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相輩出，無法富國強兵的原因是什麼?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常言道“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但在實際中我們會發現：畢竟在大多數情況下，拿主意的人越多、越辦不成事。在涉及到治國理政這種對口業務方面，也許100個臭皮匠也頂不上一個諸葛亮;這100個人如果安分守己倒也罷了，如果一個個對諸葛丞相指手畫腳，那估計啥正事都辦不成，蜀漢政權撐不了多久。
而北宋朝廷，天生就帶有這種“拆臺”特徵。這個王朝，解決了橫行一百多年的軍閥，卻也造就了一羣“文閥”。最終出現了這樣一種怪象：名相確實很多，但制約、拆臺的人更多。
作爲終結了五代十國亂世的大一統王朝(接近這個概念)，北宋經歷了一番大刀闊斧的改革後，基本上消除了藩鎮割據的基因，讓分裂許久的華夏大地再次凝結成一體。
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宋朝的許多政策都利弊共存，尤其是堪稱立國之本的重文輕武(或者說“抑武”)。
爲了根除中唐以來節度使擁兵自立、尾大不掉的惡循環，趙匡胤的思路是騰籠換鳥——用文人取代“軍閥”。
比如在地方層面，他把以往歸於節度使的行政、財政權力，有步驟地轉移到以文人充當的州縣官員身上，以往呼風喚雨、威風八面的職業武將，逐漸有虛名、無實權，身份尷尬;同時，軍人待遇較差，地方廂兵的的糧餉壓根不夠養家，中央禁軍也只是勉強餬口而已。
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對文人近乎誇張的優待。
北宋的科舉制度沿襲自唐朝，但在錄取規模上卻是唐朝的數倍，其出發點就是爲了吸引更多的社會精英選擇抓起筆桿子(而不是武器)。
此外，當初唐朝的進士想要當官，還得經過吏部的定期考選，並且“吏部之選，十不及一”，率取率堪比如今的公務員考試;而宋朝的進士，一旦獲得功名就能當官，運氣好的能官至通判，差一點的也能當個知縣。
並且，爲了體現對文人的優待，宋朝還有其他形形色色的規矩，比如：
規定宗室不得參加科舉，把機會讓給尋常人;
宋朝官員基本是文人，而那時的“官戶”享有免役、免稅等諸多特權，中高級官員的後代甚至可以不經過科舉、直接入仕，這就是“任子”。一般來說，五六品的官員每三年就有一次安排“任子”的機會，每次的名額視級別在1-6人之間，可謂是典型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更有甚者，趙匡胤還在各地設立“公使庫”，主要任務是以公款招待路過的士大夫;當然了，更爲人津津樂道的，當屬他立下家法：“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據稱，後來的每位宋朝皇帝登基之前，必須鄭重地閱讀併發誓遵守這一家規。
與這種身份優待相匹配，宋朝在立國之初，就沒有像絕大多數大一統王朝那樣進行土地重新分配、打擊兼併;相反，他們對五代十國以來日益嚴峻的豪強兼併現象熟視無睹、聽之任之，畢竟宋朝的建立是來自軍事政變，而非通過推翻舊地主集團。他們不僅與現有豪強結盟，而且在優待文人的過程中，不斷培育出新的豪強，從而在軍事、整治、經濟等領域結成全面的利益共同體，打造出了空前穩固的封建政權。
這種系統性的優待(甚至是溺愛)，誠然造成了以從文爲榮、以從軍爲恥的社會風氣，消除了中唐以來軍閥擁兵作亂的土壤，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空前繁榮，但也帶來了極大的副作用：除了乾脆利落地閹割掉漢唐以來的尚武之風外，還造就了足以與統治意志抗衡的“文閥”羣體。
北宋的誇張重文政策，形成了大量的冗員、冗官，給國家財政帶來巨大壓力;同時，久而久之，這種通過系統科舉渠道進入國家各級政權機構的模式，逐漸形成了僵化的圈子——他們是思想上的同類、政治上的同僚、經濟上的同盟，爲了維護共同利益，他們結成了事實上的盟友，在朝廷內外黨同伐異。
更爲嚴重的是，宋朝帝王“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在一些文人那裏卻變成了武器：如果沒有性命之憂，那就等同於“唱反調”沒有多大成本。因此，他們的行爲出發點只有一個——爲了自身小集團的利益，不惜凌駕於國家利益至上。同時，由於文人的話語權過高，甚至出現了一種近乎反常的風氣：以反對當權者爲榮、以配合政策爲恥，有的人還存在爲了反對而反對、以專門拆臺爲樂趣的心理。
因此，宋朝雖然名相輩出，但大多都無法如願按照自己的規劃辦成大事。舉兩個例子。
一是寇準。公元1004年，面對遼國20萬大軍入寇，朝廷的權貴大多驚惶恐懼，要麼主張退到江南，要不就力主退到蜀地;只有寇準與宋畢士安堅決主張與敵人硬碰硬。最終，通過寇準一番切中要害的分析，原本左右爲難的宋真宗決心親征;隨後在寇準的統一調度下，宋軍在澶州城外扭轉了局面，並且通過澶淵之盟的達成，給宋遼兩國帶來了百年的和平。
但隨着危機的消失，北宋朝廷就陷入了政治內訌的局面。本來，寇準在危急時刻被賦予“承製專決”的權力，並且憑此統一思路、協調資源，最終在戰場上贏得了主動;但在停戰協議達成後，寇準的權力就成了宋真宗、其他同僚的眼中釘，加上他本人疾惡如仇、氣量偏狹的缺點，這位挽救了北宋的名相被一貶再貶，最終悲涼地死於蠻荒之地。
其二是王安石。這是繼范仲淹之後，北宋文人羣體中的另一個的另類，在被宋神宗委以重任後，這位宰相決心改變北宋積貧積弱(沒錯，北宋朝廷從來都不富，富的是大大小小的地主階級)、各種矛盾日益尖銳的局面，主持實施了一系列發展生產、富國強兵的改革措施，比如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均輸法，均是旨在解決財政問題的“富國”之策;保甲法、裁兵法、將兵法、保馬法、軍器監法等則是“強兵”之法;貢舉法、三舍法、啓用下級官員等，則爲了解決人才及冗官問題。
客觀而言，王安石的變法措施並非完美無瑕，但整體而言，它鍼砭時弊、立足於解決北宋迫切應對的難題，可謂“救時之策”。出於內心的責任感，焦急的王安石甚至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主張，可謂極具魄力與勇氣。
然而，改革意味着對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會削減大量既得利益者的權益;因此，當時反對改革的勢力，遠比改革派更爲強大。在宋神宗活着時，這些人要麼陽奉陰違、要麼消極怠工;而當宋神宗駕崩後，王安石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迅速退出了政治中心，他的變法也被後繼者全盤推翻，甚至出現了“凡是王安石的成果，無論好壞、全部否定”的扭曲現象。
對比歷史上其它成就一番事業的名相，諸如管仲、商鞅、王猛、張居正，他們具備一個共同特：擁有高度的決策權、執行權，甚至近乎“獨裁”，能夠壓制形形色色反對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雖然任何變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但在任何時期，因循守舊、無所作爲都是很容易的，敢於直面問題、並且提出能夠執行的辦法才難能可貴。北宋之所以名相輩出、卻成了一副爛攤子，問題就在於那時的體制無法做到集中力量幹大事、幹正確的事。相比較之下，讓人不由得佩服商鞅、張居正這些改革家的勇氣，他們實際上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歷史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