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雞是我國一個民間娛樂活動 , 據歷史考證有2800多年的歷史。本站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鬥雞是中國古代盛行的一種娛樂方式，它更是富人的一種消遣，一般在朝廷大臣中非常流行。
不過由於鬥雞涉及博賭，因而傳統史學家傾向於把鬥雞看作是一種不合乎道德的活動。
本文就專門聊聊這個事。
諸凡競技能、較短長之事，古今多稱曰“戲”，這是錢鍾書先生的意見。
因此，“鬥雞”亦可以稱作“雞戲”。鬥雞之戲，來源甚久。
一：鬥雞的起源
中國第一次見於記載的鬥雞活動發生在公元前517年北方的魯國。
《左傳》昭公25年載：“季、邱之雞鬥，季氏介其雞，那氏爲之金距，平子怒。”
這段簡略的對鬥雞的記載之所以能引起人們的興致，就在於它第一次記載了發生於中國的鬥雞活動。
《淮南子》成功地將那場發生於鬥雞之後的重要事件濃縮成了一篇簡練的敘事文。闡述道：
魯季氏與郈氏鬥雞，郈氏介其雞，而李氏爲之金距。李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邱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援。”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亡於社稷。
回頭來看，中國第一次有記載鬥雞活動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同時因爲它的影響也顯示了從春秋末到戰國初，舊的家族式政治的瓦解和社會的起伏動盪。
季氏，或季孫氏，是魯國一支很強大的宗族，由魯桓公最小的兒子的後裔組成。
他們與魯桓公的另外兩個兒子(孟孫或仲孫，還有叔孫)的後裔一起，組成了魯國曆史上所謂的“三桓”。
至於邱氏，則是魯國早期貴族孝公的後裔。
在這類集團之間，有過許多自相殘殺的爭鬥。
例如，宣公在位的最後一年，他的一個族親經他許可後，策劃除去“三桓”。 但宣公之死使除去“三桓”的圖謀歸於失敗。
由於在剪滅他們的圖謀中倖免於難，“三桓”以此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出於“三桓” 最主要的家族季孫氏的大臣們，逐漸變得比魯國諸公更加強勁和顯要。
公元前537年，魯國重組，魯公手中權力盡喪，僅僅依賴於“三桓”提供的貢賦度日。
公元前530年，昭公在位期間發生了首次推翻季孫氏的嘗試，但沒有取得成功。
季氏和邱氏之間重大的鬥雞比賽發生於公元前517年，它是導致另一起推翻季氏的嘗試的連鎖事件中的一部分。
在這次嘗試中，魯公一方几乎就要取得了勝利，但正如上面引文所敘，在最後一刻，自身利益驅使孟孫和叔孫向季氏伸出援助之手。
這一次，他們承受攻擊的能力使“三桓”獲得了對魯國的絕對統治，並且一直持續到春秋末期。
《淮南子》中寫道：“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
這似乎是對的，因爲所有的記錄都認爲，是一場鬥雞觸發了連鎖事件，導致昭公被逐和傳統的社會政治秩序的顛倒。
當然，在對魯國正統統治者失勢的詮釋中，鬥雞的諷喻價值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沒有理由去懷疑這樣一場鬥雞確實發生過。
二：鬥雞者的社會地位
從我們上面討論的魯國參與鬥雞人員的社會地位來判斷，這種比賽是貴族的一種消遣。
這也可從其他的資料中得到證實，《莊子》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紀渻子爲王養鬥雞。十日問曰：“雞已乎?”答曰：“未也，萬虛懷而恃氣。”十日而問。對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再問。回曰：“未也，猶疾視盛氣。”十日再問。答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似木雞矣。其德全矣。其異雞無敢應者，而反走矣。”
紀渻子認爲，比賽時用的雞先必須完全去掉其虛驕和意氣，見到其它的雞的影子應該視而不見，對於其敵方應不怒目而視和盛氣凌人，看起來要像木雞一樣靜寂淡漠和平靜，這樣纔算是德性完美。
如此毫無好勝之心的雞，才能夠無所不勝。此中不但有馴練鬥雞的豐富實踐經驗，而且包含着深刻的哲理。
這一段描寫幾乎是一字不少地出現在《列子》中，不同的是《列子》列出了公元前827至公元前780年在位的周宣王的名字。
雖然看起來這條有關鬥雞的材料似乎要早於《左傳》的記載，然而《列子》晚出，有關紀寧渻子和那個國王的故事也肯定源出於《莊子》。
《列子》提及周宣王與鬥雞的聯繫並不能用來證明鬥雞在公元前8或9世紀就已經出現，儘管那是極爲可能的事情。
這一段描寫的哲學啓示在於如何達到一種寧靜沉着的境界。
如果說鬥雞是一項貴族參與的遊戲，就像前面的描寫所顯示的那樣，那麼是否可以說它是一項貴族所專有的遊戲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雖然有證據表明它的確主要是項富人的遊戲。從周朝晚期到漢代(公元前206-公元220)，熱衷於鬥雞的人見於貴族、高官和權勢之家。
在一段雄辯的、據說是具有傳奇色彩的辨士蘇秦對齊宣王的說辭中，蘇秦闡述齊國的都城：臨淄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鬥雞、彈琴、擊築、走狗、六博、鼓瑟和踏鞠者。
漢代人把鬥雞視爲生活中最其重要的消閒方式之一。
其中在《漢書·食貨志》中說道，在漢代“世家子弟和富人或鬥雞走狗馬，弋獵情戲”，可見鬥雞是漢代一種最常見的遊戲活動。
現在從考古出土的漢代石刻、畫像磚上，能夠見到各種鬥雞圖，可以說是當時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
漢代的鬥雞風俗，還可以由下列材料見之。
在《史記》涉及漢武帝制裁商人和世家積聚財富的措施的一段描寫中，財富和鬥雞再次被聯繫在一起。
文中說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鬥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 相引數千人，命日“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寰矣。
除了告訴我們鬥雞的社會背景以外，這段文字還提供了對鬥雞者所用術語或行話的比較少見的看法。
雖然鬥雞到底滲入到漢代哪個社會階層是難以知曉的，但是顯而易見的是，在它的早期，這種遊戲流行於社會的最高階層。
在鬥雞者中漢代創建者的父親，還有不止一個皇帝。
據《西京雜記》和《括地誌》一則逸事記載： 劉邦的父親愛好鬥雞，劉邦爲使父親快樂，特地在長安按家鄉原樣重建新豐，並把那些鬥雞的老友也都遷到了長安來。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鬥雞蹴鞠，以此爲歡，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
漢高祖的重孫劉餘是漢景帝(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在位)之子，公元前155年被封爲魯恭王，據說他不僅酷愛鬥雞，而且還酷愛鬥鴨和鬥鵝。
偉大的統治長久的漢武帝也時常觀看鬥雞，武帝結識了守寡的姑母館陶公主的情夫董堰，兩人情誼甚篤。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
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
後來的漢成帝也喜好這種遊戲，在屬國進獻的貢品種，就有長鳴雞。這種雞以長爪而聞名，是很好的鬥雞。
成帝的先輩漢宣帝劉詢是一個真正的鬥雞迷。
他和鬥雞這種遊戲在《漢書》中被聯繫在一起。在對劉詢早年的描寫中，這部史書告訴我們，他學過《詩經》， 並且很勤勉。
但是：(漢宣帝)亦喜遊俠，鬥雞走馬，具知間裏奸邪，吏治得失。
另外，宣帝的皇后之一王皇后得以登上後位，恐怕要部分地歸功於這種活動。
她的父親王奉光是一個關內侯，年輕時喜好鬥雞，並因此結識了未來的皇帝劉詢。極有可能正是因爲這個關係，他的女兒成爲了皇后。
《漢書》中還有一條與宣帝有關的材料涉及到了鬥雞。宣帝年輕時，掖庭令張賀(活躍於公元前74年)對他非常友善，當宣帝即位時，張賀已經辭世。
宣帝想給他昔日的恩人一些榮耀， 於是賜賞三十戶爲張賀守墓。《漢書》接着寫道：
上自處置其裏，居家西鬥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遊處也。
這裏對守墓之家居住地點的描寫方式似乎很特別。當然，宣帝與那個地點早先的聯繫保證了張賀將因此得到榮耀。
而作者用已故鬥雞者的住宅來介紹墓地的位置，似乎表明那是一個許多人熟知的地方。
劉詢早年對鬥雞的喜愛只是他品性的一種表現，很久以來就存在一種看法，認爲愛好這種遊戲的人是放蕩的。
這種看法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即已存在。在那裏，鬥雞和賭博、賽馬、賽狗等活動被放在一起，被視爲破壞社會秩序的現象。
此外，在一段有關金錢的誘惑的論述中，司馬遷對鬥雞的參與者也表現出輕視的態度：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
從目前所見的不同材料來看，鬥雞顯然是一種廣爲人知的消遣。
鬥雞精確的流行程度難以估計，然而它進入比喻和習語的領域表明它的確相當流行，雖然有時很難斷言這種用法是來自認爲的鬥雞還是自然發生的鬥雞。
先秦哲學著作《屍子》中有一句話說：“戰如鬥雞，勝者先鳴。”
此外，《戰國策》中有一段著名的言論說：“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鬥雞被證明是有用的。
《墨子·小取》篇說：“且鬥雞，非雞也，好鬥雞，好雞也。”
一種有趣的比喻出現於張衡的《東京賦》，賦中說：“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
這裏所指的是秦始皇，他的名字叫贏政。第二行中“擅場”的用法表明，“場”在文學作品中已成爲專指鬥雞場所的常用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