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歐洲人前來蔽中國大門時，他們最大聲疾呼的要求之一，就是廢除“朝貢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外國人必須以貢使姿態到北京朝覲，通過繁瑣的覲見禮儀，才能獲准和中國通商貿易。歐洲人敵視這種制度，有部分源於朝貢外交象徵着他們與中國不是平起平坐的關係(當過美國國務卿、總統的亞當斯甚至表示，要求外國使節跪拜纔是鴉片戰爭的“真正起因”)，但他們也認爲，朝貢制度替講究實際的貿易事務強行套上禮儀的束縛，殊爲可笑。19世紀的西歐人，深信人天生就把追求經濟收益視爲第一要務，他們認爲，中國壓抑人的正常敏求乃是毋庸置疑的事實，若能“打開”中國眼界，使其接受自由放任觀念。必能造福中國，甚至爲此動用武力亦未嘗不可。
但在朝貢制度下，浮奇虛華和務實精神果真格格不人?更仔細檢視可知，兩者其實相輔相成，但前提是要承認，經濟活動始終是文化、社會實踐裏牢不可分的一環。
在清廷眼中，“對外”貿易與“國內”貿易並不如今人所認知的那麼涇渭分明。清廷眼中的世界，不是由主權各自獨立、各有自己法律、習俗、相對較穩固疆界的國家所組成的世界。相反的，他們認爲普天之下只有一個真正文明開化的國家，即中國這個天朝上國，中國屹立於世，依賴的是適用於普天之下所有人的法則和代表天庭統治全人類的一個統治者(中國皇帝，即“天子”)。
由皇帝本人和他所任免的文武百官直接治理的子民，構成人類世界的最內圈，他們按義務繳稅，但也可能自願(理論上這麼說)“上貢”。在局部同化的土酋長或國王治下的人，則構成第二圈(即使他們住在中國本土境內的丘陵地裏，周遭山谷裏有中國人聚落和軍營，亦然)，這些人至少保有一部分自己的習俗、法律。他們常常派貢使進京上貢，中國政府也鼓勵他們與中國進行民間貿易，且貿易品兒乎涵括所有商品。
更外面又有一圈，由同化程度更低的統治者統治，他們進貢的頻率較低，收到中國所賞易的回禮較少，民間貿易所受的限制較多。最外一圈是“夷人”，他們對於中國中心觀連口頭上的支持都不表示，遭完全排除於朝貢禮儀之外，若不是獲准在一兩處邊關從事非常有限的貿易(18世紀的英國是廣東，俄國是恰克圖)，就是通過讓自己的商品混人別人貢品中，從事間接貿易(例如葡萄牙商品可能由通羅國王買去，納人獻給中國皇帝的貢品中)。
藉由與貢使互換禮物，中國皇帝正式確認他們的統治者身份，但也清楚表明彼此的尊單主從關係。來朝貢使律得向他行跪禮，即使貢使由國王本人擔任亦然，但中國皇帝不必向貢使行此禮。此外，雙方交換的物品本身，帶有濃濃象徵意味。外國所進獻的物品，應當是中國所設有的珍奇物品，且其價值來自擁有它們彰顯了皇帝的身份，而不在於其本身有何實用價值，例如明朝皇帝將珍禽異獸納進御獸園，藉此強化他們天下主宰的身份。
皇帝所回賜的物品往往帶有高雅、文明的象徵意味，例如書籍(特別是儒家典籍)樂器、絲織品、瓷器、紙鈔(中國獨無二的發明，自12世紀問世以來已通行數百年)之類。許多賞賜對進貢國的統治者非常有用，可供他們再賞賜給自己的臣民，厚植政治勢力，且藉由提醒國內其他貴族，他們有特殊渠道可直達天朝(世上許多地方所盛行之高雅品味的界定者)，更形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因此，朝貢制度的設計和基本運作力量，源自對文化、政治、身份地位的關注，而非源自對追求最大獲利的關注。但在這同時，這制度也爲蓬勃的貿易立下基本準則。清朝認爲，退羅國將稻米運到廣東(而非運來糖乃至鴉片之類無用、奢侈的商品)，乃是“很文明的行爲”，爲示嘉許，清朝更形擴大貢品貿易(退羅人爲此受益更甚於稻米運輸業者)。清朝藉此獎勵暹羅的忠心，但也促使壓低了華南糧價。
仔細檢視進貢使節團本身，我們發現道德秩序和經濟利潤在許多方面密切相關。不只隨進貢團進京的貿易商，帶來可在北京期間私下銷售的商品，就連皇帝賞賜的禮品也往往迅速變賣出去(事實上，中國貿易商和某些外國人一樣，抱怨朝廷賜給外國人的東西不夠多，他們深知外國人就藉着將部分賞賜迅速變賣求現，以取得購買其他中國商品的資金)。藉由以貢品交換賞賜，許多中國商品的價值得到確立，使它們成爲在國外奇貨可居的奢侈品，因爲它們是皇帝所御賜的東西。
這現象不只適用於象牙筷子之類物品(即使在用手吃飯的國家裏亦然)，也適用於貨幣本身。中國政府印製過量紙鈔時(常有的事)，受賜紙鈔的貢使，若拿紙鈔換取中國境內的商品，獲利甚微。但拿回國內，紙鈔仍可以引來欣羨，因面備受重視(但其價值與其上所印的面額無關)因此，將中國紙鈔帶回國的人，是在追求無實用價值的身份象徵，或者如任何精明的貿易商一樣，只是不想在紙鈔已過剩的地方用掉紙鈔?
帶回絲織品的人又與這有何不同?沒錯，中國的印花絲織品可以穿戴在身上，紙鈔不行，但它們也和紙鈔一樣，具有衆所公認的高價值，且是幾乎和今日美鈔-樣難以僞造的價值;它們還是身份地位象徵，即使從不穿在身上亦然。因此，絲織品既是上層人士的織物，也是貨幣的一種;在許多地方，可以拿絲織品來抵繳部分稅，甚至規定必須如此(約略1600年之前，在中國本土卻是如此，明朝皇帝常以大量的絲織品贈予蒙古人、其他潛在侵略者，換取彼此的和平相處)。
因此，朝貢制度雖然明顯未將經濟利益放在首要考量，卻同時協助確立了一個廣大的共同市場，賦予該市場共通貨幣，界定了主流品味(此品味有助於打造出值得爲其生產供應商品的市場)，創造了時尚、行爲兩者的標準(該市場裏的上層階級，借這些標準確認對方是可以交易的對象，而不致有損身份地位或冒太大的違約風險)。如今，這些功用或許分由許多看似不相關的市場參與者(從國際貨幣基金到聖羅蘭公司)來行使，但我們並未摒棄其中任何一項功用。在貢品貿易集中於北京的時代，這種貿易不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