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1年(西漢昭帝始元六年)，讓歷史永遠定格於此。
這年二月的一天，世界上最大城市長安，天氣還很冷。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他們各自的屬員丞相史和御史，還有去年剛剛選舉出來的60餘位賢良、文學一大早趕往大漢王庭，參加13歲的漢昭帝下詔召集的經濟會議，議題是討論是否結束鹽、鐵、酒類由國家專賣的事宜。《漢書• 昭帝紀》記載說：“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
大約十年後，漢宣帝時的廬江太守丞桓寬根據會議資料及參加此次會議的同鄉好友朱子伯的追述，這位研習《公羊春秋》的儒者出於“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語出《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的宏願，推衍增廣，整理出了洋洋數萬言的《鹽鐵論》，使我們有幸如臨其境地瞭解這場會議的真相。後世又稱《鹽鐵論》爲《貞山子》或《桓寬鹽鐵論》。
桓寬本人也沒有想到他鑄就了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從此以後，中國以道家爲內術，法家爲外術的原生文明形態逐步落下了帷幕，儒家主導的政治經濟思想逐步壟斷中國人的全部生活。《鹽鐵論》的每一章節都顯示出兩種治世理念的針鋒相對：在“分水嶺”的一邊，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爲首的官方法家思想力量集團，另一邊，是正在興起的民間儒生思想力量集團。難怪東漢王充稱本書是“兩刃相割，利害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語出《論衡•案書篇》)。
公元前81年的時候，沒有人相信那些儒生會成爲中國政治的主導力量。儒生們反對鹽鐵專賣，但鹽鐵會議之後鹽鐵官營的政策並沒有絲毫改變，只是五個月後纔有限度地取消了酒類專賣，撤銷了主管酒類專賣的官員，改爲實行價格控制，限酒價每升四錢。
鹽鐵會議結束後，儒生的所有主張幾乎都沒有演變爲現實政策，公元前一世紀時他們還只是一隻只漂亮的蝴蝶，在以黃老治國的大漢王庭中拍了幾下翅膀。但後來的歷史證明，儒生們的確掀起了一場席捲世界歷史的急風驟雨!
那麼鹽鐵會議是如何實現“歷史的蝴蝶效應”的呢?我們首先需要考察一下鹽鐵會議召開的歷史背景。
一、鹽鐵會議的緣起
六年前，公元前87年漢武帝駕崩。
一代天驕漢武大帝南征北戰，開疆拓土。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戰後，匈奴從此無力大舉南下，出現了“匈奴遠遁，漠北無王庭”《漢書•匈奴傳》的局面。至少在表面上，外部的威脅基本上消失了，這在現實層面增加了儒者奢談以德治國的可能性。
並不是說匈奴的威脅已經不存在，機動性強的匈奴人寇邊之事仍時有發生。漢昭帝即位的第一年冬天，匈奴就入侵朔方郡，殺戮吏民，掠奪財物。漢朝廷不得不發兵進駐西河郡，並命左將軍上官桀巡查北部邊疆。據《漢書•昭帝紀》載：“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從漢朝內部看，董仲舒已對儒家學說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以使之適應於現實社會。當時儒生儘管還沒有深入文官隊伍，但其社會影響力已經極爲強大，如董仲舒的思想成爲一時顯學——通過私學教育手段影響社會進而影響政治軸心，是儒家最後實現獨尊地位的歷史路徑。
在鹽鐵會議上，主要代表儒家思想的賢良文學顯然深受董仲舒這位一代儒宗的影響。王利器先生在《鹽鐵論譯註》序中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寫道：“參加這次會議的60 多個賢良、文學，他們都是‘祖述仲尼’的儒生，除了心不離周公，口不離孔、孟之外，還宣揚當時‘推明孔氏’的董仲舒的學術思想。董仲舒是向漢武帝建議要‘鹽、鐵皆歸於民’的始作俑者。他攻擊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他在對策時，宣揚‘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儒家說教，反對‘與民爭利’，認爲‘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但他的所謂民，並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指的豪門貴族和富商大賈。本書《禁耕篇》所謂：‘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復古篇》所謂：‘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煮海爲鹽。’正好是董仲舒的‘爲民請命’這一觀點的註腳。鹽鐵會議一開場，賢良、文學、即主張：‘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參加這次會議的那個賢良魏相，得官之後，還一貫地‘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董仲舒等所奏，請施行之。’”
不僅民間儒家思想盛行，漢昭帝本人似乎已不再重視黃老之術，從一年前(公元前82年)他在下令察舉鹽鐵會議上這60 多個賢良、文學的詔書中我們看到，這位少年天子所列舉的自己所讀之書，都是儒家經典，包括《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無一西漢初年流行的黃老法家作品。《漢書•昭帝紀》收錄了這一詔書：“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慄慄，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誦《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雲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公元前81年，從上到下，儒家思想已經侵入整個社會機體。當外部條件適合的時候，這一思潮終將以某種形式爆發出來——鹽鐵會議的召開變成儒家思想爆發的導火索，點燃它的是當時手握朝廷權柄的霍光。
二、以儒家治國理念代替法家治國理念
參加鹽鐵會議的權臣有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但幕後的始作俑者卻是當朝的主政大臣霍光。
霍光，(?～公元前68年)，字子孟，霍去病的異母兄弟，正是年輕有爲的一代名將霍去病將霍光帶入了宮庭。他沒文化、沒功績，只有忠誠。靠小心謹慎得以在權力的中心步步高昇，最後竟成爲漢武帝的五位託孤大臣之一(當時昭帝年僅八歲)，其他幾位分別是車騎將軍金日磾(音dī)，左將軍上官桀，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
這些人中，丞相車千秋是個明哲保身的專家，同霍光一樣，沒有什麼才能，連匈奴人都稱他“妄一男子”。昭帝即位後，他每每討論政事總是一言不發，將權力讓給霍光，霍光也樂此不疲，投挑報李，總是尋機嘉獎他。《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載：“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
在關係國家政治經濟方向的鹽鐵會議上，車千秋照樣幾乎一言不發，結果鹽鐵會議成爲桑弘羊同儒生集團的單打獨鬥。連《鹽鐵論》的作者桓寬都指責說：“車千秋丞相處於周公、呂望的地位，在會議中像車軸一樣處在中間，閉口不言，保全自身，他呀!他呀!”(《鹽鐵論•雜論第六十》原文：車丞相即周、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彼哉!彼哉!)
車騎將軍金日磾在昭帝上臺後不久(公元前86年)就死了。鹽鐵會議後第二年，左將軍上官桀與御史大夫桑弘羊在宮庭鬥爭中一起被誅殺，最後霍光得以獨攬大權。
據《漢書》，最早向霍光提出召開鹽鐵會議的是霍光親信的屬吏杜延年。杜延年出生於法律世家，卻不贊成重其輕者的刑事政策，他的兩個哥及其父杜周辦案以嚴聞名，其獨寬厚。杜延年主張召開鹽鐵會議的理由是漢武帝年間戰爭費用太高，要回歸漢初的政治，所謂“孝文明政”。但這顯然是個幌子，因爲鹽鐵會議上的民間力量沒有一個治黃老法家的學者，倒是請來一大批儒生。《漢書•杜周傳》載：“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明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
此後，漢代儒生常常通過擡高文帝的辦法貶低武帝的治國政策。問題是漢文帝施行的是黃老法家治國思想，而不是儒家治國，二者有天壤之別。鹽鐵會議召開的真實目的是以儒家治國理念代替法家治國理念，桓寬直言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語出《鹽鐵論•雜論第六十》)。
細心的學者早就發現，鹽鐵會議的影響在漢代就顯示了出來。不僅僅是有限度的開放酒類專賣這一項。比如，鹽鐵會議上遭儒生猛烈抨擊的均輸制度，此後很少有人提及，元帝時罷除被儒者反對的鹽鐵官和常平倉。均輸之制到西漢末年已漸廢弛，東漢初年正式省罷。
鹽鐵會議召開160多年後，章帝元和年間(公元84～86)尚書張林建議恢復均輸之制，因遭到自己的副手朱暉的堅決反對而未能施行。朱暉反對的理由仍是重複儒家傳統的不與民爭利的放任主義經濟政策。整個事件中，儒生以宗教般的道德狂熱反對政府調控國家經濟，儒家“道德正確”與士族現實利益完美結合，使均輸(平準)政策的恢復成爲泡影。《後漢書•朱樂何列傳》詳載此事說：
“當時穀子很貴，官府日常用度不足，朝遷對此很擔擾。尚書張林向皇帝提出：‘穀子所以貴，是因爲錢賤的緣故，可以將錢全部封存，一律採取布帛作爲租賦，用來統一天下的財用。鹽是必須食用的東西，雖貴人們卻不得不買，官府可以自己出售。另外應利用交趾、益州上計吏之往來，買賣珍寶，收取他們的稅利，這就是武帝時的均輸制度。’於是皇帝詔令諸位尚書共同商議。朱暉上奏說依據張林的主張是無法實施的，因此事情便放在一邊不提。後來又有彙報工作的人重新提起張林的奏議，認爲這對國家有利。皇帝也表示同意，下詔實行。朱暉又單獨上奏說：‘按照先王禮制，天子不說有無，諸侯不說多少，享受俸祿食邑之家不同百姓爭奪利益。如今均輸之法同販賣沒有區別，鹽的利益歸官府，那麼下邊的百姓就會貧窮怨恨，用布絲綢作爲租賦，那麼吏就會邪惡偷盜，實在不是聖明之主所應當施行的。’章帝聽罷大怒，不僅對朱暉，就連尚書檯的其他官員們全進行了嚴厲的斥責。於是朱暉等人全都自投監獄等待問罪。三天後，章帝又下詔將他們釋放，並說：‘我樂於聽反對的意見，老先生並沒有罪，只是詔書的斥責過分罷了，你們爲什麼要自投監獄!’朱暉於是自稱病重，不肯再在奏議上署名。尚書令以下官員十分驚慌恐懼，對朱暉說：‘如今正面臨譴責，怎麼可以稱病，此禍不小!’朱暉說：‘我年近八十，而蒙受皇恩，能夠參與尚書機密，應當以死相報。如果我心知事不可行，卻順從旨意附合，那就違背了做臣子的大義!如今我耳不聽，眼不見，伏身等待誅殺。’便閉口不再說話。尚書們不知如何是好，於是就一同上書彈劾朱暉。章帝怒氣已平，便將此事擱置。”
儒家主張的小農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影響社會階層平衡的兼併之徒興起。西漢成、哀年間已經出現了羅裒 (音póu)這樣往來京師、巴蜀間，“訾至鉅萬”的大鹽商。至東漢，儒學士族門閥集團崛起，儒生對社會政治經濟資源的壟斷成爲一種常態，並延續達兩千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