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濮議之爭”的事件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濮議之爭是北宋英宗時期，圍繞着對其生父濮王趙允讓能否稱“親”而掀起的一場政治事件。皇帝、朝臣、太后三方勢力都被捲入其中。宋英宗在位的短短五年裏，濮議基本上貫穿始終。它不僅在英宗朝掀起了巨大的風浪，且對後世影響深遠。歷史對濮議的論述繁雜，但總體而言多是出於禮法、政治等兩方面進行考量。
宋英宗在即位之初，權力不夠集中，便藉由宰執之手，以濮議爲契機，實行“異論相攪”的政策。濮議以後，朝中原來權力格局被徹底打破，一大堆前朝舊臣被貶謫出京，專制皇權得到了大大的加強，自英宗之後，宋朝皇帝的權力受士大夫的制約越來越小。
母疑子懼下的帝后之爭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暴崩於福寧殿”，其養子趙曙在太后曹氏的支持下順利繼位，即宋英宗。本該和諧的母子關係，卻由於宋英宗、太后本來不相親以及後期內侍挑唆、太后久不放權、濮議等一系列事件，使得雙方之間摩擦不斷。
· 帝后不和埋下了矛盾的種子
英宗乃出繼之子，雖早年就被收入宮中，交由後宮撫育，但實際上他與宋仁宗和曹太后之間的關係並不親密。一方面是由於宋仁宗一直盼望能由其親生兒子來繼承皇位，故朝中大臣曾在其得疾以後，數次請求早立後嗣，以安國本，都未許。韓琦也曽請求建學於內中，選拔宗室之中謹厚好學之人入內學，“欲以此感動帝意，乘間即言宜早立嗣。”而宋仁宗也以“後宮一二將就館”而推辭了。
故幼時宋英宗雖養於後宮，但宋仁宗對其並不上心，他與宋仁宗關係也就無親厚可言。嘉祐七年(1062)八月初四，宋英宗初立爲皇子，乃“召居禁中，其時先帝爲左右奸人所喋，不無小惑。內外之人，以至陛下舊邸諸親，無一人敢通信問者”。可見，到此時，宋仁宗對其態度仍舊十分冷淡，甚至任由英宗爲左右奸人所苛責，飲食都不能得到保障。沒有宋仁宗的支持，曹皇后也不敢明裏相助，只能暗下偷送食物與之。
可見當時宋英宗獨居幽宮之中處境之艱難，這也爲之後帝后不和埋下了矛盾的種子。再者，英宗雖幼時就養於宮中，但他也並不是唯一的皇位繼承人選。當英宗堅辭仁宗所受宗正之命時，諸中貴人曾推薦燕王元儼之子允初。“章獻嘗自言夢周王祐來告，將脫生荊王宮中。時允初始生”，故得太后喜愛，養于禁中，既長乃出。因此仁宗有言：“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惠;大者可也。”其中不惠者即指允初，而大者乃爲英宗。
· 兩宮的關係幾乎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這種未來的不確定性，也使得宋英宗在迎高踩低的宮中步履艱難。在這種困境之下，自然與仁宗、曹後就不會親近，而與其親生父母更爲關係密切，這也爲其後濮議稱“親”埋下了伏筆。宋英宗即位不久即成疾，初時只“不知人，語言失序”，召醫官侍疾，而後“上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朝政也無法處理。朝臣乃請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權同處分。
嘉祐八年(1063)六月，“帝疾既平，猶未御正殿”。大臣多次奏請太后罷權同聽政，然其久不放權，使得兩宮之間的關係漸趨緊張。“帝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尤少恩”，左右之人因此十分不悅。當英宗病重時，又常因言行不當，觸怒太后，左右之人乃趁機向太后進廢立之言，如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宮。至此，兩宮的關係幾乎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宋英宗：太后待我無恩
宋英宗也曾與韓琦等言：“太后待我無恩”。大臣們以舜之大孝勸言：“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自是以後，帝乃不復言太后短。帝后之間的關係在大臣們的調和之下，逐漸得以緩和。到治平元年(1064)五月，太后“出手書還政”，不再處理朝政。至此，兩宮各居其位，各理其政，表面上，一片祥和。
· 直到濮議爆發，平靜的局面再一次被打破
治平元年(1064)五月，宰臣韓琦等首發此議，英宗下令“須大祥後議之”。治平二年(1065)夏四月，詔禮官及侍制以上者，再論濮安懿王典禮。朝臣之間爲了各自的利益，議論洶洶，一時間禮難以定。而太后聞之，內出手書譴責韓琦等不當議稱皇考。英宗見太后手詔，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乃“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
可見，雖然此時英宗皇帝已經親政，但他對曹太后的畏懼心理仍舊存在。這也說明曹太后此時在朝中的影響力仍舊十分深厚，而英宗的皇權則相對勢弱一些。所以在濮議的第一次交鋒中，是以英宗的妥協而暫時結束的。然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朝堂之上宰執和臺諫兩派大臣更是各自據理力爭。直至治平三年(1066)正月，曹太后的又一封手書，使得這個爭論繁久的事件終於迎來了一個大轉折。
曹太后
曹太后稱“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乃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後。”曹太后前後態度如此大的轉變，也使得朝堂一時驚懼不已。對於其做出如此大讓步的原因，史書中雖有許多猜測之語，但並無明確的記載。呂誨等言“言韓琦交結中官蘇利涉、髙居簡，惑亂皇太后，致降手書”。
太后的讓步也可以反映出，此時英宗的皇權與之前相比已經大爲集中。英宗已經不再懼怕曹後手中所掌握的勢力，故兩宮在濮議的第二次交鋒中是以英宗的勝利而終結。英宗與曹太后的這一場權利之爭，隨着濮議的蓋棺定論而落下了帷幕。英宗在曹太后的扶持之下順利繼位，繼位不久後又積憂成疾，曹太后順勢垂簾聽政。
在此背景下，曹後的在朝中的威望是相當深厚的，而英宗則相對勢弱。再者兩宮關係並不和諧，且爭鬥不斷。而直到濮議爆發，英宗利用這一場爭鬥，打擊了曹後的朝中勢力，努力培植自己的勢力，樹立威望。帝后之間的這一場爭鬥，終以英宗的勝利而結束。
英宗繼位以來，以濮議爲中心，朝堂上一直暗流涌動。在帝后之爭以外，大臣之間也以禮學爲武器，分爲稱親和稱皇伯兩派，爲了實現自己的主張而爭鬥不斷。
· 臺諫派與宰執派
其中以司馬光爲首的臺諫派從義理的角度出發，強調“禮對於維持社會尊卑等級結構的現實意義”，從而達到維護專制皇權的正統性的目的，主張稱皇伯。而以韓琦、歐陽修等人爲首的宰執派則從人情的角度出發，來“彰顯禮的人性本質”，主張稱親。早在對濮王論禮之前，司馬光就曾於嘉祐八年(1063)四月二十七日上言：“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
在此篇奏疏中，司馬光從義理的角度出發，論述了英宗作爲仁宗的繼子，已經由原來的小宗之子成爲大宗之後。在地位上大宗尊於小宗，故喪服制度上，對其本身父母只齊衰一年，以此來勸諫英宗皇帝勿要顧私親而做侵禮之事。到治平五年(1068)，果有朝臣“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而英宗此時正在爲仁宗服喪，便下詔令“大祥”後再議。
治平二年(1065)四月，英宗爲仁宗服喪已畢，“乃下其奏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即英宗先爲仁宗之子，纔有資格繼承皇位，這就涉及到了英宗皇位繼承的合法性問題。
· 稱親和稱皇伯
雖然濮王是其生父，但是隻是小宗，爲了避免有合小宗以入大宗之嫌，就必須區別二父，隆大宗而降小宗。也就是說司馬光認爲，在面對皇位傳承的正統性問題時，血緣親情應該讓位於宗法禮制。濮王於仁宗爲兄，仁宗於英宗爲父，故濮王於英宗稱皇伯，也就是無任何爭議之事。按前朝事例，漢宣帝、光武帝等稱父爲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乃“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族考”。
故兩制禮官認爲，於濮王稱皇伯而不名是有理有據，符合典禮規範的。針對於以上所言，贊成稱親的宰執派也提出了有力的回擊。韓琦等言：“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韓琦從禮之本“人情”出發，認爲雖然以義理來規範社會，但“人情”仍然是古往今來良好社會道德風氣形成的緣由之所在。
韓琦等言：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
與司馬光只注重禮的社會規範作用相比，韓琦更進一步考慮到了人性的問題，使其對濮王稱禮的論斷更加具有人情味。按今文與《五服年月》“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期。”可見出繼之子對其所後和所生父母皆稱爲父母。但“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繼”，爲全恩義，就須降服，但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而王珪等所議皇伯之稱，於典禮並無依據。
而如兩制禮官所言，若稱本生父爲伯叔者，則會導致典禮乖違，人倫錯亂，此乃不得稱皇伯之由。然歐陽修在英宗議濮王典禮時言：“今國家追崇濮王，其禮數三而已;稱親一也，置園二也，立廟三也”，並未有幹亂京師昭穆之意，是符合義理，也符合人情的。這一場禮儀之辯雙方各有所據，而終以宰執派據理力爭，而臺諫勢力被盡數逐出朝堂之上爲暫時得到平息。
看似宰執派成了此次辯論的最大贏家，但實際上，這場爭論之後，英宗藉此清理了朝堂之上不聽從於他的大批大臣，大力削弱了臺諫的勢力，拉攏了大批宰執派的大臣，使得權力極大地集中到了他一人的手上，逐漸擺脫了其繼位以來，權力分散的困境。
濮議之爭帶來的後果
結語
濮議之爭持續時間之長，參與人員之廣，都是在之前所未曾出現過的，對宋朝的國運走勢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宋朝發展到英宗時期已經出現了傾頹之勢，而此時皇帝和朝臣們卻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內部的爭鬥之中，他們結黨成風，相互打壓，延緩了改革的進程，使得這種積貧積弱的局面日益加深。
英宗以後即位的宋神宗雖進行了熙寧變法，但對宋朝也只是一劑強心針。且隨着神宗駕崩，王安石變法也被迫停止，此後變法變成了大宋朝廷一個禁忌，朝臣圍繞改與不改的爭鬥更爲激烈，宰執派與臺諫派的爭鬥也演變成了守舊黨與變法派的爭奪，最終朝廷內部的不和導致宋朝國勢越來越疲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