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
教書育人
胡瑗畢生從事教育，先後在泰州、蘇州、湖州和京師太學執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數千人，對教育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
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創精神，不愧爲一代宗師。他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成就，經受了千年歷史檢驗，依然熠熠生輝。概言之，大致有以下八個方面：
注重教育
胡瑗在《鬆滋縣學記》中開宗明義地說：“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
他從“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發，揭示了人才、教化、學校之間的內在聯繫，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一是爲什麼要重視教育?胡瑗認爲，治理好國家關鍵在人才，人才要通過教育培養。
二是如何辦好教育?他認爲，一要“師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從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於“民”;三要地方行政長官興辦學校。在封建社會中，人民處於無權狀態，封建政權內部的監督機制有名無實，各級官吏的政治道德、文化素質對於吏治的好壞、人民負擔的輕重有着密切的關係，因此培養真正的人才對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有着現實意義。
北宋初期，教化不興，風俗澆薄，當時的科舉制度崇尚聲律浮華，以詩賦取土，社會上普遍存在着“苟趨祿利”、輕“教化”、重“取士”的風氣，且各地又沒有建立學校。爲了培養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認爲必須建立“敦尚行實”的學校，這種“立學教人”的主張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
力糾時弊
在宋仁宗明道、寶元時期，爲了糾正取士不以“體用爲本”，只講究詩詞歌賦、學校教育思想，主張以培養通經致用的人才作爲教育的根本目的。
胡瑗在答宋神宗問時說：“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很清楚，“體”是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是封建社會的基本道德標準;“用”是指掌握運用這個基本道德標準去治理國家。也就是說，教育不能只是爲了科舉考試，獲取功名，而是培養出既精通儒學經典，又能在實踐中運用的人才。
胡瑗爲貫徹“明體達用”思想，作出很大努力並取得成功，開創了宋代理學先河。同時他又將“明體達用”的思想，滲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爲他從事教育改革和實踐的理論基礎。
改革教育
胡瑗爲了貫徹“明體達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首先創立了分齋教學的制度。他設立經義和治事二齋，依據學生的才能、興趣志向施教。經義主要學習六經;治事又分爲治民、講武、堰水(水利)和歷算等科。凡人治事齋的學生每人選一個主科，同時加選一個副科。另外還附設小學。這種大膽嘗試，即使學生能領悟聖人經典義理，又能學到實際應用的本領，勝任行政、軍事、水利等專門性工作。
實踐證明，這種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養了一批學有專長的人才。如長於經義之學的孫覺、朱臨、倪天隱等，長於政事的範純仁(范仲淹之子)、錢公輔等，長於文藝的錢藻、騰元發等，長於軍事的苗授、盧秉等，還有長於水利的劉彝等人。
普及教育
面對宋初“輕教育”學風不正的狀況，胡瑗還運用歷史對比的方法，着重闡述了“師儒”和“興校”的重要性。他說：“學校之興莫過於三代，而三代之興莫過於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糾其有言異者誅，行異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
當時宋代官學有兩種：一是中央官學，二是地方官學(即州縣二學)。慶曆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興學運動之前，中央官學生員很少，絕大多數爲官宦子弟;地方官學，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準允曲阜先聖廟立學，並賜額“應天府書院”，是爲州縣辦學之始，餘則寥若晨星。於是胡瑗大聲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僅是對地方行政官員的強烈呼籲，也是對宋朝統治者的忠告。胡瑗主張“廣設庠序之教”，大興地方官學，它不僅可以使人才“繼踵而出”，更爲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以達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慶曆四年四月，宋仁宗採納范仲淹的建議，開天章閣，與大臣們討論扶 振興的良策，慨然下詔全國，要各州、縣都要興辦學校。這與胡瑗倡導的“以仁義禮樂爲學”、“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言傳身教
胡瑗在蘇、湖執教的二十年間，親手製訂了一系列教育規章制度。如學校作息規定：一般上午講解經義，課後復讀500遍;下午講解歷史，復讀100遍;晚上講解子書，復讀300遍。他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注意言傳身教，並規定師生之間的禮節，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決不稍懈。有一次，學生徐積初次見胡瑗，頭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頭容直”。這使徐積從中受到教育，時刻警示自己不僅要儀態端莊，更應該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同時，他又十分關心學生的生活，如學生安濤患了痼疾，他慈父般地給予關照，學生非常感動，說先生之愛如同冬天的太陽。在規章明、要求嚴的情況下，胡瑗的弟子“皆循循循雅飭”，“衣冠容止，往往相類”，外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據統計，他的學生有1700多名。胡氏這種獨特的學風與校風，先施行於蘇、湖，後旅行於太學，並使此規章制度經皇上批准，在全國推廣，可見其影響之大，效果之好。他的這套教學規章，與後來朱熹所訂的《白鹿洞學規》前後輝映，同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獻。
提高素質
胡瑗十分強調學生要有一個好的身體。他經常教導學生在吃飽飯以後，不要立即伏案讀書，這樣做將有害於身體健康。他要求學生要適當參加體育鍛煉，平時要學會“射箭”、“投壺”和其他各項遊樂活動。在重視德育、智育的前提下，他也注重音樂教育，注意用音樂來陶冶學生的精神情操。如在各種考試之後，他常與學生們會於“肯善堂”歌詩奏樂，至夜始散。在平時，諸齋亦常有絃歌聲達於戶外，致使路人也駐足傾聽。胡瑗提倡體、美、音樂教育，這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不能不算是一大開拓創新。
社會實踐
胡瑗在教學中除重視書本教育外，同時還組織學生到外野外、到各地遊歷名山大川，並把此項活動列入教程之中，做到讓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相統一。他認爲：“學者只守一鄉，則滯於一曲，隘吝卑陋。必遊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有益於學者矣。”故他曾親率諸弟子自湖州遊關中，上至陝西潼關關門，回顧黃河抱潼關，委蛇洶涌，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千裏，形勢雄張。他慨然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可不見之哉!”由此證明胡瑗反對閉戶讀書，主張接觸實踐，瞭解社會，瀏覽名山大川，以開拓胸襟視野，讓書本知識與客觀實際相結合，有利於實現他的教育目的—真培養出“明體達用”的致治之才。同時也一語道破了知識來源於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的真諦。
實行“寄宿制”
宋代起初規定太學學生不能住宿，主要因爲太學右側是御書閣，消防工作特別重要,每到夜半時分,宿舍裏的燈燭要全部熄滅,實行“火禁”。嘉祐元年(1056年)，胡瑗與孫復主持太學，他們爲了讓學生有較多的時間過集體生活，請求有關部門放寬火禁，如發生意外，概由他倆負責。此後太學就實行“寄宿制”。每晚由師生輪流值班，督促火燭小心。同時規定學生每月放假四次，其餘時間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寢以鳴鼓爲號，進出校門必須請假，平時也不準隨意會客和離校。這種寄宿生制度在有條件的地方延伸到州、縣之學，在今日的學校中還直沿襲使用，且日臻完備。
綜觀胡瑗教育生涯，他的確留下了豐富且可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學經驗，並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自強不息、艱苦創業、以苦爲樂、終身教育的敬業奉獻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勤勉好學、求真務實、力糾時弊、銳意改革的創新勇氣。同時，還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憂國憂民、躬行力踐、誨人不倦的高尚品質。
傑出思想
倡導天人合一
胡瑗不僅是著名的古代教育家，而且是傑出的思想家。他獨特的教育理論和豐富的社會實踐皆源於其學術思想的深厚造詣。他的學術思想內涵豐富，主要根源於《周易》一書。
易學爲講天人之道、講萬物變易法則的學問。胡瑗的《周易口義》是他的學生倪天隱根據先生口述整理而顧。其特點是大膽疑經，自立新解。據統計，胡瑗僅在《周易口義》一書中，疑經的地方就有10多處;在《洪範口義》中，也糾正了許多不合理的註解。據《宋元學案》記載，胡瑗“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旨意明白，衆皆大服”。丁寶書在《安定言行錄》中引用胡瑗學生王得臣的話說：胡瑗爲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毫無疑問，胡瑗是宋初易學的權威，是一位開源發矇、鼓動風氣的人物，也是宋代義理易學的創立者。清人全祖望亦在《宋元學案》中追根溯源地說：“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爲之先河。”2. 堅持安民之道的民本思想胡瑗的安民之道，一在求賢用賢，二在養民教民。他以爲，君王再能幹賢明，若無賢臣輔佐，則“倡而無知，令而無從”，雖有仁義愛民的慾望，亦無法施行仁政於天下。因此，胡瑗說，“天下之廣，生靈之衆，一賢不可獨治，故必羣賢並進於朝廷，則可大行其道。”廣納天下羣賢，一可佐君施行仁政，二可輔君增廣視聽，三可致君無爲而治。當然，這裏所說之“民”，不過是統治階級的左臣右相。但他倡導在州縣辦官員學，則是從教育培養地方基層民衆入手，努力提高他們素質。尤其胡瑗在《周易口義》中“論民本”時說：“不以一己爲憂樂，所憂者天下，所樂者天下。”這與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其實是一致的。
主張知行合一
胡瑗還提倡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他在講授“三禮”(《周禮》、《儀禮》、《禮記》)時，因其中所記載的禮儀器物久已失傳，無形象教學之具供學生觀摩，就自制掛圖，懸於講堂之上，讓學生直觀，以增強學生的記憶力和理解力。另外，還組織學生走出課堂，到遠近地區去遊歷考察，觀名山大川，開闊學生視野，做到書本知識和社會實踐的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