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17年11月7日，波羅的海艦隊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炮擊冬宮的一聲炮響，迎來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曙光，也迎來了蘇聯布爾什維克的男人們“共產共妻”的黃金時代。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布爾什維克在各大城市裏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並下發文件實施“共產共妻”制度。就在西方媒體一片喧囂聲中，蘇聯布爾什維克的締造者列寧卻斬釘截鐵地告訴一位西方的作家說，共產主義政權從未發佈類似的文件，也從沒有這樣的命令，這完全是栽贓陷害。
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輝煌一時的前蘇聯瞬間解體，大量蘇聯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們的私生活祕密以及革命歷史上確實存在的“共產共妻”現象相繼曝光。據十月革命史料顯示，在當時16至25歲的婦女必須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權利，即可向革命機關申請許可證。布爾什維克憑證可以“公有化”10個姑娘。
如今，許多媒體都在無情地揭露和抨擊這一罪惡制度給當時的蘇聯婦女帶來的嚴重的肉體上摧殘和心靈的創傷。俄羅斯《祖國》雜誌曾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地區，有“公有化”資產階級婦女的行爲。當地布爾什維克組織在蘇維埃消息報公佈命令並在大街上張貼：“16至25歲的婦女必須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這個命令給予的權利，可向相應的革命機關說明。”
一、俄國革命成功後的“共產共妻”制度
深入研究布爾什維克革命史的史學家指出：在共產理論中，不僅財產公有，而且寫明瞭家庭必將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產物。共產制度,就是要消滅建築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因此布爾什維克革命不僅僅限於搶掠財產和屠殺，這個革命還要全面破壞人類道德價值的所有準則，俄國十月革命時期踐踏性道德的行爲比比皆是，兩性關係的基本規範蕩然無存。社會性關係的混亂是布爾什維克造成的。
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後，伴隨着財產公有化的，還有性資源“公有化”，直譯應爲“社會化”，和俄文原文對應的英文詞，是socialization。革命者“性生活”的全面解放，其實有兩方面：一是革命者倡導並且實踐性革命;二是非革命者的性資源被強行“公有化”，即被強姦。這也就是人們所指責的前蘇聯“共產共妻”制度。
二、蘇維埃革命者“性生活”的全面解放
在蘇聯，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其實有兩方面：革命者倡導並且實踐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資源被強行“公有化”，即被強姦。一九九雩年第十期的俄國《祖國》雜誌，曾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曾有全面揭露。這本雜誌指出，在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地區，有“公有化”資產階級婦女的行爲，到處都有集體參與的強姦事件。在蘇共和蘇聯的正式文件中，也許根本找不到關於性資源“公有化”的文字，可布爾什維克有一個讓性全面解放的立場，性道德的淪喪源於黨的這個思想。
1902年，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發表的《家庭與共產主義國家》小冊子中寫道：“出於工人階級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階級社會鬥爭的工具，併爲這個鬥爭服務。”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們，只倡導和完全滿足革命階級的性需求，把戀愛當作小資產階級的浪漫玩意兒，爲無產階級所排斥。
三、十月革命將革命者強暴女性合法化
1918年3月，葉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婦女的行爲達到登峯造極的程度。當時布爾什維克組織在蘇維埃消息報公佈一個命令，該命令也在大街上張貼：“16至25歲的婦女必須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這個命令給予的權利，可向相應的革命機關說明。”
這個城市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內政委員波羅斯登給“公有化”女人的尋求者，即要求強姦婦女的革命者，簽署許可證，當地其他布爾什維克的頭頭也發放這樣的許可證。波羅斯登給他的一名助手一張這樣的許可證，該助手就憑此證“公有化”了十個姑娘。以下是這類許可證之一：
持有這分文件的卡馬謝夫同志，有權在葉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10個16至25歲的姑娘。卡馬謝夫同志可任意挑選看中的姑娘，被選中者不得違抗。
北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革命軍總司令部
(加蓋公章)
許可證簽署人：總司令伊華謝夫。
按照該城黨組織的決定，紅軍士兵“公有化”了60多個姑娘，她們全都年輕漂亮，大多數是資產階級出身和在學女生。在城市公園的一次圍獵行動中，好多姑娘被抓走，其中四個姑娘當場就被強姦，有25個被送往波羅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爾什維克佔據的旅店，悉數被強姦，無一倖免。
有一些女孩後來被釋放，如紅色刑警隊頭頭強姦了一個女孩，然後放了她。一些女孩在紅軍退卻時被帶走，從此下落不明。還有一些女孩的命運很悲慘，她們被折磨後被殺害，屍體扔進河裏。一個五年級小學的女生連續12個晝夜被紅軍輪姦，然後被綁在樹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終被槍殺。
有許多資料表明，當時蘇聯中學生賣淫現象嚴重，世界着名社會學家沙樂金,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在1902年寫道：共青團在少年的賣淫事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在俱樂部招牌下，每一個學校都設立了賣淫場所。對位於聖彼得堡附近沙皇村兩所中學所作的調查發現，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
少女參與色情商業交易，介入了有權勢革命者的私生活。沙樂金強調說：我認識的一位大夫告訴我他的見聞。一個男生讓這位大夫看病，把300盧布放在桌上作爲看病費用。大夫問哪來的錢，男生很平靜地回答：
每個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個女孩又都另有情人，這樣的情人都是“委員”，這是當時人們對布爾什維克革命者的稱呼。
聖彼得堡一個“分配中心”，即俄國內戰爭期間，收容流離失所的孩子的機構，安排體檢後出現一個數據：86.7%的女孩已不是處女，她們都小於16歲。
四、二戰之後的蘇聯纔開始重新重視婚禮
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以後，取代舊王朝的蘇維埃政權不要結婚的禮儀。克朗黛們在那個時候,如果不借政治的力量,推廣他們的性觀念，倒是不合情理。俄羅斯民族的傳統婚宴要延續數天，或一週，結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隆重的婚禮還有一個不可少的程式：新婚的次日曬牀單，以展示新娘的貞潔，顯然，婚禮是革命應當革去的東西。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結婚儀式在蘇聯才重新被重視，家庭的價值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復。
值得一提的是，當今的俄國私生活準則,也不是很清楚。漂亮女郎常抱怨難有好工作，存在着好職業和上牀相聯繫的問題。性騷擾到處都有，區別在於，俄國從不處理性騷擾案。
於是，有的漂亮姑娘寧願選擇地下色情業，同樣上牀，收入可不一樣。權力可以和性的佔有權畫等號，也是“娼盛”的原因之一。人們不免會有這樣的聯想：私生活規範不明確，以及權力幾乎等於性特權的現象，除了社會失序這個導因之外，是不是和布爾什維克的傳統也有着難以分割的內在聯繫?
其實，在蘇聯歷史上，性革命的典型表現是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克朗黛。他們的私生活十分隨便。中、低層的革命者，在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們領袖的後頭，曾有歷史學家這樣評說，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個情人，革命者隨意強姦沒有護衛力量的婦女。
五、關於“共產共妻”現象的解密文章問世
然而，對於“共產共妻”現象直到最近纔有人撰寫文章解釋，認爲這種現象是西方的惡意攻擊。過去100年來世界政治舞臺上一直存在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競爭。冷戰時期在美蘇之間這種競爭走向全面化，雙方互相攻擊。在西方國家的攻擊中，蘇聯“共產共妻”說曾持續多年。俄羅斯《獨立軍事評論》曾刊登了作家阿馬馬年科關於所謂“共產共妻”事件的解密文章，做出瞭解釋。
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發引起了帝國主義國家的恐慌，在俄國國內反動勢力圍剿新生共產主義政權的背景下，西方國家也利用武裝干涉和輿論攻擊的各種手段來動搖俄國蘇維埃政權的根基。而發生於1918年的一次由私人導演的借共產主義行騙的風波便催生了關於“共產共妻”的傳說。
據有關媒體報道，1918年6月末，在莫斯科米亞斯尼科夫大街上的一棟大樓內舉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審判，被告赫瓦多夫是一家布廠老闆。他被控在莫斯科到處張貼有損人民政權的告示。這張告示名爲《俄羅斯處女和妻子公有化令》，起草者赫瓦多夫假借政府名義宣佈：所有人類優秀因子都被保留在資產階級腐敗的軀體內，而這違反了人類繁衍的準則。基於此，從1918年5月1日開始，所有17至32歲的女性都將不再擁有對自己的所有權而將成爲“公有品”。告示中詳細列了19項婦女“公有化”的具體措施，並且指明這些具體措施的實行將由莫斯科無政府主義委員會負責。當時莫斯科剛剛經歷“十月革命”，無政府主義者也參加到了布爾什維克的政府當中。而赫瓦多夫就是這個委員會成員之一。
根據告示，工人或社員們只要持有工廠工會開具的證明或地方委員會開具的《無產者家庭證明》都有權“享有”一個女人，每週3次，每次3小時。而女性“公有化”之前的“原配”丈夫仍將保留對原來妻子的“優先權”，但如果丈夫抗拒執行“公有化”法令，那麼他將被取消這一“優先權”。
告示說，每個行使了自己“享受”權利的工人或社員都要繳納自己10%的工資，而如果沒有證明或不是無產者，每個月便要繳納100個盧布。而收上來的錢將用來成立“人民繁育”委員會，該委員會將負責發放每個婦女每月232盧布的補貼，同時也負責對懷孕婦女的照顧和將新生兒撫養到17歲的費用。
法院調查發現，赫瓦多夫已經將告示當中的部分條款變爲了現實。他在莫斯科附近的索科爾尼克地區弄了一套三間大草房，並且取名爲“社員之愛”宮。其中的兩間房間作男女宿舍用，而第三個房間便用來享樂。結果，自告示貼出後，這裏便每晚都充滿了淫蕩的呻吟聲。調查發現，這一切不過是赫瓦多夫爲了斂財編造的謊言，他自己不但因此賺得盆滿鉢滿，還自己親身參加到了“享受”活動中去。
六、西方媒體連篇累牘發文公開推波助瀾
這起案件被曝光後，赫瓦多夫馬上被逮捕。隨即便舉行了對他的審判。但是在審判過程中，在共產主義理論中關於性問題的認識上，覺悟不高的人民委員會法官們卻發生了爭論，這影響到了對赫瓦多夫的審判。大部分人的認識是，對性愛的過多沉迷將損害無產階級新人的意志。法官之一亞歷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認爲，整個案件中工人和社員們表現出來的對性問題的狂熱都是資本主義殘留的一種體現，但是隨着共產主義運動的深入，這些殘留終將被清洗乾淨。同時她認爲，應該將赫瓦多夫當庭釋放，但是要沒收他的非法所得。儘管米哈伊洛夫娜的觀點和判罰主張同其他法官有出入，但由於她職位更高，所以她的主張最終被採納。不過，當判罰結果被宣佈以後，當庭的婦女們表示了強烈抗議，甚至向法官和赫瓦多夫身上投擲臭雞蛋和爛土豆。
赫瓦多夫被釋放後也沒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陽，他很快就被受其告示所累的無政府主義分子暗殺了。但事實證明，赫瓦多夫的告示和對他的審判不過是一切的開始。不久以後，整個俄羅斯境內都開始流傳着關於共產主義政權“共妻”的傳說。一些資本主義報紙或出於抹黑共產主義政權或出於譁衆取寵的目的，添油加醋地描述着那張告示，並直接將其安到共產主義政權的頭上。
西方國家開動了印刷機器。一系列聳人聽聞的標題出現在各大報紙的頭版上，“布爾什維克採取‘共妻’制破壞家庭”、“蘇維埃的一夫多妻制”、“社會主義將賣淫合理化”、“布爾什維克將俄羅斯丟到了人類文明的角落裏”等等，不一而足。於是，藉着人們的口口相傳和不同版本的出現，蘇聯共產黨一度實行“共產共妻” 政策的傳說被越來越多的人視爲真實的歷史，直至現在。而實際上，這個傳說建立在赫瓦多夫的告示的基礎上，同時裏面也夾雜着資本主義社會意欲搞垮共產主義政權的用心。
這張告示名爲《俄羅斯處女和妻子公有化令》，起草者赫瓦多夫假借政府名義宣佈：所有人類優秀因子都被保留在資產階級腐敗的軀體內，而這違反了人類繁衍的準則。基於這個準則，從1918年5月1日開始，所有17至32歲的女性都將不再擁有對自己的所有權而將成爲“公有品”。
七、英國作家向列寧詢問“共產共妻”真相
蘇維埃政府對性問題的態度是什麼樣的呢?從上世紀20年代起，蘇維埃政府就開始對這個社會的去色情化改造。到了30年代之後，性關係被一定程度政治化，在報紙雜誌上已經看不到關於性話題的描述和討論，在大街上也看不到畫有穿着暴露的女人的廣告牌。1935年，一名男青年還因爲同時和兩個女人相好而被判刑。但是斯大林之後，國家對性的控制開始放鬆，蘇聯社會的性愛觀和世界大多數地方沒什麼大的區別。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著名的英國作家戈爾別爾特·韋爾斯爲了搞清楚整個事情的真相，專門到莫斯科拜訪了列寧，並向他詢問關於“共產共妻”的問題。列寧斬釘截鐵地告訴韋爾斯，共產主義政權從未發佈類似的文件，也從沒有這樣的命令，這完全是栽贓陷害。韋爾斯也將這次自己與列寧的會面寫入了自己的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