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古代商人和地主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衆所周知，“商人”這一行業在古代的地位不高，這可以說是我國古代的一大特徵了。
從商鞅變法的時期開始，“重農抑商”就一直是國家的基本國策，貫穿了整個封建社會。
究其原因，無外乎這些人在很多方面都威脅到了統治的穩定。
從經濟發展上來說，商人不利於社會財富的增加
以小農經濟爲主的古代社會裏，種植業是社會財富增加的主要渠道。國力增長的關鍵就在於如何引導治下人口進行更高效的生產活動。
農業是直接創造價值的行業。
而商人則不同，他們更大的作用是讓生產出來的物品進行流通，本身不創造價值，但能讓物品更好地實現價值。
他們的經濟來源就在於將不同事物送給不同需求的主體，以此來賺取更多的收入。
比如，齊國能從朝鮮半島進口“文皮”，也就是虎豹之皮，在當時中原非常流行。這些商人就通過自己的渠道，將收購到的文皮銷售給其他地區。
雖然從大的範圍來看，齊國確實因爲商業而繁榮，但從其國內來說，這種繁榮有一定的虛假成分。
要知道，農業生產而來的食物等物資在當時是屬於非常重要的戰略儲備，糧草的多寡往往能決定戰爭的勝負。
而這些物資都不是用錢就可以隨意買到的。那麼齊國雖然因爲經商而富有，但也會因爲經商而耽誤國力積蓄。
春秋戰國時期如此，後來的封建社會更是如此。
商人這一職業的存在，雖然是社會上不可或缺的一環，但絕對不能過多，必須要對他們進行限制。
否則的話，一旦不生產價值的商人多了起來，相對來說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就會減少，社會財富的積累就會減緩甚至停止、倒退。
這對於以農業爲基礎的古代社會是毀滅性的打擊，自然要加以抵制。
從社會管理上來講，商人不利於治下人口的管制
在古代，商品的流通講究的是“互通有無”，將一個地區過剩的物資輸送到另一個稀缺之地，以此來賺取高額利潤，所以商人都是比較富有的。
但是，這也就決定了商人具有非常高的“流動性”。
這些人居無定所，雖然有籍貫，可以探查其來歷，但常年在外，即使是國家層面想要找這個人也非常困難。
而古代進行“稅收”、“徭役”等事項時，這一部分人就顯得尤爲不好管理。
除此之外，古代的商業運作模式並不像今天這樣成熟，商人帶着物資進行流通，很容易造成源產地與銷售地都出現不良影響的現象。
比如，源產地物價正常的階段裏，其他地區突然緊缺物資，商人大肆採購之後運送至該地區售賣，雖然緩解了緊缺現象，但對於源產地來說，很容易造成物價激增，這對於該地的治理者來說是一件非常頭痛的事情。
而外來物資的涌入只是暫時的，經常會導致本地物資銷售出現問題，價格下跌，讓本地生產者利益受損，甚至破產，對於該地的治理來說也是很大的問題。
再有，商業行爲不是一件短時間內就能完成的事情，往往會持續幾個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時間，除卻銷售所帶來的物資之外，還要對當地商品進行採購，這個度不好把控不說，這些外來人口的管理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從歷史發展上來看，商人是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
商人的“流動”自然就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這對以穩定爲追求的小農社會來說具有非常不利的影響。
首先來說，商人積累財富的速度是要大於農業生產的，這纔會使得一些人不惜冒着風險和辛苦也要長途跋涉地經商。
他們的生活條件要比普通人都要好，這就會給更多的追求財富者樹立不良的榜樣。
當更多的人以“商人”爲模範，開始放棄農業進行經商的時候，土地荒蕪、人口流失就是必然的結果。
這動搖了農業社會的統治根基。
而更重要的是，在古代，商人的利益與國家利益並不一致。
商人雖然能使得產品更好地實現其價值，但這其實是一個與國爭利的過程。
商人雖然也要爲國家上繳各種費用，但相對於其財富的積累來說是極少的。他們只是將數量固定的社會財富進行搬運而已，並不能使得社會財富增加。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蛋糕的大小不便，分配的方式發生了變化，更大的蛋糕進入到了一小部分人手中，激化了社會貧富差距。
這在古代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往往當財富集聚到少數人手中的時候，就意味着更多人的生活質量會急劇下降，到了無法生存的時候就會出現動亂。
每逢動亂的時代，這些手握大量財富的人對國家來說就非常危險。所以很多朝代都會搞得一些大商家破人亡，這是防患於未然。
商人“逐利”的本質和“流動”的特性決定了，這些人的信息蒐集能力都極爲出衆，這是“間諜”工作最需要的。
所以，像春秋戰國階段裏，很多“商人”其實是受國家扶持的“間諜”，也是各國消息打探的重要來源。
所以，商人不像農業生產者，他們的利益和國家不是綁定在一起的。農業生產賴以存活的基礎是國家穩定，而商人並沒有這樣的制約。
這也就決定了“商人”這一社會階層不可能得到農業社會的統治者完全的信任，他們只能是被利用的羣體。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商人在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後，都要開始購買土地，從商人轉行到地主。除了需要一個穩定的生活之外，還有自保的成分。
實在是因爲，在古代“商人”這一職業是沒有前途的，並且還伴隨着“被清洗”的高風險。
曹丕爲何剛即位就顛覆了曹操的用人策略，將唯纔是舉改爲九品中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