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四川人被北方人稱爲“川藞子”，也即說四川人粗野放誕，不遵禮法，是一些好亂易動的奸惡刁民。因爲宋太祖剛剛統一四川就發生後蜀降兵大起義;太宗末年又發生了震驚全國的王小波、李順起義;真宗初年又發生震動一時的王均兵變，短短30年間變亂頻生，使得宋朝當權者對四川頗爲反感。北宋朝中的輿論大肆宣傳四川乃亂民叢生的危險地帶。
仁宗年間的詩人張俞曾描述外人對蜀中民風的看法，簡言之就是“奸訛易動”。樑周翰就對四川的地理、經濟、民風等進行了一番易於作亂的宣解：“夫九州之險，聚於庸蜀，爲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於繁侈，西南爲域中之冠也。多獷敖驁而奸豪生，因龐雜而禮義蠹。”這樣，四川就被王朝中心建構爲邊緣之地：這裏地形險要，人心險惡，根本不能與中原上國的淳樸民風相比。
被權力中心邊緣化、妖魔化的四川人民，長期遭受到朝廷的暴政壓迫。把四川描繪成奸民險地的樑周翰，到蜀地爲官後對蜀民大搞嚴刑峻法，把人活活打死之後，仍理直氣壯。餘靖代表朝廷擬寫的給益州(今成都市)知州文彥博的制書，居然要他到蜀地後“勿貪寬厚之名”，這就是公然鼓勵和敦促地方官到四川搞暴政了。
爲對付所謂的蜀中奸民，大宋自真宗以後就把犯罪的蜀民，不論罪行大小，全家老小一律趕出四川，有些人甚至永遠不能回家鄉。王安石曾說：“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並妻子遷出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可見，蜀地被塑造成一個危亂之地後，暴政在四川的推行就具有了合法性和習慣性。更有甚者，天聖年間，益州知州程琳，因爲對四川祭神集會的風俗心存偏見，而製造了一件血腥冤案，當時“蜀民歲爲社，祠灌口神”，程氏卻把祭祀水神李冰的表演當做是“置官屬吏卒，聚衆作亂”，而“捕其首斬之，配其社人於內地”。
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是一個“千古難題”，北宋時就曾發生過司馬光與歐陽修之間的科舉南北之爭。當時，由於北方久經戰亂，經濟蕭條，教育大大落後於南方，結果出現南北舉額嚴重不均的現象。於是，山西夏縣人司馬光代表北方主張在進士錄取中實行“逐路取人法”，即按地區分配名額，而江西吉安人歐陽修則代表南方，提出“憑才取人”。
由此可見，分路取人是按區域分配名額，憑才取人則不拘地域額數，在考試面前人人平等。司馬光和歐陽修爭論所持觀點不同，明顯是代表了當時北南不同地域集團的利益。但從發揮大規模考試的社會控制功能方面來看，憑才取人說着眼於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爲的是保證考試的客觀性和公平程度;而分路取人，則有利於提高文化相對落後地區士人的學習積極性，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維護國家的團結和統一。宋英宗最後聽從了歐陽修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