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由小編給大家帶來四世三公的故事，感興趣的小夥伴接着往下看吧。
四世三公不可怕，更可怕的是那句“門生故吏遍於天下”。這反映了東漢末年的一種政治現象，就是世家大族把持朝政，已經讓東漢病入膏肓。
東漢末年的兩大四世三公家族
太平年間，治國靠文臣，而每個朝代的文臣最高領袖，所任官職又不一樣 ，在三國以前，三公一直是地位最尊崇的三個官職的合稱。
這一切的始源還是來自於周朝的太師、太傅、太保，這是最初的三公。
西漢年間，承襲秦制，雖然有三公，但是以丞相爲首，西漢的三公就是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御史大夫(大司空)。
到了東漢，就沒有了丞相，雖然有上公之稱，但大多是虛職，實際上以太尉、司徒、司空爲最高官職，三公下設九卿，分別屬於三公管轄，所以又叫三公九卿。
東漢末年，有兩個有名的四世三公家族，那就是汝南袁氏和弘農楊氏。
袁術、袁紹就出身於汝南袁氏這一個大家族，袁紹的高祖袁安爲章帝時期的司徒、曾祖袁敞爲安帝時司空、祖父袁湯爲桓帝時太尉、其父袁逢爲獻帝時司空、其叔父袁隗爲獻帝時司徒，一連四代人，出了五個擔任三公的高官，所以袁紹、袁術處處以“四世三公”來稱呼自家。
事實上，除了聲名遠播的汝南袁氏之外，楊修出身的弘農楊氏也是一個四世三公家族，從楊修的高祖楊震到他的父親楊彪，這一連四代都曾在東漢官居太尉一職，可謂是每一代都能“繼承”這一三公之職。試想，如果不是東漢滅亡，以楊修的才能，繼承祖業，估計也不是難事。
三公，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是就是這麼一個國之重器的官職，卻被世家大族世代把持，這種畸形的政治現象到底是有何而產生的呢?
東漢的官僚選拔制度
東漢官僚選拔，一般來說，有自下而上的察舉，和自上而下的徵辟兩種方式。
察舉，又叫選舉，是兩漢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徑，以“鄉舉裏選”爲依據，常行科目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經等科。
我們最熟悉的莫過於其中的“舉孝廉”，有名的曹操，袁術出仕之時，都是通過舉孝廉來踏入官場。
本來，舉孝廉，顧名思義，就是孝順清廉的意思 ，可是事實上經過幾百年的演變，早已經名存實亡，到了東漢末年已經有了“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的可笑局面。
真正的被舉薦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出自世家大族，東漢順帝六年，河南尹田歆掌握了察舉六名孝廉的名額，可是其中五名早已經被當權的貴族勳戚給內定了，真正的名士入選只有一人，這還遠遠早於三國時期，就已經這樣，到了東漢末年，估計六個名額真正靠實力的一個也沒有，全部是靠關係。
徵辟制度 ，相對來說，就主要是徵辟那些已經有了名望的人，主要分爲皇帝徵辟和州郡地方徵辟兩種。
被徵辟的士人一般來說，已經有了名聲，起點會高於纔出仕的那些被舉薦的人才，比如袁紹20歲的時候曾任濮陽縣長，傳出了很大的名聲，後來眼見朝廷昏暗，在爲母親服喪3年之後，竟然補了一個爲父親服喪，在家待了6年，就是不想出仕，六年之後，朝廷徵辟他，他也拒絕出仕，隱居洛陽。
同樣拒絕徵辟的人很多，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看不上徵辟他的人，有點是另有目的，比如司馬懿爲了拒絕曹操徵辟，不惜裝病7年。
門生故吏與二元君主觀
諸侯討董之時，袁紹的真實官職是渤海太守，而渤海郡其實是冀州下轄的一個郡，當時的冀州牧韓馥是袁紹的頂頭上司。
討董失敗之後，諸侯混戰，袁紹圖謀冀州，韓馥本身膽小怕事，加上自己是袁氏門生，害怕汝南袁氏的聲望，因此私下讓出了冀州牧的官職，這讓當時袁紹的聲望一時無兩，僅僅靠汝南袁氏的聲望，不出一兵一卒，就奪得了一州之地。
韓馥的“袁氏門生”，其實就與當時的選官制度有關，薦主與被薦人在政治上發生君臣關係，在私人感情上發生父子關係，被推薦的人如果對薦主不表現臣子的情分，就算忘恩負義，將爲士人所不齒。大官們歷年薦舉士人，形成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團。這就是“門生故吏遍天下”的由來。
不僅膽小懦弱的韓馥是袁氏門生，大名鼎鼎的董卓也曾經是袁氏故吏，熹平年間，董卓被司徒袁隗徵爲掾吏，後出任幷州刺史、河東郡太守，這是其政治生涯上的一個轉折點。
所以他對袁氏其實還是比較照顧的，當他掌控朝政之後，很多大事都與太傅袁隗商議，要不是袁紹在外面聯盟討董，他也不至於殺了袁隗與袁基一族。
所謂二元君主觀，封建時代，皇帝自然是所有人的君主，加上當時特殊的舉薦制度，舉主也算是被舉薦者的效忠對象，因此有人稱之爲“二元君主觀”。
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後漢書·袁紹傳》
四世三公家族的誕生，罪不在選官制度
三皇五帝時期，天下爲公，能者居之，所以有了“禪讓制”;夏商周時期，上至國君，下至普通官員，都是世襲制，又叫“世卿世祿制”;秦朝爲了橫掃八荒，一統六合，建立了軍功授爵制度，但是主要適用於戰爭期間;兩漢的察舉和徵辟，在初期也爲帝國選拔了不少優秀人才;至於之後的九品中正制和科舉制，在開創初期其實也都是非常先進的，適合當時社會發展。
只不過，最終因爲掌權者的私心，選官制度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才讓權利始終掌握在少數人手上，很多有才之士上進無門。
就兩漢而言，士人才能被稱之爲“人”，任何官員選拔也好，政治鬥爭也好，都是在這個圈子內的，普通百姓，只不過是“草芥”而已，曹老闆動不動就屠城，可是也有“唯纔是舉”的美名。
不說無論什麼制度，百姓都沒有上進之門，就說那時候的百姓連字都不認識，怎麼去當官?文書都看不懂，還不是被那些文書小吏所肆意矇騙?
所以說，世家大族壟斷官場，其實並不是選官制度的問題，而是人的私心作祟，無論什麼制度，執行者不能貫徹執行，都是如同虛設。
世家把持朝政之後
四世三公只是世家把持朝政的一個縮影，從當權者，也就是皇帝而言，自然是想改變這個局面的，有名無實的漢獻帝不說，桓帝、靈帝時期，其實也是有過多次舉措，比如兩次黨錮之禍，比如賣官。
兩次黨錮之禍，不用多講，雖然宦官集團看似勝利，士人集團短暫受壓，但是卻動了士族的利益，因此纔有了東漢滅亡之禍。
同樣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漢靈帝賣官，想想是不是覺得很不可思議，身爲至高無上的皇帝，官員本來就是隨便他任免，可是他竟然將官職明碼標價，到底是爲何?
範書《靈帝紀》：(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李賢注引《山陽公載記》：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範書《靈帝紀》：是歲(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曹操的老爹曹嵩就買了一個太尉的官職，其實這個賣官並不是像有些人臆想的那樣，你一個平民百姓，拿出幾百萬幾千萬，就可以去買一個官。
它首先還是得走流程，也就是選官，選上了官職，再去交錢，才能上任，這纔是賣官的真相，他的對象本來就是那些世家大族的候選官員。
而靈帝賣官爲了啥，從一個將錢存入“西園”，可以聯想到西園八校尉，那是漢靈帝組建的一支軍隊，用以分薄大將軍何進的兵權的。
而何進身爲外戚之首，又是士族所擁護，用來跟宦官打擂臺的。
可想而知，無論是賣官也好，黨錮也罷，其實都是皇帝早已意識到了士族集團的做大，不甘於朝堂被他們壟斷，所做的最後抗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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