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是唐太宗爲他的後繼者們留下的筆寶貴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自武則天退位、唐玄宗復位時起，有識之土便提出了“依貞觀故事”治理國家。由於同武韋集團和太平公主集團的鬥爭，直到開元初年，如何治理國家才被迫切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唐玄宗懷着“求治甚切”的心情，在獵於渭川時召見姚崇，對他說：“卿宜遂相朕。”對漢代的外戚專權篡國“推此鑑戒爲萬代法”等。
姚崇《十事要疏》所提出的十項主張，是對“依貞觀故事”原則的具體化，唐玄宗聽罷後，答日：“聯能行之。”上述十項主張，事實上成了開元初年的治國方針，在姚崇以及宋璟的輔佐下被付諸施行。姚崇的《十事要疏》，可以概括爲在一項總則之下的四項基本內容。所謂“政先仁恕”，是針對武則天臨朝以來“以峻法繩下弊端提出來。然而，“仁恕”畢竟是儒家學說中的重要理論之一。 “政先仁想”同孔子所主張的“爲政以德" ，實際上是-脈相承的。同貞觀初年唐太宗把儒家學說奉爲治國的基本理論一樣 ，姚崇的“政先仁恕”也是把儒家學說奉爲治國理論的首要內容，是《十事要疏》的總綱。
《十事要疏》中的“法行自近”,實際上是主張像貞觀年間那樣，君臣要帶頭守法，法不阿貴，把打擊犯法權貴作爲能否貫徹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原則的關鍵問題，而不是“以峻法繩下”。正如以《十事要疏》爲基本內容的治國方針可以概括爲幾個方面內容那樣，唐玄宗的開元新政亦包含多方面的豐富內容。爲此，本書將在以下諸章結合開元盛世的諸多表現，並闡述開元新政的諸多內容;而本章所要談到的任賢能與求直諫抑奢侈與易風俗，既可以視爲開元新政的內容之一、二，又是牽動開元新政全局的重大問題，因而在本章首先予以闡述。
開元新政究竟能在怎樣的程度上被付諸實行、收到怎樣的成效，這與執行怎樣的用人路線，無疑有着重要的關係。事實表明，唐玄宗執行的是一條 任人唯賢的路線。其中，宰相班子的人選，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大事。開元年間，先後有三對搭配得當的宰相，頗受當時和後世的稱道，開元年間首任名相姚崇先後三次拜相，曾參預張東之誅滅二張的密謀，對武則天以來的時弊有深刻的瞭解，對安定局勢、治理國家有深思熟慮的思索，能提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治國方案。
事實上，盧懷慎在協助姚崇執政期間，曾建議量才授官、妥善安置功臣、對犯法貴戚予以嚴懲，基本上履行了副相的職責，絕非是庸碌無有作爲的“伴食宰相”。他對姚崇的尊重，是出於他甘願作爲一名副相的雅量。正如司馬光所評論的那樣：“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可謂公允。繼姚崇盧懷慎之後的對宰相懸朱瑞與蘇倒。宋班於武則天在位時曾任御史中水唐中宗時曾任業部侍郎，唐春宗時以更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位列辜相。因反對太平公主“易東官”面被排斥到外地做官。開元初年，任京兆尹，進御史大夫，因受讒降爲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開元四年年末，姚崇辭相，宋現繼姚崇爲相。
開元元年至開元十年，姚盧宋蘇張源三對賢相的相繼輔政，爲推行開元新政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開元年間，張嘉貞以後的歷任宰相，如張說，李元紈杜暹等人，亦能堅持開元初年所制定的治國方針，其業績多有可稱道者。開元新政的推行與成功以及開元盛世的出現，是開元年間一批批賢 相的輔政聯繫在一起的。
他選拔的諸多幸相，大多兼有任職於朝廷與地方的經歷，從政經驗豐富，通曉上下情形，有治國的卓越才能。特別是在正副宰相的搭配上，頗得剛柔相濟之妙，深受後人稱道。開元初年的三對宰相，任職都在三、四年之間，更替稍頻，但卻使在推行既定治國方針上保持了政策上的連續性，可謂是一條成功的歷史經驗。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唐玄宗東巡泰山，再次以宋璟爲留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