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懷疑，1896年李鴻章代表大清帝國與沙皇俄國在簽署《中俄密約》(即《中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時接受俄方300萬盧布的賄賂。又有人說，1898年李鴻章在和俄方談判《中俄旅大租地條約》時還接受過俄方另一筆50萬盧布的賄賂。這些指控未必成立，李鴻章是否犯下受賄罪和出賣國家利益罪還有待更確鑿的證據。但是即使所有關於李鴻章受賄的指控都成立，所涉受賄金額與其巨大的家財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因此，李鴻章如果有罪的話，“鉅額財產來源不明”是一條最能成立的罪名。既非貪污受賄，正式工資又很有限，李鴻章鉅額財產的來源就成了一個謎團。
那麼李鴻章上千萬的鉅額財產到底是哪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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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史學家認爲應該有兩種渠道，一種是官場上收受賄賂另一方面則是從洋務運動經營中的獲利。
在政治上，李鴻章對清王朝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而在利益面前，李鴻章竭盡所能搜刮財富以充自己的錢包。
李鴻章更多的財富積累完成於息兵之後漫長的督撫生涯之中。李鴻章也曾激烈抨擊吏治腐敗，但對官風官紀之細枝末節卻不那麼重視：
以權謀私、利益交換、安插私人等官場上常見的勾當，李鴻章信手拈來，一生沒少做。“李鴻章也曾多設機構，安插閒人。光緒十五年，李鴻章以直隸升科地畝爲名，於省城及各州縣創設清賦總局分局，其實此爲藩司應辦之事，多此機構，如御史所奏，‘無非位置閒員’，‘不獨糜費，且恐需索貽害’，次年被撤銷。”
在李鴻章的頭腦中，一定限度內的“陋規”是天經地義，甚至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李鴻章按官場慣例，收受下屬陋規，當然是題中應有之義。“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其貪名由來有自。清代督撫年均陋規收入十八萬兩，李鴻章封疆數十年，收入數百萬兩不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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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鉅額財富的另一個來源是從洋務運動官辦企業中獲利。同治十一年底，李鴻章創建了中國近代最大的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此後又陸續創辦河北磁州煤鐵礦、江西興國煤礦等一系列民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各行各業。
這些企業建立之初一般都是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官辦國有企業，類同封建衙門，效率低下，漏洞百出，成本覈算不嚴，損失無人負責，所以貪墨者有大量漏洞可鑽。“歲用正款以數百萬計，其中浮支冒領供揮霍者不少，肥私橐者尤多”，結果是“製成一物，價比外洋昂率過半”。
李鴻章所用之員，很多也名譽不佳。比如他最倚任的洋務人才盛宣懷就經常被人詬病。而李鴻章之所以如此維護這些所謂的洋務人才，是因爲這些人從經濟上會對他進行回報。光緒三年，盛宣懷在購買旗昌公司時，發現旗昌在賬外還有房產30間，洋房17所，約值50萬兩。盛宣懷即密函李鴻章，建議由幾個靠得住的內部人另立一公司，收買下來，估計每年可得8%的收益。他問李鴻章“師欲附股若干，乞密示”，由其操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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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是否同意，在檔案中未見記載。不過李鴻章在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煤礦、中國通商銀行等處都有不少的股份，並無疑問。“招商輪船、開平煤礦皆有鴻章虛股甚多，及歿，家資踰千萬，其弟兄子銀私財又千餘萬。”所謂“虛股”，即今日所說的“乾股”。隨着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等“實業”的擴張和壯大，其獲益自然相當可觀。
可以說，洋務運動中，李鴻章一樣掌握了大量經濟資源，但是我們找不到他參股其中以謀私利的記載，這就也成了個不解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