖籍江蘇省太倉市，曾在山東做官，具有運用江蘇太倉與山東方言的條件”等十大理由重倡此說。
1999年，許建平出版《學考論》，發表《王世貞與著作權》等系列論文，從4個外證、7個內證，進一步論證《金瓶梅》作者的最大可能是王世貞。其中最重要的兩條理由分別是：他詳細考證了明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記載的《金瓶梅》由手抄本到刻本的過程，判定《金瓶梅》手抄全本源於王世貞抄本，再往上就無法“追查”了；此外，《金瓶梅》中曾出現“三七”這味藥材，但彼時“三七”並不爲世人所知——除了王世貞，因爲它的發現者、明朝醫學家李時珍將其編寫入《本草綱目》並交予王世貞題序，《金瓶梅》書成流傳之時，《本草綱目》尚未刊行。
不過，近年來也有學者陳明達指出，以王世貞晚年的精神狀態和身體狀況寫出《金瓶梅》煌煌大作似不可能，他認爲《金瓶梅》真正的執筆者是在王世貞私家花園“住讀”兩年的後輩蔡榮名，而王世貞在創作《金瓶梅》的過程中擔任了“製片人”、“導演”、“發行人”的角色。
其實這種反映社會黑暗的書籍在成書之時，作者一定會想方設法抹掉自己寫書的經歷，因爲就《金瓶梅》的內容而言，被當時的統治者知道那絕對是死罪，所以必然極力掩藏。而且時隔已久，很難找到線索去破解這個作者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