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如何詮釋“忠君愛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我們常說，“家國情懷”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涵，而“家國情懷”的核心就是愛國主義精神和心懷天下的責任感和擔當意識。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內亂紛紜、外敵入侵之際，就會有士大夫或英雄人物挺身而出，“鐵肩擔道義”，擔負起對抗強暴、力挽狂瀾的重任。
但有一個現象需要引起注意：古代的“忠君”與“愛國”常常混爲一談，可謂是一筆分不清的“糊塗賬”。
例如《孟子》中說“聖人三日無君則惶惶然”，蘇軾也曾評價憂國憂民的愛國詩人杜甫雖然終身不得重用卻“一飯未嘗忘君”。
明代的“讀書種子”方孝孺更是爲了效忠建文帝，拒不爲謀逆的燕王朱棣草擬即位詔書，不僅自己被凌遲處死，還連累親友，被誅了十族(“九族”還要加上學生)。所以魯迅先生認爲他頗有些“迂”：誰當皇帝本就是他們朱家的家事，何必如此固執!
那麼，應該如何看待這種“忠君”與“愛國”不分的現象呢?
首先，自然應該站在古人的角度歷史地認識這種現象，畢竟我們無法要求古人具有現代意識;另外，當然也要認清這種觀念的歷史侷限性，剔除糟粕，以服務於未來。
在中國封建社會，所謂的“國”就是“天下”，“天下”不是普通庶民的“天下”，而是皇帝的“天下”——皇帝的“家”，這是皇帝家族的整體利益。用希臘思想家亞里斯多德的話說，這叫“家族統治”模式。
《禮記》中說，中國歷史經歷兩個階段：一是“天下爲公”階段，二是“家天下”階段;“天下爲公”階段已經過去，如堯舜禹或原始共產主義階段;先秦以後的古代社會是“家天下”階段。
儒家思想的全部命題始終圍繞着如何治理“家天下”展開討論。如君臣父子之道、忠君愛國之道、心性修養之道，等等。
中國社會的“家天下”從商周開始，直至清朝，即先秦兩漢、唐宋元明清。
中國古代的“家天下”文化和儒家思想有關。
儒家最看重社會的整體利益即國家利益。儒家認爲，個人是社會的一份子，有義務爲國家和社會服務。這是儒家思想的精華。
但中國古代社會是封建君主制社會，國家的所有權力掌握在皇帝家族手裏，所以國家、社會的利益首先是指皇帝家族的利益，而非普通庶民的利益(權利)。
從這個層面說，中國古代社會不同於西方古典文明的“國家”模式。
在希臘、羅馬時代，國家是指由全體公民組成的集團，如雅典公民團體、羅馬公民團體。這種公民團體集體參政、議政，共同商討和決定國家大事。所以雅典國家又叫民主制國家，羅馬社會又叫羅馬共和國。
希臘、羅馬文明的“國家”概念和全體公民的利益有關，公民佔全國總人口的一部分，其餘人口或者是奴隸，或者是外國人。
希臘、羅馬社會的奴隸或外國人不是公民，沒有公民權，所以希臘、羅馬的國家模式存在歷史的侷限性。
中國古代社會又叫封建社會或君主制社會，真正的“封建社會”不是秦漢以後的朝代，而是夏商周。
比如西周，周天子分封諸侯，周天子在上，諸侯在下;周天子負責統領天下，諸侯負責治理地方，這種等級秩序不能顛倒或混亂。天子和諸侯的關係既是親戚，又是臣民，這叫尊尊和親親。
秦朝以後，中國進入郡縣制社會。秦漢以後的郡縣制不同於西周的分封制。分封制的諸侯權力很大，有獨立封地，可以自主收稅和任免官吏。
郡縣制則不同，郡縣制的地方長官由皇帝獨立任免，地方長官沒有封地，沒有賦稅權，只是依靠朝廷俸祿生活。
雖然秦漢後的郡縣制不同於西周的分封制，但維持社會秩序的意識形態基本一致，即儒家提倡的周禮，或叫君君臣臣之道。
從歷史上看，中國古代的“天下”是某一姓氏的天下，古代的“國”是某一家族的“國”，和普通庶民的權利沒有直接關係。或者說，中國古代的“天下”、“國家”和“家族統治”實質上是一回事。
如西周的“國”是周代皇族的天下、秦朝的“國”是秦始皇的天下、漢朝的“國”是劉邦一家的天下、唐代的“國”是李淵或李世民一家的天下、清朝的“國”是愛新覺羅氏的天下，等等。
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天下、國家和皇族利益是一個概念，本質上沒有區別。
所以儒家思想歷來重視“孝”道，如君臣、父子、臣民。在儒家看來，君臣、父子、臣民的關係和父子的關係很相似;其中既包含等級，又包含情感，這叫“禮”和“仁”的統一。
中國古代地方官又叫父母官：地方官既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又是百姓的國家權威，兩者同時兼備。
根據家族統治模式，儒家提出的口號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論處在哪個層次，治國安邦都是某一皇族的分內事，和庶民的權力無關。
中國古代百姓又叫草民、庶民或臣民，無論怎麼稱呼，臣民及其財產都是皇帝一家的權利，屬於私有財產。換言之，普通臣民都是爲統治階級服務的。
孟子說，社會分爲兩大階層：一是食人者，二是食於人者;食人者供養別人，食於人者被別人供養。
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話語說，這叫古代的階級壓迫;用現代社會學的話說，這叫社會分工。
從古代社會關係上說，國家的土地、財物以及庶民屬於皇帝家族的私有財產——動產或不動產。這是“家天下”統治模式的基本含義。
從法律上說，國家權力掌握在皇帝家族手裏，普通庶民沒有獨立權利，庶民和皇權的關係是依附和被依附的關係。
中國古代有科舉取士的辦法，目的是從民間籠絡人才，負責治理國家。
其實科舉高中的人才本質上是爲皇家服務，用現代的話說，叫高級打工仔。
但打工仔不是老闆，充其量算是總經理，如果幹得好可以升職加薪，如果幹不好會被皇帝炒魷魚。即使像李斯、韓信、魏徵、曾國藩、李鴻章那樣的高級官吏也是打工仔。
封建社會的各級官吏沒有獨立人格，他們的思想意識要服從於皇權，他們和皇權的關係依然是依附和被依附的關係。
中國儒家思想可以解釋這一點。儒家思想對皇家官吏的基本要求是“怨而不怒”。
所謂“怨”是指對皇帝的做法有看法或有意見，但前提是不能否定皇帝，否則就是大逆不道。
如古代的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都寫過包含“埋怨”情緒的詩歌，像屈原的《離騷 》、杜甫的“三吏三別”、白居易的《長恨歌》，但他們從來沒有否定皇權的思想。
“怒”就是否定皇權，是道德意義上的大逆不道，對於古代知識分子而言，這顯然是一種奢侈。
至於什麼樣的人敢於對皇權發怒呢，就是像陳勝、吳廣、張角、黃巢那樣的農民義軍了。《水滸傳》中的李逵、魯智深也屬於這種類型的人。
中國古代“家國”不分的思想從晚清以後發生變化，即孫中山提出的“天下爲公”理念。
孫中山的思想並非完全來自西方，而是和中國古代文化有關聯。
如“禮記”早就提出“天下爲公”的思想，只不過孔子認可西周那樣的“家天下”社會，而非逝去的“堯舜禹”時期。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對方孝孺式的“愚忠”並不贊成的魯迅，對他仍然是尊重甚至是痛惜的，這一點從他以方孝孺之“迂”來比他最喜愛的青年作家、“左聯“五烈士之一的柔石這件事中可見一斑。
總之，家國情懷、愛國主義是中國古代文化的優良傳統，對於這種傳統我們應當發揚光大，只不過應當根據新時代的要求，除其糟粕，取其精華，這也是現代文明社會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