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奧斯汀，英國女性小說家，外文名Jane Austen，生卒時間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代表作品傲慢與偏見》、《理智與情感》等。
簡·奧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英國著名的女作家，以描寫英國鄉間日常生活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奧斯汀以其不朽之作在英國十八世紀小說和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之間起了承上啓下的作用。這些成就使她與勃朗蒂姐妹、蓋斯凱爾夫人、喬治·艾略特等女性作家一起構成了英國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中的一個獨特羣體而躋身於英國文壇之列。
簡·奧斯汀一生共創作了六部完整的長篇小說：《理智與情感》(1795)、《傲慢與偏見》(1796)、《諾桑覺修道院》(1798)、《曼斯菲爾德莊園》(1812)、《愛瑪》(1814)、《勸導》(1816)。這些作品大都描寫她自己熟悉的鄉間所謂體面人家的看來平凡而瑣碎的生活與交往。關於簡·奧斯汀，著名英國女作家維吉尼亞·伍爾夫有句名言：“在所有偉大作家當中，簡·奧斯汀是最難在偉大的那一瞬間捉住的。”她的作品題材內容顯得平凡而零碎，這是奧斯汀在藝術上自覺的選擇。在她生活的年代，重大歷史事件層出不窮：美國獨立戰爭、拿破崙軍隊在歐洲戰場馳騁、英國與法國的交戰……這些在她的作品中，我們似乎看不到一點歷史的影子。當代英國著名批評家傑克遜認爲，在當時“許多有學問的人，心理上都同情法國大革命，可是卻不願意當衆宣佈，簡很可能也是其中的一個，她所以在她的小說裏特別小心，一字不提，也不過是爲了免得惹是招非罷了”。
簡·奧斯汀
一
對於簡·奧斯汀，要想捕捉她的“偉大”之所在，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題材問題。奧斯汀是寫小題材的。奧斯汀終生未婚，她把一位女性對婚姻愛情的渴望和理解都傾訴在她的作品中。縱觀她的六部作品可看出，她小說的主要內容就是寫鄉鎮中產階級婦女的婚姻與愛情。在她生活的年代，英國工業革命即將開始，貴族階層趨於衰敗，資產階級崛起初露端倪，日益增長的金錢勢力滲透到社會各個方面，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產階級的婚姻與愛情。可以說金錢是人們追逐的目標，是指使人們的魔杖。奧斯汀以一個現實主義作家的敏銳捕捉到了這一點。在她的小說中，鄉紳社會大廈之所以穩定，是因爲金錢給予了他們社會、心理、財富等諸方面的安全保證;那些青年男女的婚姻之所以成功，也是因爲金錢打下了紮實的經濟基礎。英國馬克思主義評論家阿諾德凱特爾在論《愛瑪》文章中開頭第一句寫道：“《愛瑪》是關於婚姻的。”其實，所有奧斯汀小說都是描寫婚姻的，她的代表作《傲慢與偏見》尤其如此。小說開篇第一句話就寫道：“凡是有財產的單身漢，必定需要娶位太太，這已經成了一條舉世公認的真理……每逢新搬到一個地方，四鄰八舍雖然完全不瞭解他們性情如何、見解如何，可是……人們總是把他看作是自己某一個女兒理所應得的一筆財產。”小說中兩位男主人公正是這樣“有錢的單身漢”。
貴族子弟達西，出身名門，家資豐厚，擁有祖上傳下來的富麗堂皇的彭柏裏莊園。他初次露面在舞會上，“立即引起了全場的注意”，“男賓們都稱讚他的一表人才，女賓們都說他比彬格萊先生漂亮得多，人們差不多有半個晚上都帶着愛慕的目光看着他”，這在於“他進場不到五分鐘，大家都在傳說他每年有一萬鎊的收入”。顯然，一個人的經濟地位決定了他的身份和社會地位。小說中另一位“闊少爺”是開篇即被紛紛傳說的彬格萊先生，他從他父親那承繼了一筆近十萬鎊的遺產，又租下了當地最有名的尼日斐花園，這就難怪班納特太太要說：“一個有錢的單身漢，每年有四五千鎊的收入，真是女兒們的福氣!……他要是挑中我們的一個女兒做老婆，可多好!”
這兩位有錢又有德行的單身漢自然獲得了幸福姻緣，而那些不怎麼有錢或者根本沒錢的單身漢也是要結婚的，他們也自有他們的辦法。
班納特先生的表親柯林斯先生仰貴夫人咖苔林·德·包爾夫人鼻息而生存，實質上是她的僕役一般。柯林斯沒有任何財產，可是他有班納特先生家財的繼承權，這就使得這位庸俗、乏味的柯林斯先生有了在班納特先生的五個女兒中任意挑選配偶的權利。他看中了班家的二小姐伊麗莎白，可高傲的伊麗莎白拒絕了他。但他第二天就獲得了另一位美麗小姐夏綠蒂的婚約，這讓班納特太太還直覺得可惜呢。
這樣的故事情節在奧斯汀小說中比比皆是。這裏所說的婚姻不涉及感情，純粹是個經濟問題、生存問題。人們通常認爲奧斯汀的小說專門描寫愛情與婚姻，其實她首先和主要描寫的不是作爲愛情結果的婚姻，而是作爲經濟需要的婚姻。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傲慢與偏見》等小說中，真正的“舉世公認的真理”，不是“有財產的單身漢需要娶位太太”，而是“沒有財產的婦女需要嫁有財產的丈夫”。奧斯汀小說中無論是那些衣冠楚楚的紳士，還是那些有教養、懂禮貌的姑娘，他們求婚擇偶的基礎只有一個，就是金錢，金錢的多寡決定了他們婚姻選擇的方式、膽氣和姻緣的滿意程度。
《成爲簡·奧斯汀》的劇照
二
作爲一位女性作家，簡·奧斯汀對筆下的女性主人公在愛情上的選擇是有一定傾向性的。她天性中對愛情的渴望不可抑制地在作品中表露出對金錢的抵制。幾乎所有年輕貌美、教養良好的有德行的小姐都有自己的理想愛情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但她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因爲種種原因仍然走進了以金錢爲基礎的婚姻。
《傲慢與偏見》裏描寫了人們對婚姻的不同追求與看法，小說中的柯林斯牧師與夏綠蒂·盧卡斯小姐的結合就是個典型。柯林斯繼承了父親的產業，又受到咖苔琳·德·包爾夫人的提拔，獲得了教區牧師的職位，他有了房子，有了很不錯的收入，就缺個會理家又會陪伴他的馴服的太太。從夏綠蒂方面來說之所以願意答應他，完全是爲了財產，她從這樁婚姻中得到了房子、小園子、傢俱陳設等一個舒服的小家。至於那筆財產何年何月可以拿到手，她倒不在乎，因爲“大凡家境不好而又受過相當教育的青年女子，總是把結婚當作僅有的一條體面的退路。儘管結婚並不一定會讓人幸福，但總算給她自己安排了一個最可靠的儲藏室，日後可以不致挨凍受飢。她現在就獲得這樣一個儲藏室。她今年二十七歲，人長得又不標緻，這個儲藏室當然會使她覺得無限幸運”。夏綠蒂後來對伊麗莎白當面解釋說：“你知道我不是個羅曼蒂克的人，我絕不是那樣的人。我只希望有一個舒舒服服的家。論柯林斯先生的性格、社會關係和身份地位，我覺得跟他結了婚，也能夠獲得幸福，並不下於一般人結婚時所誇耀的那種幸福。”她在這裏一點也沒有提到柯林斯先生的“愛情”。在這種婚姻關係中，有趣的是沒有財產的婦女的確嫁了有財產的單身漢，但在婚姻帶給她的樂趣中，恰恰沒有了丈夫的地位。在奧斯汀筆下，柯林斯牧師與夏綠蒂小姐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這種標準化的婚姻關係，這件婚事辦得那樣快速倉促，採取的完全是純粹的赤裸裸的金錢交易形式。
小說《理智與情感》中的瑪麗安自稱是一個羅曼諦克的理想主義者，她一直反對姐姐埃麗諾的“財富同幸福有很大關係”的觀點，可是當輪到考慮自己姻緣時，她卻認爲：“如果一個家庭一年少於兩千鎊，是不能維持起碼的體面的。”她的這個“起碼的體面的”數字是她姐姐認爲可以達到幸福的數字的兩倍。後來瑪麗安果然和一位年收入兩千鎊的上校結了婚。關於資產階級婚姻，恩格斯曾說：“在每個新教國家中，通例是允許資產階級的兒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從本階級選擇妻子;因此，戀愛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成爲結婚的基礎，而且根據新教僞善的精神，爲了體面，也經常以此爲前提。”
《傲慢與偏見》中的班納特家二小姐伊麗莎白是奧斯汀筆下最具有反抗性的人物，她一心要追求自己真正的愛情。對日後可能會繼承她家財產的柯林斯先生求婚的拒絕，是從心裏嘲笑他的庸俗與愚蠢;對擁有萬貫家財的達西先生求婚的拒絕，是因爲厭惡他的傲慢和居高臨下。就是這樣一個有追求、有傲骨的女子在參觀了達西先生豪華富麗的彭伯裏莊園之後，不禁也心中暗忖“做一位達西夫人倒也不錯呢”。後來當姐姐吉英問到她怎麼會愛上達西先生的，伊麗莎白回答說：“應該從我看見彭伯裏莊園上美麗的園林那一天算起。”雖然這句雙關語除了指具體的莊園外，還指在彭伯裏園林裏見到了一個新的達西，但他們兩人基本上屬於同一個階級，即伊麗莎白所說的：“他(達西)是紳士，我是紳士的女兒，在這點上我們是平等的。”奧斯汀以達西和伊麗莎白的婚姻詮釋了自己對資產階級婚姻本質的理解，這正如恩格斯所說的資產階級的婚姻自由是“從本階級的選擇”。
在以上形形色色的婚姻關係和婚姻觀念上，作者始終把婚姻問題放在各種社會和經濟關係中去考察，使整個故事紮根於現實生活的土壤，透徹地從經濟關係方面抓住資產階級婚姻制度的本質。從她塑造的女性形象上不難看出，奧斯汀是抓住了當時中產階級婦女所面臨的社會問題，這種婚姻的實質無非是金錢交易和自身利益的結合。由於作者出身、經歷等的限制，她無法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在當時的英國社會，女性社會地位非常低下，幾乎沒有工作和參政的權利，婦女的道德標準只是被要求做賢妻良母，如果沒有在年輕貌美的時候把自己嫁出去，那就只好終老家中。我們所熟悉的簡·奧斯汀及勃朗蒂姐妹都是終生未嫁的。此外，沒有財產而受過教育的女性，除了結婚，能用勞動來養活自己的法子只有去做家庭教師，而終生在他人家裏做教師則無異於自我禁錮。奧斯汀的筆下正有這樣一位悲慘的女性。
《愛瑪》中的吉英·費爾法克斯小姐，聰明美麗、品行端莊，但除去做家庭教師謀生外她別無出路，因爲她沒有足夠的錢，沒有足以把自己嫁出去的財產。在百無聊賴的靜思中，她甚至閃現過做奴隸販子這個行當的念頭，當然，這是不可能的。最終，“她以一個虔誠的見習修女的意志，在二十一歲就下定決心完成這場自我獻祭，退出一切生之歡樂、合理的交際與自己對等的社會圈子，退出平安和希望，永遠忍受贖罪的苦刑和屈辱”。在這裏，我們看到金錢不僅僅控制了女性的婚姻和愛情，它還控制了一個女人的一生。奧斯汀甚至突破了描寫婚姻、愛情的侷限，把筆觸深入到金錢對社會侵蝕的各個角度中。咖若琳夫人出身尊貴、家資驚人，是奧斯汀小說中地位較高的女性，在《傲慢與偏見》中她儼然以一方保護神自居，“伊麗莎白立刻就發覺，這位貴婦人雖然沒有擔任郡裏的司法職使，可是事實上她等於是她自己這個教區裏最積極的法官，一點點芝麻大的事都由柯林斯報告給她;只要哪一個窮苦人在吵架、鬧意氣，或是窮得活不下去，她總是親自到村裏去調解處理、鎮壓制服，又罵得他們一個個相安無事，不再叫苦嘆窮”。這哪像一個尊貴的貴夫人，純粹就是一個愛管閒事的霸道的婦女，是誰給了她這種頤指氣使的權力呢?毫無疑問，是金錢。
1799年奧斯汀的親筆信
三
十九世紀的英國正面臨深刻的社會變革，簡·奧斯汀以其女性的敏銳直覺，以其現實主義作家的秉直天性，表現了那一時代的婚姻關係，反映出一個社會階層的真實面貌。從積極意義上說，奧斯汀作品的可貴，在於細緻入微地描寫了她所熟悉的人和事，即鄉鎮中產階級的婚姻、家庭和社會生活。她自己曾說：“我的作品好比是一件三英寸大小的象牙雕刻品。”她筆下的人雖無傳奇色彩，卻也有蕩氣迴腸之舉;事雖不震古鑠今，卻也有耐人尋味之處。司各特說：“這位年輕的小姐在描寫人們的日常生活，內心情感，以及許多錯綜複雜的瑣事方面，確實具有才能，這種才能極其可貴，我從來沒有見過。”她這種高度成熟的現實描寫手法、真實凸顯的現實主義內容，使得她在英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中都佔有永久的一席之地。而這正是奧斯汀作爲一位現實主義作家對英國小說發展的主要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