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尊儒術和察舉制兩項措施，在西漢產生了什麼影響?感興趣的讀者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秦帝國依據法家思想行政，對士人階層實施殘暴的鎮壓，這是導致秦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漢承秦制，西漢王朝在以秦爲鑑的同時，着手解決專制政治與士人關係的歷史課題，具體表現在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兩個方面：意識形態領域獨尊儒術;政治體制上確立察舉制。對於西漢時期士階層的演變，主要以漢武帝爲界，來論述士人遊士時代的真正結束，以及士人在漢武帝之後，逐漸向儒士階層轉化的過程。
士人遊士時代的真正結束，是始於漢武帝之前的西漢時期。秦朝建立後，對士人採取殘暴鎮壓，士人活動受到嚴格限制。故陳勝一揭竿而起，大量的士人又再度活躍起來，原先被中斷了的戰國諸侯——遊士局面，又重新煥發了活力。
劉邦統一天下後，吸取秦亡教訓，在全國範圍內，分封劉氏子弟和有功之臣來加強統治，使得一部分在秦已經消失的封建諸侯國，又獲得了新的復甦。各諸侯王爲了鞏固自己的封地，以財貨資用、官職祿位這些顯見的利益，來招攬四方賓客遊士以擴張勢力。
於是在漢初數十年裏，遊士的自由活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戰國時期的水平。同時，由於漢初百廢待興，國家奉行清靜無爲的休養生息政策，對於當時活躍的遊士，未能採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吸收和規範，所以除相當一部分士人，爲諸侯王國所招聚外，還有一些士人遊走於公卿權貴之門。
在士人的相助下，各諸侯國實力增強，開始成爲威脅中央政權的不穩定因素，逐漸演變爲“七國之亂”。景帝削滅七國，嚴重削弱了諸侯國與中央對抗的能力。漢武帝時則通過“推恩令”進一步削弱了諸侯國的勢力，確定了中央集權對諸侯的絕對權威。
漢武帝至西漢後期，士逐漸過渡到儒士階層。西漢中期以後，各諸侯王的權勢日弱，國家明令禁止卿大夫養士，士人的生存現狀日益堪憂。然而，士人總要生存下去，此時具有雄才偉略的漢武帝，給士人提供了渴望建功立業的機會。我們主要從獨尊儒術和察舉制兩個方面來考察，士在這一時期儒士化的過程。
在武帝尊儒過程中，董仲舒與公孫弘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董仲舒在其向武帝進獻的天人三策中提出，抑絀百家之論，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等重要論斷，使西漢在思想上完成了統一，儒學確立獨尊地位。
公孫弘則進一步提出：對全國各地選送來的德才兼備之士，進行官學教育，成爲官吏的直接候選者，經考覈之後可在郡國任文學職務，優異者可授中央及地方行政官。此外，鑑於基層吏員文化素質普遍低下的情況，公孫弘還上請，選擇通經誦多者補地方吏員，以保障對詔書律令的準確宣佈、傳達和解釋。
修習儒術而產生的實際利益，及學士仕路的擴大，使士人學習經術的熱情爲之高漲，而這直接引導了士人的行爲趨向：“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再加上文翁對社會基層教育的推廣，和天下郡國的積極參與，學校成了統一士人思想和行爲規範的教育場所，這樣國家的封建官僚隊伍羣體，便逐漸走向儒術化和學者化。
西漢察舉制的根本功能，是促使士人階層的儒士化，士人在階層整體上由遊士向儒士轉變。西漢察舉的對象，主要是在職的官吏和儒生，其中又以爲政清廉的文吏爲重點。察舉的主要科目爲賢良方正、孝廉兩科。
首先，賢良方正科。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武帝準可丞相衛綰的建議，賢良方正由此成爲選舉科目。此外，賢良方正非常設科目，主要由天子親自主持策問，故在諸科之中賢良方正是最重要的一科。
賢良方正科察舉的對象不僅只是士，還包括吏這一階層，在《文獻通考》中，西漢17名賢良文學中，9人曾爲吏員出身。故在以儒學的標準促使士人儒士化的同時，也以儒學的標準去激勵吏員，使其逐步儒化。
最成功的案例，當屬昭帝時召開的鹽鐵會議，在這次政治性會議中，儒士首次展示了其獨當一面的政治力量。其次，孝廉科。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孝廉歲舉之制正式形成。閻步克在《察舉制度變遷史稿》中還提出，在孝廉之外的廉吏”一科。孝廉科主要以士和吏兩個階層爲考察對象，其中又以士和下層屬吏爲考察重點。
士人入仕主要以孝爲標準，下層屬吏升遷主要以廉爲標準。在文獻中我們常看到，孝廉與力田、三老等基層屬吏同時出現，可見，中下層屬吏是儒士階層的主要組成部分。在衆多選舉科目中，雖然孝廉科沒有賢良方正科重要，但是孝廉科的選舉人數最多，是官吏進入仕途的主要的途徑。
因此，孝廉科在士人走向儒士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到西漢後期，儒士階層逐漸形成。在西漢前期士人基本上，是以獨立個體活躍在政治舞臺上，隨着西漢中期士人數量不斷增加，到西漢後期，士人已經作爲一個集團、一個階層活躍在政治舞臺上。
新莽政權的建立，滿足了儒士的政治需求，企圖實現儒家的理想政治，但是卻短命而終。王莽政權的失敗，表明新興的儒士與專制政治間，是不相適應的，儒士階層還需要再進一步的發展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