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周易》是我國最古老、最有權威、最著名的一部經典，是中華民族聰明智慧的結晶。在這種文化的浸潤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
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
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
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 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對於劉伯溫，也可以這句話來形容。劉伯溫輔佐明朝皇帝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是明朝的開國功臣，也是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謀略家。
他的軍事造詣極深。明朝的建立與後來的興盛，風雲國師劉伯溫的竭誠之治不可或缺。
他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在民間傳奇和文學作品裏，劉伯溫則更是一個傳奇.
比張良、諸葛亮還要神通廣大，甚至能未卜先知，洞察今古，呼風喚雨，乃神仙一般的人物，被稱爲“帝師”、“王佐”，有“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之譽。
自他死後，民間廣泛流傳預言之作《燒餅歌》就被傳爲是他所寫。
公元1311年(元至大四年)夏曆六月十五日這天，在浙南青田武陽村一間茅房裏，劉基呱呱降臨人間，這位中國最偉大預言家的降生，註定要爲中國智謀文化典章裏，增添熠熠閃光的亮點。
劉基祖上是一箇中國農村傳統的書香門第。在這種家庭背景下，他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
《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 “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天賦極高。
在這種環境的薰陶下，他自幼聰穎好學，讀書過目輒誦，長大學識出衆，爲時人所推崇，被譽爲“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
除“善經學、工屬文”之外，還旁通九流六藝、天官陰符家言。
十七歲曾經隨從石門鄭復初先生學習理學，得聞濂洛心法。由於他廣泛涉獵、勤勉閱讀和實地考察，故又精通天文和兵書。
他的老師曾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
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祕的學問。
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劉基傳》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爲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
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爲“儒者”的劉伯溫;
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爲“謀臣”的劉伯溫。
兩者不可偏廢。
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爲“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爲“儒者”的劉伯溫。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後果，歸根到底還是中國存在智謀文化渾厚土壤底蘊所致。
但劉基的嶄露頭角註定又是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的一個典型詮釋。他的前半生的經歷是坎坷崎嶇，雖然中進士後做過小官，爲官正直清廉。
曾反對元末農民起義，效忠於元朝，但卻未受元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一再遭受排斥與打擊。
元末的社會黑暗和腐敗統治終令他心生不滿，曾多次棄官歸田。
受到反元義軍席捲全國的浩大聲勢所影響，他終於覺醒與元朝廷徹底決裂，毅然加入滅元大軍朱元璋的隊伍。
此時他已經五十歲了。
五十而知天命。
當劉伯溫決定以知天命之年也被朱元璋像劉備 “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來那樣，輔佐朱無璋打天下之時，能預言、善洞察前後事的他不知對自己這樣出仕曾作何感想?
當他決意輔佐這位“明君”時，就已註定自已不得不吞下“謀算”半生的那壇鴆酒。
他到金陵謁見朱元璋。
朱元璋極爲敬重他，稱他“老先生”，認爲是“吾之子房也”，特地修建禮賢館安置，向他虛心求教。
相較於幾次出仕效命元朝廷屢被冷落的經歷，朱元璋的惜才令劉伯溫深爲感動。
中國士大夫向有“士爲知己者死“的高尚品德。
也許是他的確爲朱元璋的知遇之恩所打動。
於是也如諸葛亮的“隆中對”一樣，向朱元璋詳細介紹隱居時所觀察之各方力量對比的形勢，和經過分析概括所制定的《時務十八策》。
朱元璋對劉伯溫的卓越才智，頗爲驚服，亦深感其至誠，遂視他爲心腹。從此，他的政治、軍事才能才得以充分的顯示和發揮。
他不僅“運籌帷幄”籌劃全局，而且幾乎參與了歷次主要戰役的決策。
八年之間，輔助朱元璋滅陳友諒、取張士誠，西平江漢、東定吳會、席捲中原，羣雄歸命，抵定全國，創建了朱明王朝。
至此，他的謀略思想，已得以完全實現。
朱元璋十分讚賞他，對劉基的謀算的評價是“皆應先生前教之言”，“實應先生之言矣”。
那麼劉基的謀略高明在何處?
《明史•劉基傳》總結道：“(滅陳友諒)其後太祖取士誠，北伐中原，遂成帝業，略如基謀”。
朱無璋那句“吾之子房也”確實由衷說出其時倆人關係密切的根由。朱元璋登基後論功行賞，“首徐達而次劉基”，位居第二。
稱讚劉基“資兼文武”，“經邦綱目，用兵後先，卿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
朱元璋此時已經黃袍加身，出於帝王的矜持和體現自己的英明，他對劉基的稱讚是有所保留或講究分寸的。就憑這一點，稱劉基有佐命之功、王佐之才不爲過。
劉基以自己的才學與忠誠輔佐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成就了勳業，贏得了聲譽。
朱元璋稱讚劉基“謁朕陳情，百無不當”、“屢從征伐，睹列曜垂象每言有準”、“凡所建明，悉有成效”、“發縱指示，三軍往無不克”、“運籌決勝”、“助我成功”。
明正德九年(1513年)追贈劉基爲太師的誥文說劉基“才稱王佐，學爲帝師”、“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
《明史·劉基傳》中也有“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之說。
可見劉基作爲軍師謀士，工於謀略，強於算計，考慮問題仔細，預測趨勢準確，“專業水平”是一流的。
劉基在明初文臣之中謀略稱第一，這是沒人可以否認的。洪武三年，他又被朱無璋授予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封誠意伯。
至此，劉基一生的事業達到巔峯。
“狡兔盡，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
這是范蠡臨逃走時寫給越王國的宰相文仲信中金玉良言，韓信在臨刑之前也發出了“敵國破，謀臣亡”的浩嘆。
能預算明300年即亡的劉伯溫應該深這個歷史規律。
當朱元璋登基，天下基本已定，劉基輔佐朱元璋打天下的工作基本結束。
朱元璋交待劉基的使命是爲新王朝所做的奠基性工作，如卜地築新宮，編撰《大統歷》，參定律令，制定軍衛法等事情。
當這些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後，劉基的使用價值在朱元璋看來已開發利用到頂了。
出仕七年，以劉基的謀略才幹，依他與朱元璋親密無間地幾年私交，特別是他耳聞目睹有驚無險的幾次重大事件後，他應該看清朱元璋乾綱獨斷、狡詐陰險的心計。
既然名利雙收，此時劉基應該效仿張良、范蠡，保全性命最好的辦法是低調隱退，以求壽終正寢。
但作爲儒者的劉基，性格中又註定受“文死諫”傳統影響。
《明史·劉基傳》中，正是“進言求雨”和管“談洋、茗洋”之事，成爲他的絕命算。
從自身安危考慮，劉基根本沒有必要冒着風險去應對朱元璋的“以旱求言”，“三事求雨而不驗”。
劉基主動去做這幾件事，歸根到底還是士大夫的“修、齊、治、平”的抱負，有仁慈之心、有以德治國的理念和渴望國家長治久安、百姓安居樂業的政治理想。
這最能體現出他在“立德”方面的成就。
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
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
二是爲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
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
古人認爲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爲民”的處罰。
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那麼，以思維縝密著稱的劉基爲什麼還要出“言”呢?
那就是《故誠意伯劉公行狀》中所說的“公以天下蒼生休慼爲憂喜者”， 劉基畢竟是“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之人，又親歷元亡明興的過程，深知小禍會變大災。
地方治安失控，盜匪不除，叛逆不治，最終可能會導致政權的滅亡和黎民百姓因戰亂而遭殃。
所以，當劉基知道談洋那塊自元以來就是鹽盜聚集地，入明後仍“久之不靖”時，那種爲天下安危民生利益，求大明江山永固的責任感促使他不顧明哲保身、不惹是非的處世原則，毅然奏請朝廷在談洋設立巡檢司。
但這兩諫之隙已經爲自己埋下了禍根。
當禍端一出，劉基爲求自保，不需要顧及其它的因素，劉基的足智多謀、過人膽識就得到充分體現。
劉基赴京謝罪，就居留京城，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生活，而且還不爲自己作任何的辯解。
因爲處置得當，以濫殺功臣著稱的朱元璋最終還是放過了劉基，在劉基病重之時，朱元璋還特作《御賜歸老青田詔書》，遣使護送劉基還鄉。
雖然，劉基遭受不白之冤、俸祿被奪、困居京城，但最終能身老故鄉，這又有幾人能夠做到。
朱元璋在《御賜歸老青田詔書》中也不忘對劉基”受冤“後的理性做法表示充分的肯定：“卿善爲忠者，所以不辯而趨朝，一則釋他人之餘論，況親君之心甚切，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惡言不出者歟。”
爲此，相比被滿門抄斬的其他功勳，劉基又是比較幸運的。
朱元璋是歷史上最獨裁的皇帝，他的登臨天下是爲了自己家天下萬世一統。
天下穩固後，朱元璋的心態開始發生變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是所有帝王的一貫思維。
爲了使朱家的天下傳之久遠，他要剷除一切可能威脅皇朝的勢力，他不能放過一個個一同打江山的元勳宿將。
劉基當然深知朱元璋的秉性，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如伴虎”的險惡處境。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
這不僅因爲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爲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纔是自我保全之道。
洪武四年劉基退休回家後隱居山中，竭力洗盡鉛華飲酒弈棋，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口不言功，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已做好了從此不問外事，不惹是非，安享晚年的準備。
《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爲野人謁基。
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史載，當時青田縣令微服來訪，劉基也就”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可見其想安生過隱居日子的決心之大。
在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文化中，雖然風蕭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的荊軻刺秦式的捨生取義是士大夫所推崇的。
但在死神降臨之前，好死不如賴活着也是一種極具誘惑力的人生哲學，這一點連諸葛亮也不例外。
在北伐五丈原病入膏肓之時，尚且點亮油燈祈求上蒼保佑生命。
但善於占卜的劉伯溫卻無法做到，他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那雙天眼在盯着他的一舉一動。
憂讒畏譏的處境和心情的惡劣，使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
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裏，胡惟庸受命登門賜給其中藥，當那碗濃黑中藥汁端在他牀頭時，他一定看到後邊那雙陰險目光。
他只能無奈喝下絕命酒。此時，他一定有過“既生璋，何生基”式的後悔，從出仕轉瞬即逝七年半，自己的人生是多麼短暫!真是悲哀欲絕啊!
嗚呼，爲何當初失算於自己輔佐這位殘酷無情的暴君……1375年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享年65歲。
朱元璋開創的明朝盛世，爲朱姓江山的永固，始終以誅殺屠戮功臣元勳來貫穿他生命的始終，他用恐怖手段造成了至高無上，森嚴可怖的皇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是所有帝王的一貫思維，只不過在朱元璋那兒更變本加厲，更刻薄寡情。
不露痕跡地毒殺功臣是朱元璋的拿手絕技，李文忠、徐達也是這樣因病受到探望和贈藥之後便不明不白的死掉的。
關於李文忠之死，《明史》載：“十六年冬遂得疾。帝親臨視，使淮安侯華中護醫藥。明年三月卒，年四十六。”當然，淮安侯也逃不過抄家滅門的命運。
至於徐達，“達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達長子輝祖齎敕往勞，尋召還。明年二月，病篤，遂卒，年五十四。”
野史說，這是拜朱元璋的一隻蒸鵝所賜。
此外，與胡惟庸同爲丞相的汪廣洋因否認胡惟庸毒殺了劉伯溫，在貶責途中被賜毒而死。
從秦始皇殺韓非到劉邦殺韓信再到朱元璋殺劉基，幾千年的皇權家天下的封建統治制度證明，至高無上，森嚴可怖的皇權，所摧殘的不僅僅是無數人的寶貴性命，更有國家民族的元氣和活力。
專制獨裁的殘酷無情是王朝滅亡週期律的根源。
朱元璋毒殺劉伯溫，又上演中國歷史上最濃烈一出“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正是這位千古奇才短暫的人生悲劇，卻爲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智謀文化增添了熠熠閃光的典章。而這種文化，將在中華文明的繼承與創新中永世長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