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媒體稱爲“中國最後一位貴族小姐”。
人們紛紛感嘆，她就是中國版的唐頓莊園大小姐。
更有人稱讚她是東方的超級名模卡門·戴爾·奧利菲斯。
民國時期的“大家閨秀”，家境優渥，書香門第，但多給人留下交際花、嬌小姐、少奶奶之類的印象，在歷史上留名，也多因爲她選擇的男人，比較有名。
印象中，女子的貴族風範，似乎只是一出紙醉金迷的私生活、無休無止的交際和揮霍祖上財產做支撐的皮影戲。
沒了虛浮的奢華，便沒有沒落的貴族。
只有鄭念一人獨佔鰲頭，受人青睞且毫無詆譭之意?
鄭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出生於北京，後在天津長大。
她的祖父姚晉圻，曾入選翰林院庶吉士，參與過戊戌變法，極重教育，曾任湖北教育司司長。
她的父親姚秋武，早年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後，在中華民國革命海軍艦隊任職，是少將軍銜。
當時的天津名流雲集、名門望族紛紛置下房產，玩樂風尚漸漸興起，形成上流社會。許多名媛都曾在交際場合，大出風頭。《北洋畫報》更啓用富家閨女做封面，爲這股名流之風推波助瀾。
家世顯赫，再加上她天生美貌，還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的她，就曾四次登上北洋畫報封面，成爲京津衛地區的“風雲人物”。
一般來說，只要在北洋畫報上露了面的人，都能成爲社交界最紅的明星，無限風光。
在鄭念之前，因在畫報上露了面而名噪一時的，是趙一荻。就是那個16歲與少帥張學良私奔，成就一段愛情傳奇的趙四小姐。
可鄭唸的美，卻像流星過境，嗖嗖四下，一閃而過，沒有成就什麼傳奇姻緣。
她懂事，也聰明，安心聽從家裏的安排，讀完了中學，考上了燕京大學，之後就出國了。
在與牛津、劍橋齊名，號稱G5超級精英大學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取得了碩士學位。
在天津，她追求者衆多，到倫敦才遇到真愛。
20歲，她與正在學院裏苦讀博士的鄭康琪相戀並結爲夫婦。
多年後，她談到女兒梅萍時曾評價說：“她並不意識到，一個像她這樣教養極好且出身於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
她還明確表示，雖然女兒當電影演員她不反對，但她打心底裏希望她能從事以文化知識爲資本的工作，而不是靠她的外貌。
鄭念懂別人，更懂得自己。她知道自己的家世不只是錢財上的富有，而是學識、眼界上的充盈。
像她這樣的才女，應該享受的絕不只是交際場上出風頭。
(鄭念與女兒鄭梅萍)
婚後，鄭康琪在外交部任職，遠赴澳洲任職。
夫婦兩在澳洲生活七年，女兒也在澳洲出生。
1949年春，鄭念隨夫從香港回到上海。
她說，“他們是懷着一顆赤子之心回國，希望爲國家做貢獻。”
鄭康琪受聘爲陳毅市長的外交顧問，後來成爲殼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
這是一家大型的跨國公司，也是1949年以後唯一留在內陸的西方石油企業。
當時的上海，百廢待興。
多事之秋的季節裏，很多富人都變窮了。很多工廠撤出上海，工商業者也一起搬到內地安家。
而鄭念在丈夫去世多年，生活質量依舊。
靠牆排列着書架，上面是中英文書籍都有。
檯燈下，還安置了皮沙發，供閒來無事，多多閱讀。
一位經常拜訪她家的英國友人稱讚說，“這裏爲乏味都市中舒適、優雅的綠洲。”
鄭念不願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家裏依舊有僕人，管家，廚師。
對此，她自豪地說，“在上海，私人很少有像我這樣的居住條件。這個一千萬人口的城市裏，大約只有十多戶人家的家庭仍舊保持着老的生活樣式。”
家，是丈夫去世後，她與女兒生活中的避風港。
然而，一場風暴就要來臨了。
無形的威脅正懸在空中。
1957年，鄭康琪因病去世，鄭念接替了丈夫的工作，擔任英籍總經理的顧問。
鄭念起草無數多家公司與內陸之間的重要通信。
總經理回英國，或者出差去北京，她代行總經理的職權。
她爲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因爲她是享有在世界著名公司裏從事高級職位僅有的女性。
似乎生活中的一切，與鄭念自身，都是想匹配的，丈夫的身份、工作的體面、當然還有她自己的日常。
她家裏有唱片，經常邀朋友一起聽。女兒回家時，解悶的事，是彈鋼琴、聊國內外局勢。
但1966年春天，殼牌石油公司關閉了在上海的辦事處，鄭念正打算用這段空餘時間，與女兒一起去香港旅行。
可那年的一天清晨，家裏來了兩個陌生人。
鄭念很愛看報紙，對社會上的風雲變化了如指掌。她知道，這次來的兩個人，一定與那場即將到來的大風暴有關。
僕人向她描述了那兩人的外貌，其中一個是鄭唸的同事。
她琢磨了一會兒，決定用磨洋工來讓自己思考該如何應對。冷靜中，她還不忘讓管家給兩人上冷飲與香菸。
下樓時她走得慢極了，竭力顯得鎮靜、沉着。剛走進會客室，便打量起他們來。
一個小時後，她被拉去參加了批鬥會。
晚上，她選擇步行回家，讓自己有多餘時間思考。
她拉來了好幾個朋友，分析如遇困難，個人該如何行事。
就在這種時候，她居然用當年勝任高級職員的經歷來安慰自己。
想起自己三番五次證明了自己的能力，贏得了員工的尊重和信任，讓一個女人去管理他們。
她對自己說，“沒有什麼事情比迎接生活的挑戰，克服一個個困難來得更令人高興的了。”
可是，這一次，生活給她的挑戰是進看守所。
這是在1967年。
理由是鄭念因爲過奢華的生活，走資本主義路線，長期在跨國公司供職，有很大的間諜嫌疑。
可剛一進去，就因爲自己可能有機會用另一種方式來體驗生活，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度過一生中的某一段時間而激動。她居然暫時忘記了自己的危險境地。
可是她立即警覺起來了。
因爲看守所太髒了，蜘蛛網自上而下垂着，牀上滿是污垢，不怎麼亮的小燈泡徹夜不熄。
鄭念請求關燈。
要求被駁回，不過午夜過後，燈光還是熄滅了。
黑暗掩蓋了污穢。
鄭念後來回憶起看守所的時光時，總覺得熄燈後黎明前的片刻黑暗始終是她恢復自尊、感到新生的時刻。
那時，她暫時擺脫了看守戒備的目光，擁有了片刻的自由。
儘管如此，她還是無法忍受白天裏，四處可見的骯髒。
就在向管理員申請生活必需品時，她申請了一小盒面霜，還希望能有水打掃牢室。
要求被駁回。她便振振有詞背誦毛主席語錄：“以講衛生爲光榮，不講衛生爲恥辱”接着溫言款語來了一句，“能給我一些清水洗牢室嗎?”
等啊等，她終於等到了足夠的水。
結果，女看守說她這樣做，是想把資產階級生活帶到看守所來。
鄭念不爲所動，她靠背唐詩三百首打發時間。
不久，她還看起了報紙。儘管燈光微弱。
她可以哭的，但她沒有。
她說，哭會讓她給別人留下軟弱的印象。其它時候，可以哭。但在看守所這樣的艱苦環境裏，堅決不能哭。一哭，人就沒有鬥志了。
她活着出去見女兒，這是她努力生存下去的唯一念想。
後來，她雙手被手銬反扣在身後，手腕被磨破了，手也腫了起來。
僅僅十一天的時間，她的手就麻痹了，舉不過頭頂。
她只能靠堅持鍛鍊來恢復，數月後，她的手才能舉過頭頂。而整整一年過去後，手臂才能重新伸直。
未來的兩年之內，她的手背依然沒有任何知覺。
然而，六年來，她拒不認罪，也沒有揭發任何人。
別人的恐嚇，從未將她嚇倒。
因爲天冷，她請求添加衣物，可她堅決不穿囚衣。一來，她沒有罪。二來，囚衣套上之後，她僅剩的一點尊嚴與獨立就沒了。
最終，她的堅強爲她贏得了自由。
出獄前，一個醫生對她說，“你在這兒期間，表現得並不好。實際上，這麼多年來，我們從未見過像你這樣的犯人，如此好鬥不馴。”
讓她挺下去的不是自己的好鬥，而是她確信出獄後就能見到女兒。
正是確信一定能見到女兒，所以1973年出獄前，她還做了一件事。她反對就這麼“自然而然地”刑滿釋放，竟然拒絕出獄。
她說，“我沒有罪，我要你們賠禮道歉。另外必須在上海和北京兩地的報紙上公開刊登道歉聲明。”
看守覺得好笑，只好騙她說女兒在外頭等着她。成功轉移她的注意力後，就一邊一個把她架出了看守所。
六年來，她第一次照鏡子。
一看鏡中的自己，她大吃一驚。
臉色蒼白，雙頰深陷，體重只有77斤。
一縷縷乾枯的灰白頭髮黏在頭上。
唯一顯得特別明亮的，只有一雙眼睛了。
她端詳自己很久，許下願望：希望不久臉色能紅潤起來。而眼睛，她最美麗的眼睛，能以寧靜的眼光來看待世界，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一副驚弓之鳥的神情。
她積極地“修繕”身體，也修繕新住所。
別人告訴她女兒自殺了。她不信。因爲女兒的性格像她，是不會自殺的。
這時候的她，又有了新的生存目標：追查女兒的死因，讓真正的罪犯伏法。
這個想法是相當天真。
可是，鄭唸的許多想法都是天真的。
出獄後的她，依舊善良，從不因爲自己遭了罪就隨意踐踏他人。
一位阿姨被安排進來照顧她生活。
起初，阿姨監視她。
後來兩人關係好了，給花園砌牆時，阿姨就主動請纓要回蘇州老家，讓老公幫忙買磚頭。
鄭念覺得阿姨是個頭腦簡單的人。阿姨卻整天樂呵呵的，給鄭唸的評語居然是，“哎呀，你一點不像他們說的。你人真好。”
後來，朱太太一家搬來了。鄭唸對朱太太很是頭痛，經常諷刺她。可是兩家總是一個屋子進出，鄭念後來還經常幫她去國營小賣鋪裏買高級香菸。
來監視的人中，還有一個叫大德的男生。他聽說鄭唸的英語口語是全上海最好的，前來向她討教。
結果，大德雖然依舊在監視，卻經常陪鄭念出去購物，代她排隊，人多時就把人推開，給她讓路。
大德人高馬大，一眼就能看見貨櫃裏在供應什麼食物。
他對鄭念說，“我喜歡和你一起出去購物，你總是揀最高級的東西買，這使我感到很有勁。”
兩人約着一起去吃大餐，“我能帶你到任何一家你想去的餐館。”鄭念說，“不考慮花多少錢。”
聊天時，大德的個人主義讓她覺得驚訝，而大德則覺得她笨得可以。
生活寬裕後，她覺得對每個人都要慷慨。
新年時，她孤單一人，有朱家、阿姨和大德作陪，她很高興，居然一次性買了一個大蛋糕和兩斤巧克力送給朱家。
後來朋友到訪，竟說，“真奇怪經過這麼一番折磨，但你看上去還是比實際年齡要年輕。”
福樓拜曾經說過：一位真正的貴族不在他生來就是個貴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貴族的風采和尊嚴。
命運對她不公，她卻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六年的牢獄生活，沒有將她打垮，因爲她覺得出獄後，見到女兒時一定要體面。
得知女兒已去世，她再次披上戰衣，四處奔走調查。
最後，她決定離開祖國。
兩個妹妹都在美國生活，她六十五歲了，也應該享受姐妹團聚的幸福了。
到了異國，她很快適應了現代化的生活，超級市場的購物、銀行自動存取款等等。
她開始隨心所欲的安排生活了。
家族存在海外的錢，夠她生活了，她對物質並不避諱，每天都享受着豐富商品與第一流的服務帶給她的安全感。
可是，她似乎還剩下一點鬥志。她總覺得似乎有一種東西在強迫着她，要把心中的話一吐爲快。
她開始寫作。
一個人堅持不住的時候，身旁的摯友就鼓勵她寫下去。
1987年，她出版了全英文寫作的《上海生死劫》，追溯那段悲痛的經歷。
出版的當年，就成爲超級暢銷書，享譽多國，再版多次。
書的開頭寫了幾個字：獻給梅萍。
這是她死去女兒的名字。
而作者的名字，也從姚念媛變成了鄭念。
這，紀念的是丈夫鄭康琪。
這本書以其細緻入微的洞察力，樸質的敘述打動了很多讀者，其中就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南非作家庫切。
給《紐約時報》寫書評時，他稱讚道，“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憶錄最偉大的可貴之處，在於她對自己抵抗心理和身體的壓力的記錄。信息多，充滿了勇氣的，吸引人的書。”
這本書，記錄的是一個女人的一生最災難性的時刻。
也記錄下了她無盡善意的時刻。
經歷了諸多苦難，她最後是認命的。她覺得女兒的死是命中註定的，她抗爭不了。可是她的命，也是註定的。
她是個基督徒，她覺得既然上帝讓她堅強的活着，把她對生活的要求，把她一直尊崇的優雅，說成好鬥不馴，那她就這樣活下去。
2009年，她在家中洗澡時，不慎燙傷。由於是獨居，她的傷勢未能及時發現，後又因細菌感染，最終不治，以94歲高齡走完一生。
朱大可說，她有比古瓷更硬更美的靈魂。
《上海生死劫》的出版讓她的生活再次忙碌起來。她開始了全美巡迴演講，還設立了“梅萍基金會”，專門資助中國內地的留美學生。
她的善良讓人銘記於心。
加拿大歌手柯瑞·哈特就專門寫了一首鋼琴曲向鄭念致敬。
她的美，是有風骨的。
她，一輩子都是傳奇。
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只擔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
到了鄭念這裏，試問苦難是否配得上她?
美，對她來說，是一種責任。
紙醉金迷裏的保持優雅得體，不算什麼。日常生活裏保持優雅得體，也不算什麼。
遭受苦難時的優雅與善良才最可貴。她被媒體稱爲“中國最後一位貴族小姐”。
人們紛紛感嘆，她就是中國版的唐頓莊園大小姐。
更有人稱讚她是東方的超級名模卡門·戴爾·奧利菲斯。
民國時期的“大家閨秀”，家境優渥，書香門第，但多給人留下交際花、嬌小姐、少奶奶之類的印象，在歷史上留名，也多因爲她選擇的男人，比較有名。
印象中，女子的貴族風範，似乎只是一出紙醉金迷的私生活、無休無止的交際和揮霍祖上財產做支撐的皮影戲。
沒了虛浮的奢華，便沒有沒落的貴族。
只有鄭念一人獨佔鰲頭，受人青睞且毫無詆譭之意?
鄭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出生於北京，後在天津長大。
她的祖父姚晉圻，曾入選翰林院庶吉士，參與過戊戌變法，極重教育，曾任湖北教育司司長。
她的父親姚秋武，早年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後，在中華民國革命海軍艦隊任職，是少將軍銜。
當時的天津名流雲集、名門望族紛紛置下房產，玩樂風尚漸漸興起，形成上流社會。許多名媛都曾在交際場合，大出風頭。《北洋畫報》更啓用富家閨女做封面，爲這股名流之風推波助瀾。
家世顯赫，再加上她天生美貌，還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的她，就曾四次登上北洋畫報封面，成爲京津衛地區的“風雲人物”。
一般來說，只要在北洋畫報上露了面的人，都能成爲社交界最紅的明星，無限風光。
在鄭念之前，因在畫報上露了面而名噪一時的，是趙一荻。就是那個16歲與少帥張學良私奔，成就一段愛情傳奇的趙四小姐。
可鄭唸的美，卻像流星過境，嗖嗖四下，一閃而過，沒有成就什麼傳奇姻緣。
她懂事，也聰明，安心聽從家裏的安排，讀完了中學，考上了燕京大學，之後就出國了。
在與牛津、劍橋齊名，號稱G5超級精英大學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取得了碩士學位。
在天津，她追求者衆多，到倫敦才遇到真愛。
20歲，她與正在學院裏苦讀博士的鄭康琪相戀並結爲夫婦。
多年後，她談到女兒梅萍時曾評價說：“她並不意識到，一個像她這樣教養極好且出身於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
她還明確表示，雖然女兒當電影演員她不反對，但她打心底裏希望她能從事以文化知識爲資本的工作，而不是靠她的外貌。
鄭念懂別人，更懂得自己。她知道自己的家世不只是錢財上的富有，而是學識、眼界上的充盈。
像她這樣的才女，應該享受的絕不只是交際場上出風頭。
(鄭念與女兒鄭梅萍)
婚後，鄭康琪在外交部任職，遠赴澳洲任職。
夫婦兩在澳洲生活七年，女兒也在澳洲出生。
1949年春，鄭念隨夫從香港回到上海。
她說，“他們是懷着一顆赤子之心回國，希望爲國家做貢獻。”
鄭康琪受聘爲陳毅市長的外交顧問，後來成爲殼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
這是一家大型的跨國公司，也是1949年以後唯一留在內陸的西方石油企業。
當時的上海，百廢待興。
多事之秋的季節裏，很多富人都變窮了。很多工廠撤出上海，工商業者也一起搬到內地安家。
而鄭念在丈夫去世多年，生活質量依舊。
靠牆排列着書架，上面是中英文書籍都有。
檯燈下，還安置了皮沙發，供閒來無事，多多閱讀。
一位經常拜訪她家的英國友人稱讚說，“這裏爲乏味都市中舒適、優雅的綠洲。”
鄭念不願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家裏依舊有僕人，管家，廚師。
對此，她自豪地說，“在上海，私人很少有像我這樣的居住條件。這個一千萬人口的城市裏，大約只有十多戶人家的家庭仍舊保持着老的生活樣式。”
家，是丈夫去世後，她與女兒生活中的避風港。
然而，一場風暴就要來臨了。
無形的威脅正懸在空中。
1957年，鄭康琪因病去世，鄭念接替了丈夫的工作，擔任英籍總經理的顧問。
鄭念起草無數多家公司與內陸之間的重要通信。
總經理回英國，或者出差去北京，她代行總經理的職權。
她爲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因爲她是享有在世界著名公司裏從事高級職位僅有的女性。
似乎生活中的一切，與鄭念自身，都是想匹配的，丈夫的身份、工作的體面、當然還有她自己的日常。
她家裏有唱片，經常邀朋友一起聽。女兒回家時，解悶的事，是彈鋼琴、聊國內外局勢。
但1966年春天，殼牌石油公司關閉了在上海的辦事處，鄭念正打算用這段空餘時間，與女兒一起去香港旅行。
可那年的一天清晨，家裏來了兩個陌生人。
鄭念很愛看報紙，對社會上的風雲變化了如指掌。她知道，這次來的兩個人，一定與那場即將到來的大風暴有關。
僕人向她描述了那兩人的外貌，其中一個是鄭唸的同事。
她琢磨了一會兒，決定用磨洋工來讓自己思考該如何應對。冷靜中，她還不忘讓管家給兩人上冷飲與香菸。
下樓時她走得慢極了，竭力顯得鎮靜、沉着。剛走進會客室，便打量起他們來。
一個小時後，她被拉去參加了批鬥會。
晚上，她選擇步行回家，讓自己有多餘時間思考。
她拉來了好幾個朋友，分析如遇困難，個人該如何行事。
就在這種時候，她居然用當年勝任高級職員的經歷來安慰自己。
想起自己三番五次證明了自己的能力，贏得了員工的尊重和信任，讓一個女人去管理他們。
她對自己說，“沒有什麼事情比迎接生活的挑戰，克服一個個困難來得更令人高興的了。”
可是，這一次，生活給她的挑戰是進看守所。
這是在1967年。
理由是鄭念因爲過奢華的生活，走資本主義路線，長期在跨國公司供職，有很大的間諜嫌疑。
可剛一進去，就因爲自己可能有機會用另一種方式來體驗生活，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度過一生中的某一段時間而激動。她居然暫時忘記了自己的危險境地。
可是她立即警覺起來了。
因爲看守所太髒了，蜘蛛網自上而下垂着，牀上滿是污垢，不怎麼亮的小燈泡徹夜不熄。
鄭念請求關燈。
要求被駁回，不過午夜過後，燈光還是熄滅了。
黑暗掩蓋了污穢。
鄭念後來回憶起看守所的時光時，總覺得熄燈後黎明前的片刻黑暗始終是她恢復自尊、感到新生的時刻。
那時，她暫時擺脫了看守戒備的目光，擁有了片刻的自由。
儘管如此，她還是無法忍受白天裏，四處可見的骯髒。
就在向管理員申請生活必需品時，她申請了一小盒面霜，還希望能有水打掃牢室。
要求被駁回。她便振振有詞背誦毛主席語錄：“以講衛生爲光榮，不講衛生爲恥辱”接着溫言款語來了一句，“能給我一些清水洗牢室嗎?”
等啊等，她終於等到了足夠的水。
結果，女看守說她這樣做，是想把資產階級生活帶到看守所來。
鄭念不爲所動，她靠背唐詩三百首打發時間。
不久，她還看起了報紙。儘管燈光微弱。
她可以哭的，但她沒有。
她說，哭會讓她給別人留下軟弱的印象。其它時候，可以哭。但在看守所這樣的艱苦環境裏，堅決不能哭。一哭，人就沒有鬥志了。
她活着出去見女兒，這是她努力生存下去的唯一念想。
後來，她雙手被手銬反扣在身後，手腕被磨破了，手也腫了起來。
僅僅十一天的時間，她的手就麻痹了，舉不過頭頂。
她只能靠堅持鍛鍊來恢復，數月後，她的手才能舉過頭頂。而整整一年過去後，手臂才能重新伸直。
未來的兩年之內，她的手背依然沒有任何知覺。
然而，六年來，她拒不認罪，也沒有揭發任何人。
別人的恐嚇，從未將她嚇倒。
因爲天冷，她請求添加衣物，可她堅決不穿囚衣。一來，她沒有罪。二來，囚衣套上之後，她僅剩的一點尊嚴與獨立就沒了。
最終，她的堅強爲她贏得了自由。
出獄前，一個醫生對她說，“你在這兒期間，表現得並不好。實際上，這麼多年來，我們從未見過像你這樣的犯人，如此好鬥不馴。”
讓她挺下去的不是自己的好鬥，而是她確信出獄後就能見到女兒。
正是確信一定能見到女兒，所以1973年出獄前，她還做了一件事。她反對就這麼“自然而然地”刑滿釋放，竟然拒絕出獄。
她說，“我沒有罪，我要你們賠禮道歉。另外必須在上海和北京兩地的報紙上公開刊登道歉聲明。”
看守覺得好笑，只好騙她說女兒在外頭等着她。成功轉移她的注意力後，就一邊一個把她架出了看守所。
六年來，她第一次照鏡子。
一看鏡中的自己，她大吃一驚。
臉色蒼白，雙頰深陷，體重只有77斤。
一縷縷乾枯的灰白頭髮黏在頭上。
唯一顯得特別明亮的，只有一雙眼睛了。
她端詳自己很久，許下願望：希望不久臉色能紅潤起來。而眼睛，她最美麗的眼睛，能以寧靜的眼光來看待世界，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一副驚弓之鳥的神情。
她積極地“修繕”身體，也修繕新住所。
別人告訴她女兒自殺了。她不信。因爲女兒的性格像她，是不會自殺的。
這時候的她，又有了新的生存目標：追查女兒的死因，讓真正的罪犯伏法。
這個想法是相當天真。
可是，鄭唸的許多想法都是天真的。
出獄後的她，依舊善良，從不因爲自己遭了罪就隨意踐踏他人。
一位阿姨被安排進來照顧她生活。
起初，阿姨監視她。
後來兩人關係好了，給花園砌牆時，阿姨就主動請纓要回蘇州老家，讓老公幫忙買磚頭。
鄭念覺得阿姨是個頭腦簡單的人。阿姨卻整天樂呵呵的，給鄭唸的評語居然是，“哎呀，你一點不像他們說的。你人真好。”
後來，朱太太一家搬來了。鄭唸對朱太太很是頭痛，經常諷刺她。可是兩家總是一個屋子進出，鄭念後來還經常幫她去國營小賣鋪裏買高級香菸。
來監視的人中，還有一個叫大德的男生。他聽說鄭唸的英語口語是全上海最好的，前來向她討教。
結果，大德雖然依舊在監視，卻經常陪鄭念出去購物，代她排隊，人多時就把人推開，給她讓路。
大德人高馬大，一眼就能看見貨櫃裏在供應什麼食物。
他對鄭念說，“我喜歡和你一起出去購物，你總是揀最高級的東西買，這使我感到很有勁。”
兩人約着一起去吃大餐，“我能帶你到任何一家你想去的餐館。”鄭念說，“不考慮花多少錢。”
聊天時，大德的個人主義讓她覺得驚訝，而大德則覺得她笨得可以。
生活寬裕後，她覺得對每個人都要慷慨。
新年時，她孤單一人，有朱家、阿姨和大德作陪，她很高興，居然一次性買了一個大蛋糕和兩斤巧克力送給朱家。
後來朋友到訪，竟說，“真奇怪經過這麼一番折磨，但你看上去還是比實際年齡要年輕。”
福樓拜曾經說過：一位真正的貴族不在他生來就是個貴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貴族的風采和尊嚴。
命運對她不公，她卻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六年的牢獄生活，沒有將她打垮，因爲她覺得出獄後，見到女兒時一定要體面。
得知女兒已去世，她再次披上戰衣，四處奔走調查。
最後，她決定離開祖國。
兩個妹妹都在美國生活，她六十五歲了，也應該享受姐妹團聚的幸福了。
到了異國，她很快適應了現代化的生活，超級市場的購物、銀行自動存取款等等。
她開始隨心所欲的安排生活了。
家族存在海外的錢，夠她生活了，她對物質並不避諱，每天都享受着豐富商品與第一流的服務帶給她的安全感。
可是，她似乎還剩下一點鬥志。她總覺得似乎有一種東西在強迫着她，要把心中的話一吐爲快。
她開始寫作。
一個人堅持不住的時候，身旁的摯友就鼓勵她寫下去。
1987年，她出版了全英文寫作的《上海生死劫》，追溯那段悲痛的經歷。
出版的當年，就成爲超級暢銷書，享譽多國，再版多次。
書的開頭寫了幾個字：獻給梅萍。
這是她死去女兒的名字。
而作者的名字，也從姚念媛變成了鄭念。
這，紀念的是丈夫鄭康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