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爭使滿清政權遭受沉重打擊。正如倭仁所說：“咸豐十年，稱兵犯順，憑陵我畿甸，震驚我宗社，焚燬我園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三百年來未有之辱，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泣至今。”這種恥辱深深的刺激了中國的一些士大夫們，中央官員如恭親王奕、文祥，地方官員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這使他們認識到，列強與歷史上侵略中原的異族是不同的，中外交往爲不可避免之事，中國必須納中西關係於正軌，應該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欲自強莫若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莫若覓制器之器”。這些都需要引進翻譯西書，學習西學。
恭親王奕訢
倡導西學，人才第一。翻譯人才的培養爲譯書活動提供了人才保障，翻譯機構的設置爲譯書活動提供了有利的環境。但是那些說“洋涇浜”英語的人水平太差已不能滿足中西交流的需要而且他們多數受洋人控制，清政府對他們也不放心。1862年在奕的提議下同文館在北京開辦，1863年在上海開辦廣方言館，1864年廣州開辦了一所類似學校。這些外語學校在洋教習的指導下培養了一些翻譯人才，許多洋教習在他的華人學生幫助下從事翻譯活動。
同文館
同時，來華傳教士對洋務運動時期的譯書活動作出了巨大貢獻。如丁韙良，1850年來華任美國公使通事，1863年任同文館英文和公法教習。1867年丁韙良返回美國入讀印第安納大學，在國際法和政治經濟學領域做爲期兩年的進修並獲得博士學位，後返回中國升爲同文館總教習。英國人李提摩太，主持翻譯了《七國新學備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國》、《泰西新史攬要》等書，這些譯著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很大影響。
李提摩太
洋務運動時期的譯書則主要由政府所主導，當時朝廷從事翻譯工作的主要機構是同文館和江南製造總局的翻譯館。自中央設館譯書後，沿海地區相繼仿行。主要有上海廣州的廣方言館、天津機器製造局、天津水師學堂、福州船政學堂等。這些機構均招收學生並刊印西書，雖然他們的成果遠不及同文館和江南製造總局的翻譯館，但中國至此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從上到下的官方譯書系統。
洋務運動時期的譯書以應用科學爲主，主要是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方面。在社會科學領域只有外國曆史、地理以及國際關係方面的書。以江南製造總局爲例，譯書大多爲自然科學類。據《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記載：至1908年的40年中共譯書158種，其中史志、公法、教育方面的書18種，軍事方面的書32種，商學書8種科技書90種。這一特點與當時的國內需求與朝廷政策是分不開的，必須要翻譯有用之書，即“制器之器”之書。正如梁啓超評價李鴻章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務，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對西學的這一認識影響了譯書活動的廣度和深度。
譯書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使西方對中國有了更加具體深刻的認識，促進了中國外交理念近代化的形成。如丁韙良的國際法譯著《萬國公法》爲總理衙門處理對外關係提供了一個依據，促進了中國外交的近代化。並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爲後來的維新運動奠定了基礎。
但是洋務運動時期的譯書活動仍存在許多侷限性，翻譯的西書質量良莠不齊。譯書活動所譯西書又多不被士大夫們所認可，譯書的讀者範圍狹小。這就大大縮小了西書的受衆面，也削弱了西書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