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jī）子，殷商末期人，是商朝第二十八任君主文丁的兒子，商朝晚期君主帝乙的弟弟，紂王的叔父。
官太師，封於箕，在商周政權交替與歷史大動盪的時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違衰殷之運，走之朝鮮”，建立朝鮮，其流風遺韻，至今猶存。
箕子與微子、比干，在殷商末年齊名，並稱“殷末三仁”，在孔子《論語·微子》中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
箕子雕像
生平經歷
輔佐商紂
箕子，名胥餘，殷商末期貴族，是商紂王的叔父，文丁的兒子，帝乙的弟弟，官太師，因其封地與箕，故稱箕子，他與微子、比干齊名，史稱“殷末三賢”。
箕子佐政時，見紂王進餐必用象箸，感紂甚奢，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果然後來商紂王暴虐無道，整天酗酒淫樂而不理政，揮霍無度。紂王的叔父箕子，見紂王這般無道，苦心諫阻，但屢諫紂王都不聽。
有人勸箕子離去，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也”。箕子見成湯所創六百年江山即將斷送在紂王手中，心痛如割，索性割發裝瘋，披髮佯狂，隱而鼓琴以自悲，每日裏只管彈唱“箕子操”曲以發泄心中悲憤。紂見此，以爲箕子真瘋，遂將他囚禁起來，貶爲奴隸。
武王訪箕子
紂王末年(公元前1124年)周武王興兵伐紂。牧野決戰，紂王兵敗自焚。武王攻入商都朝歌，商朝覆滅。在這商周變易之際，箕子便趁亂逃往箕山(今山西東南部晉城市陵川縣棋子山)，在箕山(今棋子山)過起一段短暫的隱居生活。箕子利用那些天然的黑白兩色石子擺卦佔方，藉以觀測天象，參悟星象運行、天地四時、陰陽五行、萬物循變之理。武王滅商建周後，求賢若渴的周武王訪道太行，在陵川找到了箕子，懇切請教治國的道理。
箕子明夷
武王向箕子詢問殷商滅亡的原因，箕子不說話，因爲他不願意講自己故國的壞話。武王也發覺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詢問怎樣順應天命來治理國家。箕子於是便將夏禹傳下的《洪範九疇》陳述給武王聽，史稱箕子明夷。武王聽後，十分欽佩，就想請箕子出山治理國事，重用箕子。但箕子早對微子說過："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殷商如果滅亡了，我不會作新王朝的臣僕)。"(《尚書·微子》)他不願作周的順民，因此不肯再出山，武王無奈而走。
因怕武王再次來請，箕子乘武王走後，他便迅速率領弟子與一批商的遺老故舊一大批人，匆匆離開箕山向東方而去，從此陵川便留下了箕子履跡的傳說，棋子山也漸漸被人們稱作了謀棋山、謀棋嶺。
東渡朝鮮
箕子立像箕子一行人從今膠州灣渡海，奔向與商有一定族緣關係的朝鮮，創立了箕氏侯國。同去的有殷商貴族景如鬆、琴應、南宮修、康侯、魯啓等。
據說，箕子一行到了黃海邊，便乘了木筏向東飄去。幾天後登上了一島，因見山明水秀，芳草連天，一派明麗景象，便將那地方叫做朝鮮。從此，箕子帶領的五千餘人在那裏定居下來。相傳箕子到朝鮮後便建築房屋、開墾農田、養蠶織布、燒陶編竹，還施用八種簡單的法律，來防止和解決人們的爭執。並把故國的文化傳播開來，把圍棋傳向四面八方。
後來當週武王知道箕子遠避東方時，便派人到朝鮮封箕子做朝鮮的國君，並邀請箕子回鄉探望。武王因而封他爲朝鮮侯,不把他當臣下看待。這時箕子已經52歲。後來箕子從朝鮮回到國都前來朝見周天子姬發。在途經商故都殷商都城遺址，只見原來的宮室已經殘破不堪，有些地方種上了莊稼。心甚傷之，欲哭而不可，欲泣則近於婦人，亡國之痛，涌上心頭，只好以詩當哭，乃作《麥秀歌》，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悔恨商朝亡國。這裏“狡童”係指紂王，意爲你那時不聽我勸，如今落得這般天地。朝歌殷民聽見，皆動容流涕。
詩歌中的"狡童"比喻不聽忠告的紂王。詩歌採用男女戀歌的形式，反映君臣關係，爲後世比興手法的淵源。
箕子朝鮮
《尚書》收錄了箕子的《洪範》，而《周易》卦爻辭唯一提到的可靠的歷史人物，只有箕子。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將箕子、比干、微子並稱爲“三仁”。朝鮮王朝的《三國遺事》、《東國通鑑》、《東史綱目》等重要史書，也都比較詳細地記載了箕子的史蹟。 中國歷史上所記載的朝鮮最早是西周滅商之後，商朝遺臣箕子到朝鮮半島與當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國”，這個國家在中國的漢朝時代被燕國人衛滿所滅。公元前3世紀末，朝鮮歷史上第一次有所記載。在中國漢代的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商代最後一個國王紂的叔父箕子在周武王伐紂後，帶着商代的禮儀和制度到了朝鮮半島北部，被那裏的人民推舉爲國君，並得到周朝的承認。史稱“箕子朝鮮”。
公元前1120年，周朝時商的重臣箕子被周武王封於朝鮮。箕子朝鮮的歷史延續千餘年，直到西漢被燕國人衛滿所滅，建立了衛滿朝鮮。箕子朝鮮可以說是朝鮮半島文明開化之始。箕子胥餘是殷末著名賢臣，因其品行高尚，被孔子譽爲殷之“三仁”之一。因紂王無道，受到政治迫害的箕子率其族人出走朝鮮。箕子入朝鮮半島不僅傳去了先進的文化，先進的農耕、養蠶、織作技術，還帶入了大量地青銅器，另外還制定了“犯禁八條”這樣的法律條文，大量中國古代典籍和朝鮮史書的記載與在朝鮮出土的青銅器、陶器以及朝鮮的地面古蹟三方面相互印證，都證實了箕子朝鮮的存在。自古以來，中朝兩國人民都珍視這一有據可查的史實。在朝鮮有自己的歷史記載以來，或者說直到上世紀60年代前，朝鮮、韓國的史書、教科書都沿襲了這一歷史學說。箕子朝鮮乃殷商遺裔在朝鮮半島上所建地方政權，臣於周，後又臣於秦，爲周、秦海外之屬國。箕子朝鮮爲衛滿朝鮮所取代，衛氏朝鮮爲漢之“外臣”、屬國。漢武帝伐朝鮮，裂其地爲四郡，爲漢的邊疆轄區。有了箕子朝鮮，方有衛滿朝鮮，方有漢之四郡，方有高句麗史、渤海史，從而構成了東北古史、東北民族與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鮮是爲中國東北史之開端。朝鮮野史《三國遺事》造謠，檀君的後人在箕子來到朝鮮之後，帶著人民南遷，以免和箕子帶來的人造成衝突。這些人後來成爲了三韓的始祖。高麗時期成書的《三國遺事》與之相差數千年，中間並無其他史料記載，一般均認爲檀君朝鮮系後世杜撰，不足採信。
開發朝鮮北部
中國記載箕子開發朝鮮事蹟的書籍，有《尚書大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史記》和《尚書大傳》都記載了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的事。
成書於西漢初年的《尚書大傳》雲："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尚書·微子》篇中，微子稱箕子爲"父師"。先秦史書《竹書紀年》雲："伯夷、叔齊去隱於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胤子在，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父師在夷，與箕子開發朝鮮吻合。西漢焦延壽《易林》也說："朝鮮之地，箕伯所保"。它們的記述可以互相印證。其中，《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述得比較系統具體。
《漢書·地理志下》記載得比較具體："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相傷以谷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闢。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浸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箕子後人
《後漢書·東夷傳》還記敘了箕子後代的情況："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千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三國志·東夷傳》也有相同的記述。《三國志》注引《魏略》記述得更詳細，而且記述箕準南逃以後，"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該國的確既有箕姓，又有韓姓。
歷史成就
正蒙難
箕子思想家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見微知著。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衰象初顯的時候，外表上轟轟烈烈，其實內囊卻上來了，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史記宋微子世家載“紂爲象箸而箕子唏”，這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夫商之季世，紀綱之廢，道德之墮極矣。”(王國維語)商朝的滅亡決不單單是紂王一個人的過失，而是整個國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墮落習俗裏面去了，如歷代王朝末世一樣。
當有人勸他離開殷商另謀高就。他說，我如果這樣去做，是在“彰君之惡”和“自說於民”。於是，箕子佯狂而獨自一人隱居在箕山，閒暇時候借樂曲《箕子操》抒發自已鬱郁不得志的苦悶心情。當紂王聞知箕子近況，遂囚禁在今天一個名叫“箕子臺”的地方。箕子臺在今河南西華縣。箕子在那個地方構思出洪範九疇的偉大思想。
法授聖
當週武王以“小邦周”打敗“大邑商”後，曾經恭恭敬敬誠惶誠恐地不恥下教於箕子。箕子就把洪範九疇治國大道傳授給周武王。
這個洪範九疇在中國思想史的地位實在不得了。它闡述了行政方式、行政準則及行政決策方式，是一部中國曆代專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對於中國專制社會形成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奠定了陰陽五行說的基礎，提供了中國人傳統思維的框架。
從洪範九疇的內容看，它涵蓋了對自然世界、人身、行爲、治國安民、政綱、天文、歷數、根本大則、做人德性、氣候徵象、禍福種類等等人生實踐內容的全部，但它決不是西方認識論意義上的知識，而是完全出於實用目的的一種經驗積累。洪範九疇其實是就社會政治秩序對君王說話行爲的經驗總結。陳來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說，“中國上古的天啓文獻竟然全部集中於社會事務，這不能不說華夏族特有的一種文化態度和文化精神。”
社會秩序的得治是“洪範九疇”提出的真正目的，這與亞里斯多德提出範疇理論的本體論目的可謂是天壤之別。就目的的思維特徵言，亞里斯多德範疇理論的提出，是出於一種“純知識”的興趣和好奇。而“洪範九疇”的提出則是出於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實用性需要。
從方法的角度看，亞里斯多德對範疇的獲得方法和途徑進行了自覺的反思，在思維上具有思辯色彩，一種遠離人生感覺經驗的純理性態度。這反映在範疇篇前四章內容。相反，洪範九疇是中國人對人生、社會實關懷而求得的經驗知識。“這些分類的標準是經驗，故可視爲經驗的綜合。”(成中英)由此我們可以得知西方思維方式是本體、語言、邏輯三位一體的，而中國的傳統思維方式則是社會、實用、經驗的三位一體的。所謂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其實就是這種思維下的“傑作”。
箕子作爲思想家最偉大的地方在於首次提出“社會公正”的政治哲學，並且寄希望於“開明君主制”。“五曰皇極......皇極，皇建其有極......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凡厥庶民，極之傅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史記宋微子世家)在這裏箕子闡述了“王道正直”的精神史觀。“皇建其有極”就是要國君建立治國的典範，這個典範就是“王道”(即遵王之道、遵王之路、遵王之義)。後人釋“皇”爲大，釋“極”爲中，又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
化及民
在那次兩人高峯會面之後不久，周武王把朝鮮作爲箕子的封地賞賜給他。箕子來到自己的封地後除了頒佈實施具有憲法性質的“八條之教”外，教民耕作建立“箕田”、教民禮儀。今天朝鮮穿衣喜歡白色，就是“殷人尚白”這一習俗的延續。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漢書地理志)
“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爲盜”(三國志魏書東夷傳)
教育思想
神道設教
箕子在《洪範》篇中所表達的思想是神權至上主義，反映了殷商時期“率民以事神”的社會現實。他總結了商代神道設教的經驗，他認爲統治者必須按照天生萬物的法則辦事，違背了這個法則，就要受到上天的懲罰。
“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我聽說從前鯀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攪亂了五行，上帝於是發怒，不把九類大法傳給他，因而他不懂得治國安民的常道。鯀被誅以後，禹繼承了他，上天就賜給他九類大法，因此得到了治國安民的常道，做了這樣的安排。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居九疇之首，各有其性，必須順其性而用之。這個思想雖然籠罩着神祕主義的外衣，但仍有一定的進步性與合理性。如把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放在“相互關係”中加以考察比較，形象地看出了事物在性質上有“潤”與“燥”的差別，在方位上有“上”與“下”的差別，在形體上有“曲”與“直”的差別，這裏注意觀察事物的特性和功能，試圖從聯繫和差別中去認識事物，包含有差異思想的萌芽，從而爲研究事物的矛盾打開了思路。又如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客觀關係，鯀由於不掌握水、土之性，採取以土堙水的辦法而失敗了;禹總結了這個教訓，通過實測來掌握山川形勢，同時按“水曰潤下”的客觀性能，採取疏導法，取得了治水平土的功績。這種對“五行”各種物質性能關係的認識，包含有內在聯繫思想的萌芽，給後人帶來了有益的啓示。禹經過治水平土的鬥爭，在初步認識“五行”各種性能的基礎上，觸類旁通，促進其能動性的發揮。如認識到“水曰潤下”的特性，就令發展水稻生產;認識到“火曰炎上”的特性，就推行刀耕火種;認識到“木曰曲直”的特性，就促進各種交通工具的製造;認識到“金曰從革”的特性，就發展冶煉鑄造，變革自然，爲人所用。
箕子認爲天子必須立一標準，使人民遵從。“皇建其有極。”做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他認爲只有這樣，才能使人民順從教化，不敢違法亂紀。而人民必須絕對服從天子，“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不要有偏私，要遵守先王的正義;不可夾雜私心的偏好，遵守着先王的大道;不要做壞事，遵守着先王的正路。君子有絕對權威，“唯闢作福，唯闢作威，唯闢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主可以給人恩賜，可以給人懲罰，可以吃美好的玉食，臣民不能給人恩賜，不能給人懲罰，不能吃美好的玉食，所以臣民不能僭奪。
箕子認爲筮是探測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須重視，“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選擇能夠用龜殼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們根據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問時，要“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慮，然後再和卿士們商量，再和人民大衆商量，最後再問及卜筮。不過卜筮以龜或筮表示，有決定權。卿士、庶人只是陪襯而已。因此“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龜卜同意，筮佔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衆不同意，這也吉利。這即是說，對於君主要做的事，縱使卿士、庶民不贊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願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見卜筮在帝王神道設教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箕子認爲如君主不從天意，天必警以災異，天人相應。因而有“休徵”、“咎徵”之說。所謂“休徵”，即美好的徵兆，順乎天意，則風調雨順，萬事吉利。所謂“咎徵”，即不好的徵兆，逆乎天意，則降災降禍，萬事不順。
補偏就正
箕子指出各種不同類型的個性特徵和品格，都應採取補偏救弊的辦法，使之合於正道。他說，“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不要反覆，不要偏心，王道是正直的，凡不合乎正直之道，偏剛偏柔之人，都要加以裁抑。他說：“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他主張對那些公平正直的人，就用正直去對付他;對那些強硬不可親近的人，就採取剛強的方式去制服他;對那些平和可親之人，就用柔緩的方式去教育他。糾正沉靜之人的缺點，要用剛強來補救;糾正高傲之人的缺點，要用柔和來補救。
箕子認爲正直是德行的最高標準，不要過剛，也不要過柔，這才合乎正直之道。君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份，纔不違背正直之道。違背正道，就會有過失。“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者有了過失，影響一年，卿士影響一月，師尹影響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日都沒有變化，百穀就能成長，政治就會光明，優秀之士就能得到任用，國家也就安寧了。王道即正道，補偏就正，平康正直，萬事大吉，國家平安。這是箕子設計的治國方案。
重視五事
箕子在總結殷亡的教訓中，還提出對君主及太子要在“貌、言、視、聽、思”這“五事”上進行教育：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晢，聰作謀，睿作聖。”
箕子說所謂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語，三是視察，四是聽受，五是思慮。容貌要恭敬，言語要有條理，視察要清楚，聽受要聰敏，思慮要通達。容貌恭敬，表現就嚴肅;言語有條理，辦事就順利;視察清楚，就能明辨一切;聽受聰敏，謀事就能成功;思慮通達，就能成爲聖人。箕子作爲太師，提出重視“五事”，顯然是針對君主及太子的。他認爲君主與太子不能只作孤家寡人，還要對外界多所接觸，要“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要在“五事”上多加註意，要謙遜待人，要廣見多聞，才能使自己聰明通達、多謀善斷。這樣，才能成爲理想的聖君。
惟材所用
箕子對周武王說：“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他的意思是說，凡是百姓中，有謀略、有作爲、有操守的，天子要經常想到他們。行爲不和法則，又沒有陷入罪惡的人，君王要寬容他們。有猷、有爲、有守者是上才，可以重用。就是達不到上才標準的人，也要誘撫之，使之爲我所用。這是箕子在人才的任用與選拔方面，突破神權政治侷限的例證。此外，箕子在“八政”中提出國家重要的政府要員八位：“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即一是管理民食，二是管理財物，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住行，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司法，七是接待賓客，八是治理軍務。箕子把管理教育的司徒官，位在第五，可見他對教育的地位是重視的。
八大法律
箕子制定了八大法律：
1，殺人者死
2，傷人者賠償
3，盜竊者爲奴
4，男女不能亂搞
5，同姓不得結婚
6，部落人不許越界
7，部落不許仇殺
8，生活中要避諱
歷史論證
箕子與箕子朝鮮在中國商周古史、中國東北史上佔據重要位置。箕子以一個哲學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代表出現在中國歷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其學問、其人品、其影響長時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評說。
箕子開發古朝鮮，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得到論證：
1、古代中國史書的記載;
2、古代朝鮮史書的記載;
3、考古發現與民俗的證明;
4、從後代歷史往前推斷。
古朝鮮地區，包括今中國遼東半島的東部與今朝鮮半島的北部。公元前12世紀，殷商遺民箕子在這個地區建立了箕氏王朝，傳國900多年;王朝的最後一個國王箕準被衛滿篡位以後，又南下立國200年，開發了半島的南部。他們作爲移民成了後來韓國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中國與古代朝鮮的歷史記載以及考古、民俗資料，都可以證明箕子與箕氏王朝開發古朝鮮的歷史。
箕子及其相關問題考證
(一)箕子及其東走、來周時間
中國正史皆以箕氏朝鮮爲古朝鮮的起始王朝。箕子實有其人，並非虛構，“箕，國名，子爵”。“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尚史·箕子》謂“箕子名胥餘，紂之親戚，或以爲諸父，或以爲庶兄”。《史記·宋微子世家》雲“箕子者，紂親戚也”。他是商紂王時的重臣，官至太師，位至三公。孔子曰“商有三仁焉”，箕子即其一。他是對朝鮮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一位歷史人物，受到世代朝鮮人民的尊重和愛戴，高句麗人“事靈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朝鮮和韓國，還有祭祀箕子的祠廟。商紂王荒淫無道，“傲然酒池肉林之間”，拒諫飾非，羣臣不附，國勢日下。“三仁”力諫無果，比干被剖心觀竅，微子無奈隱去，箕子佯狂爲奴。“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各反之於心而各得其致身之地”。周滅商後，周武王命召公“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商亡之痛，遠走遼東，建立古朝鮮國。 箕子是哪年遠走遼東的?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周滅商的時間。我們還是從周武王孟津觀兵談起，因它是周滅商的前奏。《史記·周本紀》：“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皇王大紀·紂王》“西伯薨，葬於畢。”“畢，文王墓地名也。”“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可見，“畢”既指文王墓，又指畢星。“緒業九年”爲周武王繼位第九年(紂王三十二祀)。那麼，爲什麼要稱“文王緒業九年”呢?周文王受命滅商，但未完成，武王“以大統未集，安有改元稱王之事?”故繼位而不改元。“緒業”可理解爲繼承文王的未竟滅商事業。《史記·周本紀》把孟津觀兵的時間說爲文王緒業九年。但《集解》謂：“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金縢篇》雲：“十一年武王服闋，觀兵孟津，十三年克紂，十五年有疾，周公請命，王有瘳，後四年而崩，則武王年九十三年矣。而太史公雲九年王觀兵，十一年伐紂，則以爲武王即位年數與《尚書》違甚疏矣。”爲什麼《史記》與《集解》及《金縢篇》所記時間不一致呢?這是有原因的，《皇王大紀·紂王》載：“因文王，九年爲十一年。”《尚書全解·周書》也說：“上承文王之年爲十一年”。“九年”、“文王之年”都是指文王緒業九年。爲什麼要把“九年”改爲“十一年”呢?原因有二：文王受命九年即亡，而自己伐紂時，恰好又是文王緒業九年，出於忌諱，把九年改爲了十一年;行將滅商，意即文王的“受命”之事和“緒業”任務即將完成，必須要使用自己的年號。孟津觀兵後，周是否立即向商發起了進攻，史書記載是有分歧的。前引《集解》和《金縢篇》都載，孟津觀兵後，並沒有立即發起進攻，而是兩年後才發起滅商戰爭的。《史記·周本紀》也說是“居二年”後，才“遍告諸侯”，滅亡商紂的。但《皇王大紀》載，孟津觀兵後，即向商紂發起進攻，並滅亡了商紂王朝。筆者認爲《皇王大紀》的記載是對的。因爲，周文王緒業九年，即是商紂王三十二祀，而此年，正也是商紂滅亡的時間，不可能再有兩年後的滅商戰爭了。爲了清楚起見，簡單列表如下(表中未注出處者，在正文已出現，並有注)：
箕子周武王滅商後，爲了緩和因滅商造成的政局動盪，採取了一些撫慰措施。“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在周滅商的那年，即武王十一年。當年，箕子東走朝鮮。那麼，他何時來周呢?《漢書·五行志七上》載“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何以稱“祀”，不稱“年”?因爲在周稱“年”，在商稱“祀”。《書傳·周書·洪範》捲上謂：“在周而稱祀，亦箕子不事周之意。”《尚書疑義·周書·泰誓》雲“稱祀不稱年者，則武王重箕子之不臣，尊箕子之道，故特以商之舊稱之，此聖人大公無我之心也。”“十有三祀”是何時?《大學衍義》卷二謂爲“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尚書疑義·周書·泰誓》“則謂十有三祀者，是箕子受封之十有三祀矣”。這兩種說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後二年”，是指滅商後的第二個年頭，即武王十三年。“武王十三年”與“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在實質上是有區別的，“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可以理解爲武王繼位的第十三個年頭，而第十三個年頭即是武王十五年了(因改九年爲十一年之故)，是在周滅商後第四年，而不是“後二年”。箕子被封在周武王十一年，武王在完成滅商後六年即死去。也就是說，箕子被封十三年時，武王已經死去六年之久了，怎麼會有武王問道，箕子演述洪範之事呢?
考古發現
首先從有關考古發現看。檀君神話說，天神降於太伯妙香山，可以與該國的石器時代相互印證。妙香山在今平安北道、平安南道與慈江道交界處，處於大同江與清川江之間。考古發現，公元前5000年至前1000年初，朝鮮半島正當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典型的文化遺址，多分佈在平安南道、黃海北道等處，大同江正好流經這些地區而進入大海。生息在平原、河谷的初民，把妙香山想象爲其祖先(天神)降落之處，是很自然的事。妙香山，正如古希臘的奧林匹斯山、古代中國的泰山一樣。檀君神話又說，檀君在箕子進入朝鮮後便移位隱居，正說明古代朝鮮文化接受中國文化影響，由神話時代轉入了文明時代。《漢書》說箕子制定了八條禁令，標誌古朝鮮社會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已快速地邁進了有成文法的文明時代。考古發現可以證明這個歷史記載。《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說："朝鮮青銅時代的年代大體在公元前10世紀至前5世紀，主要遺址在平安北道和黃海北道。""與周圍地區存在着文化聯繫。"這時代正好與箕氏王朝開發朝鮮的時代相吻合;箕子朝鮮的國都王儉城的故址也正好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岸邊。
而且，古朝鮮的青銅器和支石墓跟中國遼寧和山東的青銅器與支石墓，形制一致。今平壤有箕子墓，也決不是空穴來風。其次從該國古代的族源神話看。該國族源神話基本是卵生神話。高句麗國的始祖朱蒙是卵生;新羅國的始祖樸赫居世是卵生，新羅國的脫解王(姓昔)和金閼智也是卵生,新羅三大王族(樸、昔、金)都是卵生;南方的駕洛國的6個國王也都是卵生。這些神話本身，與中國卵生神話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中國卵生神話很多，人所共知的如：簡狄吞燕卵因孕生契(參見《史記·殷本紀》);女修吞燕卵而生秦祖先大業，其後代曰孟戲、中衍，仍然鳥身而人言(參見《史記·秦本紀》);直到明末清初，滿族還有仙女吞鳥卵而生下清始祖努爾哈赤的神話傳說(參見《清史稿·太祖本紀》及蔡東藩《清史通俗演義》)。據諸多學者考證，東夷是華夏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夷始居地在今易水、燕山一帶，後來一支沿渤海南下，一支向東北遷徙，並達到朝鮮、日本等地。更有人認爲，虞舜、殷商、秦嬴等皆爲東夷分支。《孟子·離婁下》便說過："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我們即使不把殷商、秦嬴劃爲東夷範圍，但它們與東夷諸族相互影響則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因此，從卵生神話這個角度看，古代朝鮮與箕子所帶去的殷商文化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再次從姓氏及有關考古發現看。中國《宋史·禮志》記載，宋徽宗封箕子爲遼東公。宋朝羅泌《路史·國名紀》說：唐高祖武德年間"以遼爲箕州"。今遼寧集安西有淇水縣，遼寧新民一帶有祺州。1973年，遼寧喀左北洞村出土西周早期銅鼎，腹內底壁銘文有"箕侯"字樣。而且，箕子東去朝鮮時，在路經河北正定時留下了一支子孫，就是後來"鮮于"複姓的來源。《風俗通·姓氏篇》雲："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子食採於朝鮮，因氏焉。"
朝鮮半島的姓氏也一樣可以作爲證明材料。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的姓氏中有箕姓，還有其分支韓姓、齊姓，他們都奉箕子爲始祖，併到中國河南省淇水縣朝歌鎮的三仁祠尋根問祖。還可以從服飾、古代曆法、風習等看。朝鮮族喜穿白衣，這與殷商傳統有關。《史記·殷本紀》說："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可見殷商尚白。《三國志》等史書記載，古朝鮮地區的扶餘國"衣尚白，白布大袂",這是繼承了殷商的傳統。這個傳統一直保持到現在。
古朝鮮的歷法也跟殷商相似。《三國志·魏志·東夷傳》說，該地區"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殷商有殺人殉葬的風俗，而《東夷傳》等記載扶餘國"殺人殉葬，多者百數"。《東夷傳》還說，該國"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王"。這又使人想起《呂氏春秋·順民》的記載："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予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民乃甚悅"說明百姓認爲湯這樣作纔對，否則就不對，也就是說把大旱歸咎於湯。而且，《三國志·魏志·東夷傳》還說，半島上的許多居民，都自稱是來源於中國的"古之亡人"。
史籍、考古、姓氏、神話、民俗，各個方面相互吻合，都可以印證箕子與殷商遺民對古朝鮮的開發。
主要遺址
箕子陵是古代高麗國爲紀念箕子而建的陵墓，原址位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平壤牡丹峯腳下，至今已無存(朝鮮炸燬箕子陵興建檀君陵)。1102年，高麗肅宗接受禮部的建議，訪查箕子埋葬的地點。最終認定箕子埋葬於牡丹峯下，肅宗便爲箕子修築了陵墓，又在旁邊建立箕子廟以進行祭祀。不過，中國古代地理著作《水經注》記載：“杜預曰：樑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若根據記載來推斷，平壤的箕子陵不是真正埋葬箕子的地方，而僅僅是箕子的衣冠冢，真正的箕子墓至今仍然存在中國。朝鮮半島歷代君主都對箕子陵進行定期祭祀，並進行過數次修繕。箕子陵與乙密臺、七星門、浮碧樓毗鄰，成爲古代平壤著名的景觀之一。1959年春季，爲了建設牡丹峯青年公園，金日成下令將箕子陵拆毀。
唐朝時，在朝歌南關建箕子廟，文學家柳宗元爲共寫了碑文，今存。明正德年間，在南門內路西建有“三仁祠”，以祀其位，遺址尚存。河南省西華縣有箕子臺一座，原址位於縣城東南，爲箕子被紂王流放後讀書之所。原址已坍塌，後人在縣城西北新建一臺，仍名箕子臺。
個人作品
《麥秀歌》是箕子朝周途經故都朝歌時而作。故地重遊，作者目睹宮室毀壞荒涼，淇河之濱，朝歌原野，遍地小麥正揚花秀穗，但今夕縱異，觸景生情，心甚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於婦人，憤然吟詩。寥寥十數字將亡國慘狀和原因和盤托出，而且淒涼悲惋。朝歌殷民聽見，皆動容流涕：
麥秀歌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箕子還總結了治國安邦之道的著作《洪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