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祠，顧名思義，就是爲活着的人立祠，以示感戴和崇仰之情。早在西漢就已出現了這一事物，漢文帝時，欒布爲燕國相，燕、齊之地百姓爲其立“欒公社”；漢武帝時，石慶爲齊國相，齊人爲其立“石相祠”。此後，生祠這一獨特形式一直延續下去，以至於在唐代，國家不得不出臺法令，對官員立碑立祠作出限制。到了明代，由於生祠氾濫，更是引發顧炎武無限感慨，“今代無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幾，而毀其像、易其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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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生祠，不能不提到明末各地爲魏忠賢廣立生祠的鬧劇，這也是導致生祠在後世變得臭名昭著、聲名狼藉的原因，但其實，歷史上不少名人都曾被百姓立祠紀念。例如，蘇東坡在出任登州、杭州知州時，兩地百姓都曾爲他建立生祠。狄仁傑在擔任寧州刺史、彭澤縣令、魏州刺史期間，三地百姓也都曾爲其立祠，特別是有關魏州生祠立與毀的故事，更具戲劇性，也更引人深思。
公元696年，契丹攻陷冀州，爲穩定局勢，武則天下令將此前由於受人陷害被貶至彭澤縣令的狄仁傑調任與冀州相鄰的魏州刺史。狄仁傑到魏州後，果然不負重望，迅速穩定了軍心民心。此後，他廣行仁政、政績斐然，不久被提拔爲幽州都督，之後又調到中央，恢復了宰相職務。狄仁傑離任之際，魏州百姓感念他的功績，繼寧州、彭澤之後，爲他建造了第三座生祠。
爲狄仁傑建生祠，雖然在當時不是什麼新鮮事，但顯然也是一大美事，代表了百姓對他的感激與愛戴。但出乎意料的是，這一美事卻在後來出現了戲劇性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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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傑有三個兒子，最小的兒子叫狄景暉。這個狄景暉，後來也到了魏州做官，擔任司功參軍，掌管官員考課、祭祀禮樂等事務。可惜，狄景暉在魏州任上“貪暴爲虐”，魏州百姓不堪其苦，“恨屋及烏”，竟憤而搗毀了其父狄仁傑的生祠。
當然，狄仁傑的生祠雖然被魏州百姓在激憤之下搗毀，但善良的魏州百姓在情緒宣泄之後，對狄仁傑並未忘記。開元年間，狄仁傑的生祠得以重修，此後又因安史之亂受到破壞，但在元和年間再次修建，其碑至今留存，成爲珍貴的歷史文物。
狄仁傑生祠的立與毀，給了人們很多感慨與思考，不少人更是將狄景暉作爲古代“坑爹”的典型。清代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特意闢條“名父之子多敗德”，列舉了包括狄景暉在內衆多名人之後“坑爹”的典型。也有不少人分析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不外乎這幾點：一是過於優越的家庭地位和條件，卻使子女不知如何承受，反而造成價值觀扭曲、忘乎所以，成爲飛揚跋扈的“衙內”；二是父母名高位重，反而無暇管教子女，或是過於溺愛，致使其放任所爲；三是這些“官二代”“富二代”從小含着金湯匙長大，沒有人生壓力，不知生活艱辛，且缺少奮鬥目標，反而陷入人生迷茫。古人曾說，“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對比此類“富貴傳家、不過三代”的情形，可謂發人深省。
但是，狄仁傑生祠的立與毀，除了狄景暉的因素，還有一個力量其實才是最重要的，這就是魏州的百姓。想當年，因爲感念狄仁傑的功績，魏州百姓滿懷崇敬地爲他建造了一座生祠；然而，僅僅由於狄仁傑兒子的胡作非爲，魏州百姓又毫不猶豫地毀掉了這座生祠。百姓的力量，在此顯現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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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來，人們其實一直都明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但是，道理雖然看得透，能不能遵從卻是另一回事。因爲水的力量往往蘊藏在平靜之中，平常人們看到的只是水的平靜，卻忽視了水的力量。而待到水波不寧、狂風驟來，卻已爲時過晚、不可彌補。另一方面，百姓又是最實際、最樸實的，小到一座生祠，大到一個政權，得到百姓的擁護，百姓就會不遺餘力地捍衛它；而一旦失去民心，不管曾經多麼強大，也擺脫不了一朝轟然坍塌的命運。縱覽歷朝歷代興衰，又有哪個統治者不是口口聲聲以民爲天，又因爲漠視百姓疾苦而倉皇辭廟？百姓的力量最可敬，也最可畏。這，正是狄仁傑生祠立與毀帶給我們深刻的啓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