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鉉死時年僅三十七歲，他善於謀略，爲武將宿臣所不及。他在與朱棣對峙的過程中，全無怯色，惟有堅決的對抗。他心中對朱棣的憤恨，源於他對建文帝的忠貞。他身邊的儒生，紛紛爲之殉節，這在歷史上是極爲罕見的，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有功無愧第一人
一方面由於建文帝改變了太祖朱元璋苛猛的政策，他儒雅好文，大行仁政。而且臣下的想法和建議，都能夠大膽的表達出來，因而得到大批久受壓制儒生的擁護。另一方面，儒生們也標榜“士爲知己者死”。他們享受着建文帝的仁惠之政，與建文帝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再者，飽讀詩書的儒生們，深受封建社會的正統觀念——嫡長子繼承製的影響，他們堅信建文帝是合法繼承人，面對朱棣的倒行逆施及來勢洶洶的燕軍，他們做好了誓死對抗的準備。
而鐵鉉就走在這些儒生的前列。相反，雖然朱棣依靠武力奪取了皇位，但是他卻沒有爭取到大部分儒生的心。在儒生們眼裏，朱棣是一個篡賊，竊奪了本屬於建文帝的皇位。身爲忠勇之士，恪守獨立人格和擁有自由意識怎會向一個篡賊屈服?對於朱棣的篡權，所以鐵鉉拼命抵抗，與之鬥爭，即便是付出生命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除了鐵鉉和方孝孺，從《明史紀事本末》的記載看，爲建文帝殉難的文臣就約百人，如此衆多的人集體殉難，他們誓死要守護建文帝的江山，成爲了建文帝忠實的擁護者和捍衛者。只是方孝孺和鐵鉉他們面臨的不是改朝換代，而是皇族內部的爭殺，所以“殉道的壯舉減少了些許悲壯的色彩，從而帶有某種歷史的尷尬。”
雖然他們的死，向士人昭示了儒生們在“生與義”之間的正確選擇，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看到方孝孺、鐵鉉等所遭受生命極限的煎熬，後世儒生們對專制皇權的惶恐與無奈無以復加，這是給儒生帶來的最大損失和災難，也是對中華民族長期積澱下來的民族心理的一次極大衝擊，顛覆了人們的信仰和觀念，這恐怕是朱棣始料不及的。在朱棣的恐怖政治中，有部分儒生放棄了對忠義的堅守，也放棄了對理想信念和獨立人格的追求，在關鍵時刻，卻只爲保全個人性命和富貴榮華，走上了一條依附於皇權的道路。這其中就有兩個典型的代表人物解縉和陳瑛。
在依附和獨立間徘徊的解縉
同爲才子儒生的解縉，面對皇權更替，卻作出了與硬骨頭方孝孺不同的選擇。在金陵城破之前，解縉和王艮、胡廣等人聚在一起，商討對策。解縉慷慨激昂的陳說大義，誓死要爲建文帝效忠。但就在城破之時，他便第一時間投向了朱棣的懷抱。解縉，字大紳，號春雨，江西吉水人。解縉才思敏捷，文筆雄闊，是著名的才子。洪武二十年，年僅十八歲的解縉鄉試獲第一，人稱“解解元”，次年中進士，爲中書庶吉士，從此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洪武時期的時起時落
對於這位不可多得的才子，起初朱元璋對他鐘愛有加，常令他侍奉左右，作爲自己的御用文士。太祖曾在大庖西室對解縉說：“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解縉深受太祖器重，欲施展其平生抱負，遂揚揚灑灑呈上萬言書，即有名的《大庖西室封事》。對田稅、軍事和官制等各個方面進行抨擊，觀點犀利。對於這篇萬言書，太祖既非震怒，也沒誇讚，只是稱其才，或許是出於惜才，容忍了他對自己的批評，卻也未真正採用。而這個不諳世事、狂妄不羈的儒生，接着又進獻《太平十策》，言辭慷慨激昂如前。
對於這樣一位直言不諱的才子，明太祖對他自是抱有極大期望，看到他的年輕氣盛、嫉惡如仇甚至得意忘形，不適合官場的生活，所以他更寧願把這個鋒芒畢露的才子轉化成一個符合專制皇權統治需要的官僚化工具，只是解縉沒有如他所願。一次解縉到兵部索要差役，因語氣傲慢而被降爲御史。朱元璋雖然對解縉已有些看不慣，還是想把他變成臨危受命的保皇派，只是對他已經有些厭棄。但是解縉沒有意識到自己所處的艱險境遇，仍行事無所顧忌。
最後
他先是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爲李善長伸冤，又爲夏長文起草疏文，彈劾都御史袁泰。這都極大招致了在朝權貴的不滿，朱元璋對其日感無奈。此時恰逢皇帝身邊近臣的父親有入朝覲見機會，朱元璋對解縉的父親解開說：“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這或許是他對解縉的期許，還是他想讓解縉離開自己身邊，各種緣由我們從楊士奇爲解縉寫的墓誌銘中可以看出端倪。解縉後來談到這次回鄉的經歷，說因爲自己“率易狂愚，動遭謗毀”而遠離皇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