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鹽鐵專賣”政策是好是壞?“鹽鐵專賣”有什麼弊端?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輸慄於邊”與“鹽鐵專賣”
西漢初年漢高祖一度施行抑商辱商的國策，據史書記載“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呂后時期，“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史記·平準書》也就是放鬆商業管制，但在政治上依然貶低商人，在財政上政府採用量出爲入的政策。
到了漢文帝時期因爲匈奴的威脅導致邊患加劇，而駐防所需要的軍人與日俱增，擺在西漢政府眼前的是迫在眉睫的軍糧問題，爲了抵禦外患朝廷只能對外開始賣爵位，“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
漢景帝時期也執行這個政策，基本滿足了政府的需要。至此，商人地位獲得一定提升，政府也得到了他們需要的糧食。然而到了漢武帝時期，政府開支突然暴增，以往的方式已經不能滿足政府需要了。
據《史記·平準書》記載：漢武帝時期首先是開疆拓土四面出擊。東南“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西南“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裏，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東北“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北面“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
大規模的征戰、徵發兵役、徭役、賦稅，導致“藏錢經秏，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漢武帝開始不僅賣爵位，還開始賣官職。“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秏廢。”
漢昭帝始元六年初春，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向大將軍霍光建議：“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明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會議爭論雙方一是儒家代表人賢良文學，另一方就是這些政策的策劃、執行者桑弘羊。這次會議對後世影響極大，此次會議通過對鹽鐵酒榷政策的討論，秦漢制度所體現的國家治理目標、能力的問題基本上表現了出來。大會結束後，西漢朝廷做了一定的讓步，“罷榷酤官”，但是繼續實行鹽政專賣制度。
“鹽鐵專賣”的歷史影響
隨着““鹽鐵專賣”的施行，沒幾年時間整個西漢“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
簡單來說就是政府府庫空虛，而富商們卻囤積居奇，役使貧民。富商們又轉運幾百輛貨車，賤買貴賣，讓諸侯們都低頭依仗他們。富商們鑄造貨幣，燒水煮鹽，有的累計萬金，但卻不肯幫助國家的急需，百姓更加困苦不堪。
而早在漢文帝時期賈誼和晁錯就分別在《論積貯疏》和《論貴粟疏》中表現出對農戶生產日益貧困化的焦慮感，爲了應對即將到來的社會危機，漢武帝最終採取了兩項措施進行整治：
第一就是幣制改革
《史記·平準書》記載：“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而摧浮淫併兼之徒。”通過不斷製造和淘汰貨幣來打擊商人。當然貨幣作爲商業發展的一般等價物，其不穩定會造成商業的障礙。商人的應對方式是“積貨逐利”。
第二：“算緡”改革
除了幣制改革除了幣制改革漢武帝第二項措施就是開始徵收商人的財產稅即“算緡”。漢武帝又發佈告緡令。所謂“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縱容官吏對財產稅進行打擊性徵收。也就是利用不受約束的權力進行濫徵。據記載這次行動的成果很大，“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與此同時，根據孔僅和東郭咸陽的建議實行鹽鐵專賣，“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也就是說，曾經作爲鹽鐵商人的孔僅和東郭咸陽爲了貪圖一時壟斷性的商業利潤選擇了和政府合作，而減少競爭帶來的壓力。
漢武帝還進一步接受桑弘羊的建議在全國實行均輸平準法，“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通過以上措施，漢武帝終於達成了他的心願。“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終於解決了財政困境。
“鹽鐵專賣”的潛在弊端
從暫時的效果性上看漢武帝的確就鹽鐵專賣解決了燃眉之急，但是這一政策實際上是以犧牲分工化和專業化發展爲代價的。根據古典經濟學的分工理論，分工的發展依賴於交易條件的改善。而政府直接切入，獲取大商人的分工利益，實際上是一個損人利己的政府機會主義行爲，正是這個行爲產生了內生交易成本，從而阻止了分工向專業化發展。
而西漢政府以國家強制力直接替代商人，就會產生兩個問題：一是壟斷利潤擠壓其他分工收益，造成其他分工停滯;二是壟斷利潤阻止了本行業的分工發展，喪失了改進交易條件、提升分工效率的內在動力。
正如《鹽鐵論·本議》中賢良文學們所指責的那樣：“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阿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行奸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幷收。萬物幷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奸。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萬物也。”
總結：
正是基於此，漢武帝之後大量商業資本出於規避政府投機主義風險，大量流向土地，造成土地兼併嚴重，農民流離失所，而工商業分工的停滯又使得吸收勞動力人口受到限制，最終釀成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國庫充實了，但是社會發展停滯了。這是傳統體制難以突破的瓶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