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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宣之治是怎麼回事?爲什麼說朱瞻基爲明朝留下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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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瞻基,即明宣宗,號長春真,他是明成祖朱棣之孫,明仁宗朱高熾長子,明朝第五位皇帝(1425年5月29日—1435年1月31日在位)、書畫家,年號“宣德”。接下來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朱瞻基埋的雷可不少,比如土木堡之變,就跟他脫不了關係。

在大明朝,有一個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而仁宣之治一直被認爲是自元末天下紛爭以來,唯一一個真的讓天下百姓有所恢復的盛世,因爲明太祖的洪武年間、明成祖的永樂年間都仍然有不小的外戰,有戰爭必定有消耗,既然消耗肯定就是疲民。

仁宣之治是怎麼回事?爲什麼說朱瞻基爲明朝留下隱患?

然而仁宣時期,大明朝廷真的開始避免了外戰,轉爲恢復國內生產。

換而言之,仁宣之治這個盛世,就是以“休戰”換來的。

而對外停戰,對內恢復經濟、休養生息,這本身是沒有錯的,漢代的“文景之治”就是在這麼一種背景下誕生的,可明宣宗朱瞻基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他對北部邊境的“收縮”太過迅速了,留下了蒙古開始變得強大的隱患。

宣德縮邊,蒙古再度崛起。

土木堡之變,表面是明英宗朱祁鎮帶着大明精銳北上“送死”,但實際上,這場悲劇有兩層更深的因素在其中:

一、蒙古瓦剌部的實力強大,以少對多的局面下,還迅速對大明精銳進行了圍殲。

二、明朝精銳的反應能力遲鈍,顯然與永樂時期的戰鬥力相去甚遠。

簡而言之,就是在明英宗北伐的正統十四年,明軍變弱了,蒙古軍變強了,而強弱的顛倒,不是一時一刻就能扭轉的,更不是明英宗聽從王振的讒言就導致大明軍隊變弱的,更早的因素,要追溯到明英宗的父親:明宣宗身上。

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並且派遣徐達北伐元朝的都城“大都”,同年滅掉了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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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看似振奮人心的華夏復興,本質上卻是元朝勢力“主動退出”中原,因爲是主動退出,所以絕大部分實力仍然保存,於是在洪武年間,北元政權就成了朱元璋的心腹大患,朱元璋多次下令北伐蒙古,最終也沒有太大的成效,只能轉爲“羈縻”政策。

到了明成祖時期,北方的蒙古大致分裂爲了兩個部分:西部蒙古“瓦剌”、東部蒙古“韃靼”。

其中東部蒙古是黃金家族的直系傳承,也叫蒙古本部,因此在明成祖時期,韃靼的太師阿魯臺便試圖一統蒙古,這不是幻想,而是幾乎要成功了,只不過朱棣又怎麼可能再眼睜睜看着一個“成吉思汗”崛起,加上蒙古人的反覆無常,永樂北伐便開啓了。

朱棣的五次北伐,將蒙古的有生力量打得破碎,這是朱棣用大明的國力換來的,這一份功績就不亞於漢武帝北伐,但也同樣衍生了漢武帝北伐後出現的問題,那就是國力空虛。

明仁宗尚未登基時,就以太子身份監國,當家才知道柴米貴,他曾多次勸諫明成祖放棄北伐,因爲國家實在沒錢了,百姓的賦稅也越來越重,可明成祖堅持要一役竟全功,最終駕崩在歸來的路上。

所以明仁宗登基後,開始了明確的“收縮政策”,他不是不怕蒙古做大,但他更怕大明基本盤崩潰,強如漢武帝都要下罪己詔,王朝的大多數輪迴,其實都是一樣的。

而明仁宗在位時間很短,真正貫徹他的“縮邊”政策的人,乃是明宣宗。

雖然在宣德三年時,明宣宗朱瞻基還親征數百騎兵擊潰擾邊的蒙古侵略者,但明宣宗的邊境思路很清晰,他選擇放棄不分晝夜的備戰政策,開始轉爲“巡邏制度”,所謂巡邏,就是將常駐軍撤走,轉爲定期的巡邏制度。

這一個改變,確實緩和了大明內部的經濟壓力,一來減少了青壯年勞動力在戰場上的傷亡,二來減少了大量的軍事支出,但這種恢復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朱棣時期所實際掌控的大多數地區,如“開平衛”、“興和所”這些衛所,就拱手讓給了蒙古人,特別是“奴兒干都司”大部分管轄地區的失控,給了蒙古人恢復的基本盤。

這,就是“宣德縮邊”。

縮邊無可厚非,但朱瞻基的退後政策沒有過渡,以至於造成蒙古瓦剌迅速崛起,瓦剌崛起的重要人物“脫歡”,就是明宣宗眼睜睜放過的,而脫歡看出了明宣宗的“縮邊思路”,因此在表面做出了十分恭順大明的樣子,在私底下派遣使臣住在大明疆域內,時刻觀察着大明的一舉一動。

另一方面,脫歡和他的兒子、後來策劃土木堡之變的也先時常派出大量使者進入明朝“覲見”皇帝,而覲見本身是有“報酬”的,大明王朝爲了彰顯自己的“宗主地位”,會給予豐厚的賞賜給使臣們帶回蒙古。

其實大明朝廷又何曾不知道蒙古人是以“使者”的名義來佔朝廷的便宜,但爲了這種和平的局面,只能放任之,而後來造成土木堡之變的明英宗北伐,正是因爲蒙古使者貪得無厭,欺騙朝廷造成了明英宗的憤怒,所以在土木堡之變這件事上,明英宗和明宣宗的責任可以對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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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剌在變強,大明因爲縮邊從而放棄了北部的防守、練兵,這就是大明和蒙古實力此消彼長的根本原因,要不然大明的精銳又怎麼可能僅僅是因爲蒙古人的包圍而全滅,如果按照明成祖時期的軍隊實力,即便是蒙古人佔據多數,都不可能如此順利且迅速全殲大明軍隊。

因此土木堡之變的背後,不應該只看朱祁鎮的指揮失誤,更要考慮大明軍隊迅速潰敗的根本原因。

除了北部的收縮,朱瞻基的縮邊還體現在了南方的“安南”方面。

永樂時期,朝廷花費了大力氣拿下了安南,建立了“交趾布政使司”,可到了明宣宗時期,安南只是稍微反抗,明宣宗卻無心管理安南,竟讓安南真的獨立了,於是交趾布政使司也廢除,大明正式失去了對安南的掌控權。

明宣宗的南北收縮戰略,是大明滅亡的隱患。

加重司禮監權柄,埋下宦官誤國的隱患。

大明自立國起,皇帝朱元璋便對大臣表現出了一種天生的敵對性,而廢除丞相就是最好的體現,而在朱元璋廢除丞相後,又開始重用“太監”來輔助內政,但朱元璋心裏也明白,大臣不安好心,太監更是詭計多端,因此朱元璋在位時期,太監在政治上始終沒有太大的權力。

真正提高太監的權力,甚至讓太監參政的,就是朱棣、朱瞻基這對爺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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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是造反起家,因此對宦官也有與衆不同的信任,在朱棣時期,朱棣放開了對太監的限制、監管,開始讓太監讀書,在太監的內部形成了類似於“科舉”的培養制度,而到了朱瞻基登基後,他正式設立“內書堂”,讓太監也像朝廷的文人一樣,學習並且投身政治。

爲了完善大明的政治制度,朱瞻基一改朱元璋近乎“工作狂”的獨攬六部政策,徹底設立內閣,建立“票擬”制度,讓內閣閣臣行使等同於丞相的權力。

可朱瞻基也不是徹底放權,他還讓司禮監的太監參與進議政的工作中,而司禮監位高權重的“掌印太監”、“秉筆太監”,就是明宣宗催生出來的。

所謂秉筆和掌印,就是負責將內閣閣臣的“上書”審覈並且蓋印通過,說白了,在明宣宗的設置中,內閣和司禮監就完全分工了丞相和部分皇帝的工作,這讓太監的地位變得很高,司禮監的掌印太監也有了“內相”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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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太監的權柄變大,這就是大明的禍根,土木堡之變,就是太監王振誘導朱祁鎮發動的,這是第一大禍,此後的宦官專權、矇蔽皇帝之事不絕如縷,比如明武宗就是被太監劉瑾“帶廢”的,至於後來的魏忠賢和朝臣黨爭就不用說了,大明的衰落,始終伴隨着宦官的崛起。

其實在明朝以前,被宦官誤國的事情並不是沒有,東漢的絕大部分時期,就是被太監“綁架”,而強如大唐,後來也避免不了太監騎到皇帝的頭上,所以前人的教訓是深刻的,朱元璋對宦官的忌憚也來自於歷史,所以朱元璋寧願自己累點、都不給太監過重的權柄,但朱瞻基爲了解放皇權的空間,還是加強了太監的權力。

王振也是朱瞻基安排給朱祁鎮的伴讀太監,朱瞻基對太監天然的好感,讓他賭上了國運,之所以朱祁鎮後來那麼聽從王振的話,很大一部分因素,就是因爲王振乃是朱瞻基給他安排的發小,這裏面頗有幾分“父命難爲”的意味。

如果說光是利用宦官制衡權力,這個做法無可厚非,但若過分給予宦官本不該屬於他們的權力,那麼這就是在埋雷,後來的嘉靖、萬曆懶政,就是因爲朱瞻基設立的這套“政治機制”給了他們懶政的機會,所以很多悲劇的源頭,就在朱瞻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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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厚祿“圈養”宗室,人養廢了,錢也花了。

朱元璋立國的時候,就提出了他新定義的“家天下”概念,那就是以天下之民供養他的朱家子孫,他將兒子們分封到各地擔任藩王,這些子孫有守衛大明的職責,也同樣有享受百姓供養的特權,說白了,這就是明代的分封制。

可分封制的弊端在朱元璋駕崩後就立即提現出來了,朱棣本就是藩王,還是坐鎮北京的強藩,而朱允炆深知藩王的危害,於是開始削藩,這引起了朱棣的反抗,最終發動靖難之役。

在朱棣造反成功後,朱棣沒有忘掉削藩的重任,於是開始對藩王們施加“枷鎖”,但不管朱棣怎麼削藩,藩王們還是存在着一定的實力,雖然不足以和朝廷對抗,卻又能夠自立自足,這是理性的削藩。

可等到朱瞻基登基後,他先解決了自己的二叔朱高煦,對於藩王有着天然的仇視,於是他決定進行“圈養政策”,將藩王們的自主權力分割到最小,與此同時又給予他們足夠的財富奢侈生活,在朱瞻基的心裏,這是最好的方法。

但朱瞻基沒想到的是,這些被圈養的藩王們因爲無法主張任何政治意見,最終變成了只會吸大明血的“吉祥物”,到了明朝末年,朝廷要給宗室的“生活費”已經是一筆天文數字了,整個大明的宗室也高達數十萬人,而他們卻沒有什麼能力,對國家也做不了什麼貢獻,後來一個個都被大清的騎兵追着屠殺。

嚴格來說,削藩無可厚非,但操之過急不行,矯枉過正也不可取,朱瞻基沒犯朱允炆的錯誤,卻也走了自己“獨特”的彎路,他的藩王政策對於大明的基本盤而言纔是最致命的,而歷朝歷代對宗室的“補貼”也沒有像大明一樣誇張的,朱元璋和朱瞻基的“組合政策”,加劇了大明的慢性死亡。

其實站在客觀的政治角度來說,朱瞻基是一位幹實事的皇帝,他最起碼沒有懶政,也善於去處理政治,但朱瞻基最大的缺點在於凡事都心急,沒有一個“演變”、“過渡”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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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縮邊政策,他將大明防線的迅速調整,只會讓人以爲大明實力變弱了,原本臣服於大明的藩國便會蠢蠢欲動,這一種做法是不明智的,他更應該有耐心地慢慢收縮,或者不收縮,只是進行人事上的調整。

所以締造了“仁宣之治”的朱瞻基應該值得誇讚,對於他的弊端也需要正視,畢竟大明後來的毀滅,探究其種種根源,似乎都跟朱瞻基離不開關係,朱瞻基創造了好的環境,卻沒有留下好的後手,更沒有留下好的繼承者,最終讓大明的未來變得一塌糊塗。

而且朱瞻基在位的時間太短了,他個人是三十多歲便駕崩了,或許他的很多政策都是建立在自己的“長壽”之下,他想着緩慢去調整,誰曾想他竟如此短壽,以至於很多行爲草草結束,留下了不好看的結尾。

只不過壽命短暫,也不是朱瞻基所能控制的,這也許是他所埋下最無奈的“雷”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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