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成就
學問大家
做官從政之暇，畢沅辛勤筆耕，著作等身，“雖官至極品，鉛槧未曾去手。”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史傑作，博採典籍，考證甄選，剪裁熔鑄，成一家之言。上起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959)。但就時間來看，前後尚有巨大的空白、欲補續的，代有其人。就下續的來看，南宋有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劉時舉的《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等。明代薛應旗、王宗沐各著有《宋元資治通鑑》。清代康熙年間，徐乾學等編成《資治通鑑後編》。這些續編在史事記錄、年月編排上，錯誤百出。乾隆三十七年，畢沅開始編纂一部新的《續資治通鑑》。他廣延英俊(諸如邵晉涵、章學誠等)，博稽羣書，歷時20年，完成220卷的《續資治通鑑》。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迄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乾隆五十三年，畢沅任河南巡撫時，開始編寫《史籍考》，這項工程一直進行到他病死，尚未完稿。章學誠、潘錫恩相繼續補，最後成書300卷。《續資治通鑑·宋紀》中的《岳飛》一文曾被選入初中教材。
畢沅博學多才，潛心研攻經史敬重文士，尤好扶植後進，“一時名儒，多招至幕府”，據其門下洪亮吉記載，畢沅生平最愛禮賢下士，“畢沅愛才尤篤，人有一技之長，必馳幣聘請，唯恐其不來，來則厚資給之。”(《更生齋集文甲集》)，著名學者章學誠、孫星衍、洪亮吉、汪中、段玉裁等皆曾受知其門下。畢沅精通經史，旁及語文學、金石學、地理學，並善詩文，一生著作頗豐。他在其幕賓的襄助下，搜求善本古籍，校勘輯佚，編纂了許多有價值的著作，尤其在經學與史學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經學方面著有《傳經表》、《通經表》等，並撰《墨子集註》，直接指明誹墨始於孟子，提出《墨子》作爲一種古代典籍，“不可忽也”。另註疏《道德經考異》、《晏子春秋注》、《呂氏春秋注》等。
畢沅極注重歷史和地理的關係，廣徵博採，完成了王隱《地道記》和《太康三年地誌》的輯佚、《山海經新校注》等書。在金石學上，他廣加收集銅銘碑刻，編輯成《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山左金石志》、《三楚金石志》、《兩浙金石志》等書。對先秦諸子，也素有研究，他還是一位傑出的詩人，有《靈巖山人詩集》傳世。同時，在他主持下，整修了西安碑林、華岳廟，翻修了司馬遷祠，修繕了蘇東坡祠，重建了西安灞橋等。《岳飛》被選入初中一年級課文。
藏書大家
畢沅與學者章學誠交往極深，曾出其私人藏書20萬卷，讓章學誠編書修志 他於經史、書畫、小學、金石、詩文、地理之學，無不貫通。爲編撰《關中金石記》，蒐羅秦中文獻1 500餘種。家有“經訓堂”、“靈巖山館”，是藏書之所。編撰有《經訓堂書目》。輯刊《經訓堂叢書》，收書21種，是輯者註釋、校訂重要古籍的匯刻，由洪亮吉、孫星衍等共同校理，因名家所校，刻印質量高，被藏書家稱爲善本收藏。其中《山海經》、《呂氏春秋》、《釋名疏證》等校本，尤爲精善。其他如《長安志》、《晉泰康三年地記》，流傳極少，是考證西北古史地所必備之書。刊刻圖書數種。藏書印有“畢沅審定”、“秋帆珍賞”、“經訓堂珍藏印”、“秋帆書畫圖章”、“畢沅鑑藏”、“畢沅一字湘蘅”等。著有《傳經表》、《續資治通鑑》(二書多出自章學誠之手)、《山海經晉書地理書校注》、《西安省志》、《關中勝蹟圖記》、《關中中州山左金石諸記》、《靈巖山人詩文集》等。弟畢瀧，字澗飛，號竹癡，亦富於藏書，多宋元明人珍品，藏書印有“婁東畢瀧澗飛氏藏”、“畢瀧校定本”、“畢瀧真賞圖書”、“太倉畢氏靜逸庵圖記”等。
人物軼事
才子慈母教
畢沅幼年就失去父親，全靠母親張藻培育成人。張藻是當時頗有名氣的才女，不僅能詩，而且學問淵博，著有《培遠堂詩集》。畢沅在她的調教下，6歲能讀《詩經》、《離騷》，10歲便通曉聲韻，善作詩文。隨後，張藻又親自把畢沅送到蘇州靈巖山，拜著名學者、詩人沈德潛和經學大師惠棟爲師，以進一步拓寬視野。後來，畢沅中狀元當官，離開京城到陝西任巡撫，張藻還以母親特有的情懷，作54句270言《訓子詩》，殷切期望兒子“不負平生學，弗存溫飽志;上酬高厚恩，下爲家門庇”。張藻病故後，乾隆皇帝特賜御書“經訓克家”四字褒揚。畢沅爲了銘記母親和皇上的恩賜，特將室名稱作“經訓堂”，將自己的詩文集名爲《經訓堂集》。
忠厚得福
在軍機處任職的時候，畢沅與同事諸重光、童鳳三等人都是舉人身份。爲了有個更好的前程，他們三人都參加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禮部會試。考試結束後，他們照常回到軍機處辦理公務。會試發榜的前一天晚上，本該輪到諸重光值夜班，但諸重光急於打聽考試的結果，就毫不客氣地對畢沅說：“今天夜班還須請你代勞。”畢沅不解，便問：“爲什麼呢?”諸重光提高嗓門說：“問題明擺着的，要中狀元書法必須過關。我的書法比你好，明天放榜倘若高中，還有殿試奪魁的希望，得早做準備。你的書法屬中下水平，即使明天榜上有名，難道還想去奪一甲前三名嗎?”畢沅儘管心裏也非常想乘空探聽一下消息，但覺得諸重光的分析不無道理，就答應了他的請求。傍晚值班時，接到陝甘總督黃廷桂一份有關新疆屯田的奏摺，畢沅閒坐無事，便饒有興致地將這篇奏摺反覆看了幾遍，其內容已是爛熟於心。第二天會試發榜，畢沅與諸重光、童鳳三均中貢士。數日之後，他們一起去參加殿試。當時新疆初定，乾隆皇帝準備在那裏搞屯田，於是親自出了與新疆屯田有關的“策問”題。對此，一般士子半天摸不着邊，可畢沅因心中有底，答得特別順手，寫得格外詳實得體，很得主考官們的好評，只因書法稍差，初擬名次時，僅排在第四位。乾隆皇帝閱讀前十名貢士卷時，發現前三名的卷子都不太滿意，讀到第四名畢沅的卷子時，覺得頗對胃口，大加讚賞，便親自改爲第一甲第一名，而書法頗佳的浙江餘姚人諸重光卻屈居第二位。人們都說，畢沅中狀元是忠厚得福。
禮賢下士
畢沅性情儒雅和易，愛才若渴，身邊常名士雲集。當時的著名詩人黃景仁由於不願當官，又不知理財，生活貧寒。一天，畢沅讀到他“一傢俱在西風裏，九月寒衣未剪裁”的詩句，馬上派人送去銀子50兩。黃景仁病逝後，畢沅又出資撫養其老母，還爲他整理出版詩集。祖籍歙縣的著名文人汪中與畢沅沒有見過面，有一次跑到畢沅的衙門，遞給門衛一張小紙條，只說住在某某客店，轉身便走。門衛將紙條呈送畢沅，只見紙條上寫道：“天下有汪中，先生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無窮困之理。”畢沅看罷，哈哈大笑，立即派人送去白銀500兩。在任陝西巡撫的時候，畢沅有一次路過一座寺院，老僧出來熱情招待，談得十分投機，畢沅忽然開玩笑地問道：“一部《法華經》，不知有多少個阿彌陀佛?”老僧從容應道：“我一個破廟老和尚，非常慚愧生成鈍根。大人是天上文曲星，非同一般，不知一部《四書》有多少個‘子曰’?”畢沅不禁一愣，非常佩服老和尚思維敏捷、談吐風雅，於是捐銀爲寺裏添置田產，還把寺院整修一新。
性向成謎
有說畢沅是同性戀者，與名伶李桂官交好，趙翼與袁枚均有詩歌描述李桂官與畢沅之間的情感：趙翼作《李郎曲》，而袁枚爲李桂官的《勸畢公習字》一文作序時也寫了長歌。
死後抄家
嘉慶元年(1796年)，湖北省荊州、襄陽爆發了白蓮教農民起義，規模浩大，得快蔓延到南方各省，前後歷經九年，才被清朝廷鎮壓下去。爲此清朝廷耗用軍費二億兩白銀，相當於四年財政收入的總和。嘉慶元年，清朝廷派兵對湖北的白蓮教農民起義進行鎮壓，軍隊的軍需錢糧委派湖北省安襄鄖荊道道員胡齊侖負責管理。胡齊侖自負責管理軍需錢糧以後，任意侵貪、剋扣，致使領取軍響的清軍官兵多有怨言。於是兩湖總督景府對胡齊侖經管的軍費收支進行了審計清查。經過審訊得實：胡齊侖在嘉慶元年至二年間，掌管湖北省軍需錢糧，在發放湖北襄陽軍隊的軍餉時，每發一百兩軍餉，扣除戶部在撥款時已少撥的四兩“短平”銀外，又報請當時的湖廣總督畢沅批准再扣除四兩，以備支付按規定不準報銷的款項，此外胡齊侖還利用職權私自加扣二兩。如此三扣兩扣，每發一百兩軍餉，官兵們實得九十兩。胡齊侖經手發放的襄陽軍隊的軍餉一百四十餘萬兩，他私自扣留二萬九千兩，饋送給各營將軍、督撫們花用，其中僅送給一名叫永保的領兵大員就達六千兩。
接到審案官關幹胡齊侖一案的審訊結論報告，嘉慶帝爲此特發上諭，嚴厲痛斥貪污軍餉的行爲，他說：自鎮壓白蓮教以來，至今已有四年了，所耗用的款項達七千萬兩之多。白蓮教起自湖北，而清軍的行賄饋送之風也起自於湖北。前任兩湖總督畢沅，公然將軍需錢糧，任由胡齊侖一人經理，恣意侵扣，實爲罪魁禍首，畢沅現已去世，倘若他還活着，我將立即把他處死，以正國法。即便如此，畢沅死後，家產還是遭到藉沒，全部充公。也就是《清史稿·畢沅傳》所寫的那樣：“(嘉慶)四年，追論沅教匪初起失察貽誤，濫用軍需幣項，奪世職，籍其家。”
相較《清史稿》，《清史列傳》的內容的記載則更爲詳細。嘉慶四年九月，嘉慶帝發佈上諭稱：“迄今匪徒蔓延，皆由畢沅於教匪起事之初，辦理不善，其罪甚重。昨又據倭什布查奏胡齊侖經手動用軍需底帳，畢沅提用銀兩及饋送領兵各大員銀數最多。畢沅既經貽誤地方，復將軍需帑項任意濫支，結交饋送，執法營私，莫此爲甚。倘畢沅尚在，必當重治其罪。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在官職?”故將其作官的兒子就地免職。至十月，“追產入官”。
關於這一點，梁啓超曾以同情的口吻寫道：“獨軍旅非所長，且馭下太寬，未免矇蔽，卒坐是被累，身後遭籍沒，論者惜之。”其實，畢沅遠非一個潔身自好者。乾隆末年，當時他爲湖廣總督，福寧爲湖北巡撫，陳淮爲湖北布政使，這三人即官官相護，千方百計婪索民財。當地百姓形容他們三人說：“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 (昭連：《嘯亭雜錄》卷一O《湖北謠》)
還有一個記載可以對畢沅的人品做一個補充。錢泳《履園叢話》載，和珅當權時，“欲令天下督撫皆欲奔走其門以爲快，而(畢沅)先生淡然置之”。但到和珅四十歲生日時，“自宰相而下皆有幣帛賀之”，畢沅也坐不住了，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瓷數物爲公相壽”。錢泳問他：“公將此詩入《冰山錄》中耶?”畢沅“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錢泳所說的《冰山錄》當是《天水冰山錄》，明朝權相嚴嵩被革職，他的被查抄沒收的全部財產，登在《天水冰山錄》中，換言之，那是一份贓物的詳細清單。錢泳的意思很明白，他已經預見了日後和珅的倒臺，於是給畢氏一個忠告;畢氏接受了，遂保持了氣節。
可惜，這只是錢氏的一家之言。清人陳康祺早就指出：“秋帆(畢沅)制府愛古憐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懾於權勢，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畢秋帆死後被抄家，也和捲入和珅貪污案有莫大關係。在陳康祺看來，作爲“畢氏客”的錢泳，對這件事不要提就算了，“惟欲以拒絕權門，歸功於一言之諫沮，其然，豈其然乎?”欲蓋彌彰，倒是弄巧成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