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成功之後爲何又迅速失敗?郭沫若是怎麼說的?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甲申三百年祭》：禍生懈惰 逸豫亡身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有其重大進步意義，這一點必須肯定，同時其失敗的教訓也發人深醒。明末李自成揭竿而起、嚴明軍紀、剿兵安民，起義軍席捲神州、所向披靡、攻佔北京。然而，好景不長，起義軍進城後驕傲自滿，龐大人馬在京城裏沉迷享樂、軍紀鬆弛。清兵入關後，起義軍倉促應戰，人心渙散、一擊則潰，短短几個月就土崩瓦解。
——《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要一以貫之》
甲申三百年祭(節選)
郭沫若
然而甲申年總不失爲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而由於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廷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260餘年。這無論怎樣說也是值得我們回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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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善騎射，既百發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實地經驗中也獲得了相當優秀的戰術。《明史》稱讚他“善攻”，當然不會是阿諛了。他的軍法也很嚴。例如：“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綿。……軍止，即出校騎射。日站隊，夜四鼓蓐食以聽令。”甚至“馬騰入田苗者斬之”(《明史·李自成傳》)。真可以說是極端的紀律之師。別的書上也說：“軍令有犯淫劫者立時梟碟，或割掌，或割勢”(《甲申傳信錄》)，嚴格的程度的確是很可觀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夠身體力行。他不好色，不飲酒，不貪財利，而且十分樸素。當他進北京的時候，是“氈笠縹衣，乘烏駁馬”(《李自成傳》);在京殿上朝見百官的時候，“戴尖頂白氈帽，藍布上馬衣，躡皮靴”(《北略》卷二十)。他親自領兵去抵禦吳三桂和滿洲兵的時候，是“絨帽藍布箭衣”(《甲申傳信錄》);而在他已經稱帝，退出北京的時候，“仍穿箭衣，但多一黃蓋”(《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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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兩個月便打到北京，沒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這軍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風暴雨的力量。
自然，假如從整個的運動歷史來看，經歷了十六七年才達到這最後的階段，要說難也未嘗不是難。但在達到這最後階段的突變上，有類於河堤決裂，系由積年累月的浸漸而潰迸，要說容易也實在顯得太容易了。
在過短的時期之內獲得了過大的成功，這卻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裏去了。進了北京以後，自成便進了皇宮。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極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所忙的是拶夾降官，蒐括贓款，嚴刑殺人。
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以爲天下就已經太平了的一樣。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山海關僅僅派了幾千兵去鎮守，而幾十萬的士兵卻屯積在京城裏面享樂。
儘管平時的軍令是怎樣嚴，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時候，竟弄得劉將軍“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甲申傳信錄》)了。而且把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綁了來，追求三桂的愛姬陳圓圓，“不得，拷掠酷甚”;雖然得到了陳圓圓，而終於把吳三桂逼反了的，卻也就是這位劉將軍。這關係實在是並非淺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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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連載4天。
顧名思義，《甲申三百年祭》記述了發生在三百年前的甲申年(1644年)的一段歷史。在這篇約兩萬字的史論文章中，郭沫若一方面深刻分析了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在於“內部已腐敗不堪”，指出“無論是饑荒或盜賊，事實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另一方面，回顧和反思了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在短時間內取得了軍事勝利，卻在進入北京取得政權40余天後，倉皇逃遁、一敗塗地的過程和原因。
在《甲申三百年祭》裏，郭沫若用較多筆墨刻畫了李自成。在他看來，出生在貧苦農民家庭的李自成，能揭竿而起、得人擁護、吸納衆才，歷經多年征戰直至攻佔北京終結明王朝，絕非偶然：“自成善騎射，既百發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實地經驗中也獲得了相當優秀的戰術”“他不好色，不飲酒，不貪財利，而且十分樸素。當他進北京的時候，是‘氈笠縹衣，乘烏駁馬’(《李自成傳》);在京殿上朝見百官的時候，‘戴尖頂白氈帽，藍布上馬衣，躡皮靴’(《北略》卷二十)。他親自領兵去抵禦吳三桂和滿洲兵的時候，是‘絨帽藍布箭衣’(《甲申傳信錄》);而在他已經稱帝，退出北京的時候，‘仍穿箭衣，但多一黃蓋’'(《北略》)。”他作風民主，上下平等，大的決策都和部下討論決定。
李自成不僅自己驍勇善戰，還特別注意農民軍的紀律約束。他規定：“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綿”，甚至“馬騰入田苗者斬之”，可謂是“極端的紀律之師”。
起兵時，李自成爲爭取民心，提出“均田免糧”的主張。他們每到一處，都是砸官府、開糧倉，把糧食和財物分給勞動人民。當時在民間廣泛流傳這樣的歌謠：“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進北京時，李自成軍幾乎未遇抵抗，明朝官員和軍隊紛紛迎降。
這樣一位身先士卒、深受愛戴的闖王，這樣一支紀律嚴格的軍隊，爲什麼打了天下卻沒有坐穩天下，僅僅四十來天就敗退出北京了呢?
郭沫若把李自成的悲劇主要歸結爲有膽識但缺乏遠慮，進城後驕傲自滿，政權缺乏監督，對手下將士中出現的貪圖享樂、腐化墮落現象沒有加以控制，也沒有辦法控制。“在過短的時期之內獲得了過大的成功，這卻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裏去了。進了北京以後，自成便進了皇宮。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基大典……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想以爲天下就已經太平了的一樣。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
清兵入關後，起義軍倉促應戰。據史書記載，士兵們紛紛將“追贓”所得細軟裹在腰間，有些目不識丁的造反者還四處託“先生”寫信，想把手鐲、戒指之類夾在信中寄回老家。身攜重金之卒，上戰場也必然不能捨身奮戰，一旦失利又必然會攜財逃走。李自成部在山海關附近遇吳三桂部和清軍，一交戰便大敗，八旗騎兵的馬蹄在大順官兵屍體上踏過時還傳來一陣陣金屬撞擊之聲，戰後也發現戰死的大順官兵身上多帶有金銀。
戰敗回京的李自成，首先匆忙入宮舉行登基大典，同時聲言“富貴必歸故鄉”。他拘集北京幾千鐵工把金銀打成餅狀裝車運陝，結果這支運載大量財寶而行動遲緩的部隊一再遭吳三桂部和清軍追打，每仗都是一敗塗地。在無心迎敵而只顧奔逃時，原想追逐富貴的許多人又動了異心，面對清朝提出歸降就保官位、保財的誘惑，大順朝的宰相牛金星和頭號謀士宋獻策都帶頭投降。大順軍攻打北京之前十幾年征戰的銳氣，短短几個月內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甲申》最後部分，郭沫若感慨：
假使初進北京時，自成聽了李巖的話使士卒不要懈怠而敗了軍紀，對於吳三桂等及早採取了牢籠政策，清人斷不至於那樣快的便入了關。又假使李巖收復河南之議得到實現，以李巖的深得人心，必能獨當一面，把農民解放的戰鬥轉化爲對種族之間的戰爭。假使形成了那樣的局勢，清兵在第二年決不敢輕易冒險去攻潼關，而在潼關失守之後也決不敢那樣勞師窮追，使自成陷於絕地……
李自成用自己的快速勝利、快速失敗，爲“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週期率做了註解，警惕後人必須居安思危，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和憂患意識。
欲知大道，必先爲史。《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後，立即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高度重視。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所作的《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特別指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爲鑑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11月21日，毛澤東親筆覆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1949年春，黨中央從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澤東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我們決不當李自成”，路上又提起了《甲申三百年祭》：“這僅僅是讀了個開頭，這篇文章是要永遠讀下去的。”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爲了使自身始終過硬，我們黨自革命勝利之日起，就向領導幹部提出3點要求：一是時刻不能脫離人民羣衆、自覺接受人民監督，二是永遠不能驕傲自滿、始終艱苦奮鬥，三是時刻防範糖衣炮彈、永葆政治本色。這3點要求一以貫之，歷經革命、建設、改革不同時期，從未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