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田弘毅(広田弘毅 ひろた こうき)，日本第32任首相，二戰甲級戰犯。生於筑前福岡那珂郡鍛冶町一個石匠家庭，幼時受封建思想薰陶，時刻以勤王愛國爲他的唯一信念。1905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系。1906年以第一名通過外交官、領事官考試。1907年常駐清國。1929年作爲帝國代表出席第十次國際聯盟大會。1933年任齋藤實內閣外相。1934年任岡田內閣外相。1935年，提出對華三原則“廣田三原則”。1936年任首相兼外相。1937年2月總辭職，6月，任第一次近衛內閣外相。1940年任米內光政內閣參議。1946年作爲侵華戰犯接受遠東軍事法庭審判，被判極刑的七個人當中是唯一的文官，主要罪狀即：廣田三原則和確立了軍國體制。1948年12月23日被處以絞刑，時齡71歲。
步步高昇
在大學中表現突出，1905年畢業，廣田弘毅參加了領事館考試，希望通過考試成爲正式的外交官。不過這次考試前，或許是因爲以前的成功，他並沒有太多用心，而遭受了“落第”的失敗。這算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挫折，從此他告誡自己做任何事情，哪怕是極有把握的，也不可以掉以輕心。“落第”後，他在日本大學院研究了一段時間的日本對外殖民政策。之後，在當時任朝鮮統監府總務長官的同鄉鶴原定吉的推薦下，他被統監府錄用到朝鮮工作。1906年，廣田弘毅被外務省錄用爲候補外交官。次年，被派往日本駐華使館工作，這是他真正外交生涯的開始。1909年，轉赴日本駐英國使館工作。在此期間，日英雙方調整了同盟條約，並簽署了《日英通商條約》。1913年，他奉調回國，任農商務省書記官兼通商局第一課課長。1919年，他再度出國，赴日本駐美國使館工作。從此，廣田弘毅的仕途出現了轉機。他步步高昇，先後擔任外務省情報部次長，歐美局局長，日本駐荷蘭大使。1929年，作爲帝國代表出席第十次國際聯盟大會。1930年任駐蘇聯大使，這種工作經歷爲他以後執掌日本外交大權，策劃推動日本侵華奠定了基礎。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的巨大沖擊使非常依賴世界市場的日本經濟遭受到巨大打擊，經濟的崩潰激發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政治危機。1932年，犬養毅的政黨聯盟內閣因法西斯軍人發動五一五事件而瓦解，犬養毅本人在政變中被暗殺。海軍大將齋藤實組成了新內閣，這界內閣對軍部的囂張採取妥協的態度，希望軍部能“尊重”內閣，形成“舉國一致”的局面。此時的日本正一步步走向對外侵略擴張的法西斯道路，軍部力量不斷膨脹。廣田弘毅此時取代內田康哉出任新內閣的外相。
協調外交
中國東北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淪爲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扶植傀儡皇帝溥儀建立所謂的“滿洲國”後，開始向華北伸出侵略之手，日本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反抗，廣田弘毅在種背景下出任新外相。廣田弘毅實際上是積極主張對華侵略的，但同時，他又是一個深諳外交之道的資深外交官。因而，廣田弘毅盡心盡力爲法西斯侵略者出謀劃策，採用對中國人民反抗的巧妙外交手段來實現最終的侵略目的。前外相內田康哉奉行“焦土外交”的政策，讓日本政府正式承認了“滿洲國”並退出了國際聯盟，獲得了短期目標的完成。廣田弘毅上任伊始就以和平使者的形象承諾，“在我充任外相期內，是不會發生戰爭的”，並且宣佈實行“協和外交”。
他這樣做實質並不是出於維護和平的好心，而是維護在華既得侵略權益，鞏固“戰果”，同時，獲得國際社會的諒解，改變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狀況。在1933年10月召開的“五相會議”上，廣田弘毅推出“協和外交”的主要舉措，他力主加強與“滿洲國”政權的關係，同時對外表示日本將致力於改善與各主要國家的友好關係，尤其是因九一八事變而交惡的對華、對蘇以及對美等國關係。廣田弘毅宣稱“在國際關係中，以世界和平爲宗旨，並以外交手段貫徹中國之方針”。他的主張被採納，並形成了指導外交策略的文件。廣田弘毅在“協和外交”的幌子下，與中國國民政府交涉，實現了中國與“滿洲國”的通車，中日兩國公使館也升格爲大使館。但是，這並不能改變日本侵略外交的實質，只是使侵略得更隱蔽而已。
天羽聲明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天羽英二發表了關於中國問題的聲明，即《天羽聲明》。在這個聲明中，天羽英二公然叫囂日本是亞洲的“主人”，是中國的“保護者”，並警告英、美等國，如果再幹涉日本對中國的壟斷權，那麼“日本對此不能置之不理”。這種赤裸裸的囂張氣焰，引起英、美的強烈不滿和巨大的國際風波。
廣田弘毅認爲發出像《天羽聲明》這樣的文件，日本的侵略目標太露骨了，纔會遭致強烈反對。可見時機尚不成熟。於是，他“亡羊補牢”地進行了一番遮掩。24日，廣田弘毅先在內閣會議上宣稱情報部弄錯了聲明，然後通知美國國務卿赫爾說，《天羽聲明》並未經他的批准，是無效的，但在西方各國中造成了錯誤印象，實在是一大誤會。同時，他信誓旦旦地保證日本絕對無意破壞《九國公約》的規定，以便覓取在中國的特殊權益。事實上，《天羽聲明》並不是天羽英二個人的狂妄叫囂，其主要內容出自1934年4月13日廣田弘毅以外相名義發給駐華公使有吉明的第109號密電。該密電強調：一、關於中國問題，帝國與列國因主張與立場不同，終於不得已退出國際聯盟。在此情況下，帝國不管其他國家承認與否，爲維護自己在東亞的使命，必須全力以赴。對諸列強雖一向以極謙遜態度調節利害關係以求親善，但維持東亞的和平與秩序，當然屬於日本必須單獨履行的責任，帝國有決心完成此一使命。二、爲了完成上述使命，帝國不能不與中國共同分擔維持東亞和平的責任。因此，保全中國之統一與恢復其秩序是帝國的迫切希望。但歷史證明，只有等待中國自身的覺悟和協作別無他法。帝國基於以上觀點，必須竭盡全力打破中國方面排斥日本運動和“以夷制夷”利用他國的策略。三、鑑於滿洲、上海事件後的形勢，此時如列強對中國採取共同行動，不論其以財政的、技術的或其他名義，必定含有政治意義，其結果將直接開創對中國實行國際共管的先例或成爲劃分勢力範圍的開端之虞，誠恐爲中國的覺醒及保全其國土主權帶來不幸。根據帝國的主張，對此不得不表示反對。四、各國如從經濟貿易的觀點出發，個別與中國交涉，對中國進行事實上的援助，只要不反對東亞的和平與秩序，當然可以任意採取措施。然而，上述行爲萬一構成擾亂東亞和平或秩序性質的行動(例如，供給軍用飛機或設置軍用機場，提供軍事顧問、政治借款等)，帝國對此不能不加以反對。五、基於以上觀點，當前外國方面如對中國有所策動，其共同行動自不待言，即使個別行動(鑑於中國依然夢想依靠外國勢力牽制我方)也必須在其成事之前，加以破壞。對此，希望本此方針努力完成我方目的。顯然，《天羽聲明》不過是將密電的內容也就是其意圖公之於衆罷了。在第109號密電及《天羽聲明》中充滿了日本想要獨霸中國的內容。所謂“協和外交”，只是一塊遮羞布而已，而這種欲蓋彌彰反而使其侵略野心暴露無遺。
1934年7月，齋藤內閣因“帝人事件”的貪污醜聞而倒臺，海軍大將岡田啓介出任首相，重新組閣，廣田弘毅留任新內閣外相。此時，他繼續以“日中親善”爲幌子，對中國進行侵略與滲透。不僅如此，爲了放手擴軍備戰，廣田弘毅還積極活動，最終在7月底促成政府宣佈廢除《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和《倫敦海軍條約》。
1935年，日本天津駐屯軍陰謀策劃了“白鬍事件”，並以此爲藉口，武力相威脅，採取極爲強硬的態度，迫使中國國民政府簽訂停止排日，從河北撤軍的協定，進行所謂“華北自治”，日本侵略的惡行就在“日中親善”下步步展開。起初，中國國民政府還希望日本真能因爲“日中親善”而放棄“華北自治”的種種苛刻條件。6月14日，國民政府外交次長唐有壬向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提出，“中國方面不因華北事件而改變以往中日親善之方針，願意商定實現中日合作的具體步驟”。其方法爲：“將合作對象分爲華北與整個中國兩個方面，對華北首先以日方希望之所有事項爲重點;對整個中國主要以經濟方面之合作爲基礎;對政治方面亦希予以協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