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七日,滿洲由攝政王多爾袞率領南下。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明朝雖然最終被清朝所取代，但從當時的實力對比來說，滿清並沒有能力徹底擊敗明朝並統一全國，清朝入關奪取天下，其實有一定的“取巧”嫌疑。明朝滅亡、滿清入關，其實內在、外在原因極爲繁雜，，我認爲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五點。
原因之一：明朝經營遼東失敗
滿清的崛起和最終入關，歸根結底源於明朝經營遼東的失敗，這種失敗雖然有一定的客觀原因，但策略失敗仍然是主要原因。
明初，爲了牽制和包圍北元參與勢力，明朝極爲注重對遼東的經營，並最終設立奴兒干都司。而爲了改變遼東漢人過少的局勢，洪武、永樂年間甚至多次向遼東進行大規模移民，然而由於當地生存條件惡劣等原因影響，收效甚微。
由於無法改變當地少數民族比例過大的局面，遼東雖然長期處於大明管轄之下，然而實際上實行的仍然是“以夷制夷”的方式，不僅當地官員主要由少數民族擔任，且實行軍管制度，這是明朝運營遼東失敗，導致中後期遼東局勢逐步惡化的一個主要原因。
永樂之後，在朱棣五徵蒙古之後，北部威脅已經大爲降低，再加上常年用兵導致大明國庫空虛，從明仁宗、明宣宗時期開始，明朝開始實施戰略收縮、恢復國力，這雖然形成了“仁宣之治”，但明朝對遼東的控制力度卻在不斷下降，遼東開始逐漸脫離掌控。
由於蒙古各部的嚴重分裂，再加上和朝鮮的良好關係，遼東女真各部在沒有外部壓力，又缺少朝廷控制的情況下，最終發展並崛起也就不難理解了。
原因之二：明朝對於蒙古的態度
後金崛起之後，雖然明朝先後遭遇了多次戰敗，但後金想要入關仍然根本不可能，這也是皇太極時期後金開始向蒙古擴張的重要原因。後金真正對明朝形成巨大威脅，乃是攻滅漠南蒙古之後，而在此之前，明朝和蒙古面對共同的敵人後金，實際上是有合作基礎的。
明朝、後金、蒙古三方局勢
事實上，薩爾滸之戰後，明朝也的確曾想過與蒙古結盟，然而明朝結盟的對象卻並非林丹汗，原因是林丹汗不過是名義上的可汗而已，正如遼東巡撫熊廷弼所言，林丹汗“尚不能統衆”，再加上林丹汗曾在1612年和1615年多次犯邊，雙方關係並不融洽。
明朝首選的結盟對象是更加靠近後金的內喀爾喀，雙方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努爾哈赤圍攻鐵嶺時曾有過合作，內喀爾喀最有實力的宰賽也曾率領萬人援明，可惜明軍並未等到援軍到達，鐵嶺便已經失守。同年八月，在葉赫部被滅後，明朝纔開始和林丹汗達成合作協議，明朝每年負責支付4000兩(翌年提高爲40000兩)賞銀，林丹汗則協助明軍守衛廣寧城。
吞併漠南後，後金威脅急劇提升
可惜，明朝和林丹汗達成的只是利益合作而已，遼東經略熊廷弼雖對此有所察覺，但廣寧巡撫王化貞卻對林丹汗無比信任，結果明朝在廣寧之戰中再度戰敗，此後氣急敗壞的明廷與蒙古的合作開始名存實亡，在林丹汗面對後金的東擴無能爲力時，明朝選擇了無動於衷，最終導致後金順利奪取漠南，開始從東北和正北方向全面威脅大明邊防，甚至多次殺入關內。
原因之三：明朝的統治接近崩潰
對外的策略失敗，給了後金不斷崛起的機會，而明朝自身統治的崩潰，則給後金最終入關提供了可能。皇帝能力、朝政腐化、黨爭嚴重、經濟崩潰、民怨沸騰……明朝統治的失敗幾乎貫穿了方方面面。
崇禎勤政，但能力不足
皇帝能力方面，不像其他皇位繼承人從小接受儲君培養，崇禎這個皇帝簡直就是半路出家，雖然他極爲勤政，但能力的不足顯然更爲致命。例如他繼位之後立即剷除閹黨，他雖然看到了閹黨的弊端，但並未看到閹黨存在的意義，閹黨被瓦解後反而導致朝廷平衡被打破。此外，崇禎過於急功近利，雖然他能夠啓用一些賢才良將，可一旦沒有達到預期目標，便又立即裁撤，導致在其執政期間，內閣、將領等重要人事調整不斷，反而使得朝政更爲混亂。
朝政腐化方面，即使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但朝臣仍然爲了自己的利益在不斷壓榨百姓，不斷激化矛盾。黨爭嚴重方面，明朝可以說是黨爭最爲嚴重的朝代，閹黨雖被打倒，但黨爭並未結束，反而更加愈演愈烈。經濟崩潰方面，在朝廷國庫空虛的情況下，朝臣卻是富得流油，明廷也曾想過經濟改革，奈何在大臣們的干預之下，“開源、節流”均以失敗告終，反而由於開除“基層公務員”而導致矛盾激化，典型例子便是曾爲驛卒的李自成。民怨沸騰就不用說了，明末的農民起義已經能夠說明一切……
崇禎年間的明朝，可以說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從朝廷到民間，各種問題、各種矛盾層出不窮，恐怕就是朱元璋、朱棣再生，也不一定能夠徹底解決。
原因之四：兩線作戰朝廷無力應對
明朝末年的軍隊戰鬥力已經急劇下滑，然而卻不得不面對兩線作戰的尷尬局面，內有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外有後金的不斷叩關，明廷可以說是已經無力應對。
就拿終結了明朝的李自成來說，他曾不止一次面臨着被徹底剿滅的危險，例如崇禎六年(1633年)，闖軍被曹文詔擊敗之後，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逃至河南，又被曹文詔、左良玉等多路明軍包圍，結果第二年後金便二次入塞，曹文詔被調到大同抗金，李自成等人這才成功突圍。
又如崇禎十年(1637年)，面對楊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策略，張獻忠兵敗投降，李自成也被洪承疇、孫傳庭等擊潰，僅剩殘部17人躲入山中，然而次年清軍再度從青口山、牆子嶺入關，孫傳庭、洪承疇等人又被調到遼東防範清軍，李自成這才得以逃過一劫。
明末時期衛所制全面崩潰，但明朝尚有較爲強悍的邊軍存在，如果僅僅面對農民起義或者鎮壓後金的單線作戰，那麼明廷尚有一戰之力，例如李自成的義軍曾一度被殺傷殆盡，張獻忠也曾被迫投降，而清軍入關後也曾被明軍殺退，然而天不遂人願，明廷面對的偏偏就是兩線作戰的尷尬局面。
原因之五：天災徹底壓垮了明朝
彷彿是天要滅亡大明一般，處於小冰河期的明朝，崇禎年間的天災幾乎就沒有中斷過，這成爲了壓垮明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崇禎元年(1628年)，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崇禎朝以來，陝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離失所。崇禎三年(1630年)，陝西又爆發饑荒。崇禎六年(1633年)，“全陝旱蝗，耀州、澄城縣一帶，百姓死亡過半”。
崇禎七年(1634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書呂維祺上書朝廷：“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挽輸。庚午(崇禎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村無吠犬，尚敲催徵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爲盜，不可得也”。旱災又引起蝗災，使得災情更加擴大。河南於崇禎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其饑民多從“闖王”李自成。崇禎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棄孩，盈河塞路。”
更爲恐怖的是崇禎六年(1633年)爆發的大瘟疫，幾乎席捲了整個中原地區。這場瘟疫從山西興縣開始爆發，崇禎九年(1636年)至崇禎十年(1637年)時蔓延至陝西榆林府、延安府，崇禎十三年(1640年)時蔓延至河北順德府、河間府、大名府、廣平府、真定府，並最終於崇禎十四年(1641年)七月蔓延至京城，崇禎十五年(1642年)蔓延至天津，並於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天開始從腺鼠疫轉化爲肺鼠疫。
不斷爆發的天災不僅導致民間怨聲載道，百姓起義不斷，更爲重要的是嚴重摧毀了明朝的邊軍防線。《崇禎實錄》有載“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而根據不完全統計，光是陝、晉、冀3省死亡人數便至少在千萬以上，僅北京城便達到了20萬人，北京城連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明朝九邊重鎮中的大同、山西、薊州、宣府等鎮，在這場瘟疫中幾乎被徹底摧毀，當李自成從西安發兵攻向京城之時，一路上幾乎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很容易便殺到了北京城下。而當李自成殺到北京城下時，即使經過了全城動員，城牆上平均五個城垛纔有一個士兵，而守城的明軍更是“鳩形鵠面，充數而已”。
相較於以上幾個原因，明朝在面對後金時的戰術錯誤，吳三桂的最終倒戈一擊簡直不堪一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