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爲五四運動的爆發作了思想準備，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新文化運動的意義深刻，不僅解放了思想，還啓發了民衆的民主主義。但新文化運動中的先進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緒，對東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偏向，這種看法一直影響到後來。故後人懷疑新文化運動中我們沒認清真正的敵人。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代表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反對孔教的立場完全一致。民國初年，康有爲及其弟子陳煥章致力於將孔教立爲國教，並將此寫進憲法。其意在建立孔教意識形態。此舉爲其它宗教派別所反對，也爲堅持思想自由、反對定於一尊的新文化派所抗拒。但破除儒學意識形態的話語霸權，並不是自新文化運動始，清末維新運動即對八股取士的制度給予激烈抨擊，對韓愈的“原道”學說提出激烈批評。1905年廢除科舉制，從制度上實際解構儒學的正統地位，確立新教育的發展方向。民國初年，蔡元培制定的新教育宗旨明確取消“尊孔”條款，《大學令》解除經科，新的民國教育制度排除了建立孔教意識形態的可能。陳煥章等人的努力無濟於事，說明民國政治文化朝着民主、科學的方向發展已是不可更改的方向。
新文化運動對孔教的批評主要是展現在“禮教”、舊的家庭制度對人的個性束縛這一層面。新文化運動之表現爲個性解放運動，一方面得力於破解束縛人性、個性的“禮教”、舊的家庭制度，一方面歸功於西方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精神”的介紹。嚴格來說，新文化運動對儒學的系統清理和研究工作，因爲各種條件的限制尚沒有全面展開。胡適提出“整理國故”在當時也只獲得很小範圍的認同。
中國作爲文明古國，有着沒有間斷的歷史文化傳統，儒學在這一歷史文化傳統中居主幹地位。傳統歷史文化的資源核心部分實在是儒學，對於這一點新文化運動限於當時的歷史環境，在破的一方面下力較多，而對承繼一方面所做的工作相對較少。
關於新文化運動的定位，在新文化陣營存在分歧。陳獨秀受法國文化影響極大，《新青年》的外文名稱就是用的法文。陳獨秀在《新青年》發刊詞中提出對青年的六大要求：(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提出向西方學習“民主”與“科學”。 他強調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啓蒙運動。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彰顯的就是法國大革命和啓蒙運動的精神。“近代文明”的三大事件：“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都是法國人率先發動。陳獨秀從法國大革命走向“以俄爲師”的共產革命，其中的內在邏輯即在於他的革命思想。
胡適認爲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是中國人文傳統的再生。他向《新青年》同人建議，“我們這個文化運動既然被稱爲‘文藝復興運動’，它就應撇開政治，有意識地爲新中國打下一個非政治的(文化)基礎。我們應致力於(研究和解決)我們所認爲最基本的的有關中國知識、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問題”。帶着這一目的，胡適提出新思潮的意義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將新文化運動定位爲啓蒙運動，或是文藝復興運動，這兩種取向在當時並不明顯，兩種主張的學人並肩作戰。只是隨着時間的推延和歷史的演進，雙方的差異才逐漸顯現。由此分際，陳獨秀與胡適後來才分道揚鑣。
新文化運動的意義
1.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新文化運動前，資產階級維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傳各自的政治觀點時，都沒有徹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經過新文化運動，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衝擊批判，人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學思想得到弘揚。中國知識分子在新文化運動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這就爲新思潮的傳播開闢了道路，也推動了中國自然科學事業的發展。
3.爲五四運動的爆發作了思想準備。新文化運動啓發了民衆的民主主義覺悟，對五四愛國運動起了宣傳動員作用。
4.後期傳播的社會主義思想，啓發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使他們選擇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作爲拯救國家、改造社會和推進革命的思想武器。這是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於文化的普及和繁榮。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能夠使語言和文字更緊密地統一起來，爲廣大民衆所接受，從而有利於文化的普及與繁榮。
新文化運動，沒認清真正的敵人?
這一百年來，傳統文化經歷了評價上的大起大落，新文化運動也是如此。
改革以後，我們一度認爲中國的專制、愚昧都和傳統有關，所以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有人又把它叫做新啓蒙運動，當時打的旗號就是要繼承五四的傳統，認爲五四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做得還不夠。
到了90年代，主要由於政治原因，出現了所謂的保守主義復歸這樣一種思潮。這股思潮颳得越來越厲害，以至於不僅是官方，包括民間思想界，現在對傳統文化的評價又很高了。相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卻越來越厲害。去年，《東方歷史評論》召集了一次紀念五四的會，這個會的主題非常有意思，叫做“夭折的憲政，倒退的五四”。關於倒退的五四，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一種是五四是好的，我們現在從五四的立場向後倒退了，應該克服這種倒退;另一種意思是，五四本身就是倒退。當時就有人問到底指的是哪種意思?當時發言的幾位都說五四運動本身就不是好事情。這些人基本上都是憲政派，對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憲政的受挫，感到惋惜。其中多數人將憲政夭折的原因，歸到了新文化運動上。
但是，今天我們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思，恐怕不是一個簡單的否定，還是一個簡單的肯定。新文化運動真正令人反思的，是在不該徹底否定的方面否定得太過了，但在應該徹底否定的地方，卻又沒有否定掉，或者說沒有注意。中國要實現現代化最大的障礙其實不在儒表，而是在法裏。新文化運動中很多人反傳統文化很極端，但對秦制往往又缺乏一種批判精神，即使是魯迅這樣一個“極端的西化派”，罵儒家罵得很厲害，也說過很多秦始皇的好話。像這樣的一種現象，我覺得我們在今天新文化運動一百週年的時候，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