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是歷史上存在比較短的王朝，但奢靡之風卻空前盛行，最引人注目的是門閥制度，門閥制度成爲西晉獨特的歷史現象，九品中正制給予他們最優越的政治地位，而將寒門弟子的晉升之路阻斷，造成了貧富分化的加重，在選官制度上，重要的官員職位均被世家大族把持，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獨特的社會現象。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美國的研究者凡勃倫《有閒階級論》中有關有閒階級的提法，從書中所提及的有閒階級的種種表現，與西晉的門閥制度極其相似，也可以說，西晉最先催生了“有閒階級”的概念，是人類史上一個偉大的創造性的隱形社會體制。以至於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西晉雖然很少被提及，但卻深深地影響了日後的政治結構和社會體制。
一、奢侈之風盛行——門閥集體病態鏡像
九品中正制選官制度到中後期，就變成了門閥士族特有的特權保護傘，這體現在門閥士族所獲得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特權的固化，而門閥士族又有尊卑貴賤森嚴的等級界限的規定，任何人都不得僭越貴族身份，而彰顯貴族身份最好的方式是——奢侈之風。換句話講，門閥士族正是通過揮霍社會財富和奢侈放蕩的生活，來釋放特權貴族階層特有的優越感，這一切已經成爲西晉時代特有的病態標籤，在讓社會財富以驚人的速度增長的同時，又加速了王朝的滅亡。
酗酒—釋放特權階層虛榮心的工具
與魏晉風流的清談不同，士大夫的飲酒並非正常宴飲或政治訴求的需要，也並非借酒澆愁，而是以酗酒取樂，行爲放誕不羈，同時以殘暴而誇張的行爲對自身財富和特權進行炫耀。
在《世說新語》中有對竹林七賢飲酒的描述，阮籍和劉伶都是嗜酒如命的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在《晉書》卷四十九《山濤傳》中，山濤“飲酒至八斗方罪”，可見酒量過人，而山簡是山濤的兒子，以“高陽酒徒”自居，行爲更加荒誕不經。
在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很形象的說明了士大夫的奢侈而頹廢，放浪形骸的宴飲方式——“諸阮皆能飲酒，不復常用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石崇是當時的大富豪，權勢非常大，經常與同僚鬥富，而宴飲也是炫富的好場所——“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表面上看他是殘忍，實際上卻是對權勢和力量的釋放，是一種貴族特權階層特有的病態虛榮心。
酗酒對士族精神意志的閹割
酗酒不僅造成了糧食的浪費，還讓這些特權階層的財富無法流向國家需要的地方，比如賑災、比如公共設施建設、社會福利發放，讓私人財富濫用到變態的程度，而國庫空虛則一日甚於一日。
而且由於士族在朝廷中佔據着最重要的官位，終於沉迷酒精中渾渾噩噩，也無法在自己的崗位上創造社會財富和精神價值，會導致國家的迅速衰落。
更重要的是，整個士族階層如同被精神閹割，沒有半天陽剛之氣，頹廢、低迷，脂粉氣，在兩晉的官員中因爲飲酒怠政的人比比皆是，更可笑的是士族階層選擇要任職的地方，竟然以酒作爲判斷標準。張季鷹被稱爲“江東步兵”，他說：“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阮籍請求擔任步兵校尉的職務，僅僅因爲步兵廚房裏存了幾百斛酒，真是何其荒唐!而阮籍這般學富五車的人，竟因貪戀杯中之物，導致他的才華無法正常發揮，這也是社會無形的精神損失。
而士族從此變得弱不禁風，內心十分羸弱，一旦遇到少許挫折，便寄情於酒。在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中記載，阮籍不滿當朝統治，別人問起他，答曰：“阮籍胸中有塊壘，故需酒澆之”。這在當時已經成了一種文化的潮流。
鬥富——羣體炫耀性消費，畸形社會下的產物
如果說飲酒還是一種貴族階層的文化，鬥富則是虛榮心赤裸裸的體現，揭下最後一塊遮羞布。
鬥富是畸形社會下的畸形虛榮心的呈現，他們在飲食、住房和奢侈品方面的過度消費，導致社會財富流向不健康的奢侈性消費，快速消耗着民脂民膏。
富人階級是很會吃的，在飲食方面，務必追求精美、昂貴和新奇，西晉士族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蒸餅上不訴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日無下箸處”。其子何勁更有過之，“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
王濟在家設宴款待晉武帝，王濟在家設宴款待晉武帝，”蒸豚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日:‘以人乳飲豚。’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可見，其之廚膳亦遠勝御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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