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子(養)不教，父之過!說的就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因爲父母是孩子的啓蒙老師，他們的言傳身教對其子女的成長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我國古代，人們的理想人生模式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內容，而齊家則是家庭教育所要達到的理想目標。社會名流、名門貴族，尤其是帝王將相們，他們的一言一行，對國家、對社會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正因爲如此，他們的教育子女之道便會成爲後人家庭教育的重要參考模式。下面是十位歷史名人教育子女的典型案例，希望給那些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們有所啓示啓發。
1、曹操：堪稱對官二代教育的歷史典範
史載，曹操一生至少共有子女32個，其中兒子25個，女兒7個。25個兒子中有9個早薨(包括神童曹衝也就13歲即英年早逝)，長大成人的有16個兒子。曹操的幾個兒子也很了得，嫡出(武宣卞皇后所生，下同)的曹丕“博聞強識，才藝兼備”;嫡出的曹植才高八斗，嫡出的曹彰武藝超羣;早夭的曹衝(庶出，環夫人所生)據說五六歲的時候就達到成人的智力……這些都跟曹操重視家庭教育分不開。
曹操教育孩子目標明確。他要培養的是治國平天下的萬乘之才。在他的心目中，孫權是孩子們的榜樣，史有“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一說。孫權屬於“官二代”中的佼佼者，雄才大略，獨霸一方，不臣曹魏，這是個讓他又恨又敬的豪傑。而劉景升(即劉表)的兒子劉琮這個“官二代”就差遠了，不忠不孝沒骨氣，想當年曹操揮戈南下，還沒打到荊州，這小子就把他爹辛辛苦苦創下的家業拱手相送了。
爲了激勵孩子發憤學習，他曾頒佈《諸兒令》：“兒雖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意思是說，兒子們小的時候，我都喜歡，但是長大了，我會量才而用，說到做到。對部下，我不偏心，對你們，我也公正，唯纔是舉，最有才能的人，才配當我的接班人。
爲實現既定的教育目標，曹操充分利用手中特權，整合優化教育資源，爲兒子們選擇配備了最好的老師。曹操爲兒子們選擇老師的標準是：德行堂堂正正、深明法度，就像邢顒他們那樣的人。邢顒，先被曹操點名去輔佐他相當看好的曹植，但是曹植才高氣傲，任性而行，飲酒不節，不愛聽邢顒嘮叨，兩人比較疏遠。曹丕做了太子後，邢顒又被曹操選派當了曹丕的老師。除了邢顒，曹操還派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國之重寶”的邴原和他本人很敬重的張範去輔佐曹丕，曹操很客氣地對他們說，我的兒子不成材，怕他難走正路，想請你們去匡正勸勉他。
曹操深諳“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之道。一次，曹操讓曹彰領兵出征，臨行前告誡曹彰：“居家爲父子，受事則爲君臣，待人處事須遵王法，爾其戒之!”言下之意是：你即使爲將在外，一切也要按規矩來，否則，別怪我不講父子情分。
2、諸葛亮：教育子女儉以養德
三國時期西蜀丞相諸葛亮一生忠心輔佐劉備、劉禪兩代帝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諸葛亮晚年得子，取名瞻，字思遠，希望自己的兒子“志存高遠”。
諸葛亮非常喜愛自己的這個小兒子，但同時又對他的成長充滿了擔憂。他在給其兄諸葛瑾的信中曾說道：“諸葛瞻今年八歲了，十分聰慧可愛，但我又擔心他過於早熟，最後成不了大器!”可見，諸葛亮十分重視子女的早期教育問題。
諸葛亮雖高居相位，卻一生儉樸，他曾經在給後主劉禪的上表中說道：“我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此外別無積蓄，而這些也足夠家人使用的了。我保證在我死後，家裏家外都不會留有多餘的財產，不辜負陛下對我的厚恩。”諸葛亮親自履行着自己“儉以養德”的做人準則，希望子孫後代成爲擁有遠大理想、勤學儉樸的有爲之人。
古往今來，很多名人政要都選擇以書信的形式教育子女。諸葛亮就在《誡子書》中寫道：“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3、司馬光：把儉樸作爲教子成才的主內容
北宋傑出史學家司馬光，進士出身，屢官天章閣侍兼侍講、御史中丞、尚書左僕射，後追封爲溫國公。他著述宏豐，其名著《資治通鑑》是我國一部很有價值的歷史著作。他的生活十分儉樸，工作作風穩重踏實，更把儉樸作爲教子成才的主要內容。
在司馬光的一生中，流傳着許多動人的故事。據有關史料記載，司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謹身節用。他在《答劉蒙書》中說自己“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爲了完成《資治通鑑》這部歷史鉅著，他不但找來範祖禹、劉恕、劉斂當助手，還要自己的兒子司馬康參加這項工作。當他看到兒子讀書用指甲抓書頁時，非常生氣，認真地傳授了他愛護書籍的經驗與方法：讀書前，先要把書桌擦乾淨，墊上桌布;讀書時，要坐得端端正正;翻書頁時，要先用右手拇指的側面把書頁的邊緣托起，再用食指輕輕蓋住以揭開一頁。他教誡兒子說：做生意的人要多積蓄一些本錢，讀書人就應該好好愛護書籍。爲了實現著書立說治國鑑戒的理想，他15年始終不懈，經常抱病工作。他的親朋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回答說：“先王曰，死生命也。”這種置生死於不顧的工作、生活作風，使兒子同僚們深受啓迪。
在生活方面，司馬光節儉純樸，“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但卻“不敢服垢弊以矯俗於名”。他常常教育兒子說，食豐而生奢，闊盛而生侈。爲了使兒子認識祟尚儉樸的重要，他以家書的體裁寫了一篇論儉約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強烈反對生活奢痱，極力提倡節儉樸實。
他還不斷告誡孩子說：讀書要認真，工作要踏實，生活要儉樸，表面上看來皆不是經國大事，然而，實質上是興家繁國之基業。司馬光關於“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警句，已成爲世人傳誦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兒子司馬康從小就懂得儉樸的重要性，並以儉樸自律。他歷任校書郎、著作郎兼任侍講，也以博古通今、爲人廉潔和生活儉樸而稱謄於後世。
4、范仲淹：教子戒奢維家風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寫下的千古名句，也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
范仲淹出生在蘇州吳縣一個貧苦的家庭。早年清貧的生活，使他養成了節儉樸素的良好習慣。後來入朝做大官後，所得的俸祿，往往用來接濟窮人，而自己的子侄，卻不得不輪流換穿好一點的衣服出門做客。
話說一年的秋天，范仲淹的二兒子範純仁將舉行結婚大禮。範純仁深知父親的風節和家規，對操辦隆重、奢華的婚禮，自然不敢妄想。純仁暗暗考慮：成家立業乃人生大事，總得購置些衣服、傢什。只買些簡單的用品，自然會得到父親的讚許，但新婚妻子及岳父那邊卻不好交待;買些稍好點的，妻子、岳父那裏自然高興，但父親的家規卻不好通過。
想來想去，範純仁最後決定：只買一兩件稍貴的物品，父親、妻子兩邊都能通過。於是，純仁將要購買的物品列出清單，壯着膽子交給了父親。
誰料范仲淹接過清單一看，立刻板起了面孔，大聲說：“純仁，你要購買的那兩件貴重之物，到底是什麼打算?難道我範家的門風，要在你手中壞掉不成?婚姻自然是人生的大事，但是，它與節儉有什麼矛盾?又怎麼可以藉口‘人生大事’，而去奢侈浪費呢?”
一番話說得範純仁滿面羞愧。他低下頭，鼓起勇氣，向父親喃喃地說道：“範家節儉的家風，孩兒自幼熟知。購買奢華貴重用品，兒子知錯。可是有件事孩兒在心中苦惱多時，今日如實稟告父親大人。這些天來，新人想以羅綺作幔帳，孩兒知道這不合範家家風，不敢答應，可她父母又出面提出，孩兒礙於他們的情面，沒敢再堅持不買。”
范仲淹一聽，立刻大怒，指着範純仁說道：“你知錯認錯，我不再追究你的過錯。但是，範家幾十年來，以節儉自守，以奢侈爲恥。用羅綺做幔帳，豈不壞了我範家的家風?情面事小，家風事大。你可以告訴他們，如果堅持以羅綺爲幔，那我范仲淹就敢把它拿到院子裏燒掉!”
由於范仲淹的堅持，範純仁的結婚大禮辦得十分簡樸，既沒購買什麼貴重奢華的物品，也沒有舉辦隆重奢侈的婚禮，不僅范仲淹的家風得以維持，同僚們也從中受到很大教育。
5、岳飛：對待兒子是“受罰重於士，受獎後於士”
岳飛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將領。南宋抗金名將，民族英雄。
岳飛20歲那年，離家從軍。臨行前一天，岳母姚氏爲了鼓勵兒子岳飛樹立“以身許國，報效國家”的偉大報負，在他背上用針刺了“精忠報國”四個大字，要他牢牢記在心，至死爲國效力。“岳家軍”賞罰分明，紀律嚴整，金軍對他也有“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嘆，最後被秦檜等人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岳飛重視人民抗金力量，一貫主張積極進攻，以奪取抗金斗爭的勝利。他是南宋初唯一組織大規模抗金戰役的統帥。
岳飛自己一共有五個兒子。像母親當年對自己一樣，他對他們的教育非常嚴格。按理說，作爲一個統率百萬大軍的主帥，他在當時的薪俸是不少的，可以讓子女們生活過得富裕一些。但是，他始終保持着比較簡樸的生活，而把多餘下來的錢充作軍費，賞給軍士。岳飛在家中日常只穿麻布，不穿絲綢。家中平時的飯菜是麥面加蔬菜，很少用肉，而且規定幾個兒子不得飲酒。岳飛還經常要兒子們讀書之餘到農田去從事各種勞動。他說，對於子女，“稼穡艱難，不可不知也”。
岳飛的長子岳雲，12歲入伍成爲一名小軍士。岳飛對岳雲的武藝操練要求十分嚴格。有一次，岳雲身披重鎧，操練騎馬衝下陡坡，一時興起，忘記注意地形，從山上狂奔而下，結果連人帶馬栽進了壕溝裏，衣服跌破了，臉上也掛了彩，流出了血。岳飛看見了，大怒，命令軍士打他100軍棍。衆將士求情，他仍然不依。他說：“前驅大敵，亦如此耶!”岳飛認爲，平時演習就應該當作戰時看。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兩軍戰鬥時，自己不但會丟掉生命，而且還會造成戰鬥失利。所以，現在不按軍法辦事，嚴加教育，表面上是愛兒子，實際上是害兒子呀!由於岳飛的嚴格教育，岳雲很快成長爲一員所向無敵的勇將。
岳雲在和金兵作戰中，“勇冠三軍”，屢建戰功，將士們稱他爲“贏官人”。岳飛卻多次對他的功勞隱而不報，等到別的將領多次催促，朝廷又親自調查，才予以追認。當時，宋高宗下旨給岳雲連晉三級，岳飛卻上表謝絕。他在表中誠懇地說：“許多兵士出生人死，頂多才升一級，我兒雖然立了一點功，怎麼能夠連升三級呢?”
所以，一些將士說岳飛對待兒子是“受罰重於士，受獎後於士”。
6、鄭板橋：教子莫爲做官而讀書
鄭板橋(1693-1765)是清朝“揚州八怪”之一。他在山東濰縣當縣官時，兒子小寶留在興化鄉下的鄭墨弟弟家。
小寶6歲時上學了。爲了教育兒子，鄭板橋專門給他的弟弟鄭墨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餘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不愛之理!然愛之必以其道，以其道是真愛，不以其道是溺愛。”
他的“道”是什麼呢?他說：“讀書中舉，中進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個好人。”
鄭板橋自己是個讀書人，他並不是看不起讀書人，他看不起的是：讀書就是爲了做官。
鄭板橋自己最重視的還是兒子的品德。他對弟弟說：“我不在家，兒便是由你管束，要須長其忠厚之情，驅其殘忍之性，不得以爲幼子而姑縱惜也。”他主張，他的孩子和僕人的兒女應平等對待。他說：“家人兒女，總是天地間一般人，當一般愛惜，不可使吾兒凌虐別人。凡魚餐果餅，宜均分散給，大家歡喜跳躍。若吾兒坐食好物，令家人子遠立而望，不得一沾脣齒，其父母見而憐之，無可如何，呼之使去，豈非割心頭肉乎!”
後來，鄭板橋不放心小寶的成長，就把他接到身邊，經常教育小寶要懂得吃飯穿衣的艱難，要同情窮苦的人。教育兒子“明好人之理”、“愛天下農夫”。由於鄭板橋的嚴格教育和言傳身教，小寶進步很快。
7、顏之推：教育子女讀書爲上
南北朝時期的顏之推官至給事黃門侍郎，他對子女的教育一直遵循着“讀書爲上”的原則。
北齊滅亡後，顏之推被迫舉家遷徙到長安，朝無祿位，家無積財。面對窘迫的生活，其子思魯問道：“現在我們既沒有朝廷的俸祿，也沒有積蓄的財產，我們就應當盡全力勞作，來養家餬口，但您卻經常督促我們學習，讓我們勤習經史，可是您知道嗎，我們做兒子的，不能供養雙親，心裏感到非常不安啊。”
顏之推聽罷，語重心長地說道：“做兒子的把供養雙親的責任放在心上是對的，但做父親的更應該用學到的知識來教育子女。如果我的豐衣足食是用你們放棄學業換來的，那我真是食不知味，衣不覺暖。只要你們能夠努力讀書，繼承祖上的基業，即使是粗茶淡飯、粗布短衣，我也是心甘情願的。”
8、李晟：“西平禮法”成一時表率
李晟，字良器，是唐德宗時期著名的大將，雖爲一介武夫，卻從未忽視對子女的教育。
李晟的女兒許配給吏部尚書崔樞爲妻。一次李晟做壽，其女也從婆家趕來爲父親慶賀。酒宴中，一個侍女來到女兒身旁耳語了幾句，女兒聽後似乎極不耐煩，但依舊與客人們推杯換盞，談笑自若。後來在侍女的再三催促下，女兒才被迫退席。可是很快，女兒就又回到了宴席上。這一幕被李晟看到了，他覺得其中必有緣故，便招來女兒問個明白。
女兒答道：“剛纔侍女來報，昨晚我婆婆得了一場小病，我看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便派人回婆家代我去看望婆婆了。”
李晟聽罷大怒，對女兒說道：“你真是個沒有教養、不懂禮儀的女兒啊!你的婆婆病了，你作爲媳婦，就應該在婆家侍奉左右，要像對待自己父母一樣孝敬公婆，這纔是我李家知書達理的女兒啊。”於是，女兒聽從了父親的訓教，急忙趕回婆家照料婆婆去了。而李晟也在宴會結束後，親自來到崔家看望親家，同時對自己疏於對女兒的管教表達了深深的歉意。李晟教女的故事在當時傳爲美談，由於李晟曾被封爲西平郡王，因此李家的家法也被時人稱爲“西平禮法”，成爲一時的表率。
9、柳氏家族：家法嚴謹成時人榜樣
唐代柳公綽一門顯貴，柳公綽與其弟柳公權、其子柳仲郢、其孫柳璧、柳玭等皆至高官。柳家也以治家嚴謹聞名於世，柳氏家法成爲時人教育子孫的榜樣。
柳公綽對子女們要求十分嚴格，一到災荒的年月，家中雖然儲備甚足，但擺在子侄們面前的卻始終是一碟菜。他還經常讓他們吃野菜，對他們說：“你們爺爺在世的時候，曾經因爲我們兄弟學習不好，就不給我們肉吃，我們終身沒有忘記他老人家的教誨啊!”柳家子侄們聽後很受教育。柳公綽試圖通過這種方法，教育子孫一方面要勤儉持家，同時還要勤學苦讀。
柳公綽十分重視長幼之序，他在外任官時，一次其子柳仲郢前來看望。柳公綽要求他在距離衙門很遠的地方就要下馬，以示對長輩的尊敬。同時還要求他要尊重府中的各種職員，不要因爲職位低而輕視他們，也要對他們行晚輩之禮。在嚴謹家法的影響下，柳玭寫下了《誡子弟書》和《柳氏序訓》，從做人到治家，集中體現了柳氏家法的精髓。
10、曾國藩：在外不忘寫信教育子女
曾國藩(1811—1872)是清末湘軍首領。他權管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諡稱“文正”。他的兒子可算得上是“正牌高幹子弟”了。然而，兒子曾紀澤和曾紀鴻都沒有變成“衙內”和“大少爺”。曾紀澤詩文書畫俱佳，又以自學通英文，成爲清朝的著名外交家;曾紀鴻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學亦取得相當成就。不僅兒子個個成才，孫輩還出了曾廣均這樣的詩人。曾孫輩又出了曾寶蓀、曾約農這樣的教育家和學者。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曾國藩教子有方，“愛之以其道”。
曾國藩身居要職，公務繁忙，長年在外，無法經常督促子女，於是寫信成爲他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在曾國藩的著作中，以教育子女爲主要內容的《家書》流傳最廣，影響最大。從以下《家書》摘錄內容中，可見曾國藩不爲子女謀求任何特殊化，教兒女節儉創業，值得後人深思。
咸豐六年(1856)十一月五日，他給紀澤兒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與馬僕從習慣爲常。此即日趨於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僱工則頤指氣使，此即日習於做矣。……京師子弟子之壞，未有不由於驕奢二字者，爾與諸弟其戒之，至囑，至囑。”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又給紀鴻兒寫信說：“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
同治三年七月，曾國藩受封侯爵，紀鴻正赴長沙考試，國藩特別寫信告誡：“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爲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屬。……場前不可與州縣往來，不可送條子，進身自始，務知自重。”
他對女兒也同樣嚴格。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致女兒：“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鑲大緣，過於絢爛。”
他還告訴兒女、家眷：“今家中境地雖漸寬裕，且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工夫，第一莫着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僱工……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他還要求：“吾家男子於看、讀、寫、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於衣、食、粗、細四字缺一不可。家勤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永不貧賤。”
綜觀中國古代帝王將相們的教子之道，一方面與普通百姓之家的家庭教育內容頗有重合之處，如關於尊敬長輩和立志勤學等，這反映出家庭教育所具有的普遍的社會性;另一方面，倡導爲官儉樸、清正廉明則充分體現出官員的教子特色，值得我們借鑑與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