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經歷
肅順生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十月初八日，鄭獻親王濟爾哈朗七世孫，鄭慎親王烏爾恭阿子。烏爾恭阿有嫡福晉一人、側福晉兩人、庶福晉五人，共生有八子，肅順排行老六，三兄端華。肅順與端華是否同母，史書記載不一，有的認爲是同父異母，也有的認爲是同父同母。《愛新覺羅宗譜》中也記載肅順之母爲側福晉瑚佳氏(護軍校玉貴之女)。與端華之母側福晉瑚佳氏似乎是同一人。其他史書中也有類似記載，如“端華同母弟肅順” 。其實肅順的母親是回女，並稱“其父誘買回女之事，聞之江寧鄭受之部郎，轉聞之肅邸中者” 。因肅順是努爾哈赤之父顯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孫，成爲宗室後裔，但“妾掉所生之子爲閒散宗室”，未得封爵。道光十二年(1832年)肅順成年出府後，居於西四牌樓劈柴胡同(後改名闢才衚衕)，家底較薄。肅順早年長期在侍衛處任職。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二月，考封三等輔國將軍，委侍衛處散秩大臣，從二品官，食三品傣，“執森親軍以供導從，大閱則按隊環衛”。 道光二十四年(1842年)二月肅順派爲乾清門行走。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三月署變輿使，“掌供奉乘輿秩序鹵簿，辨其名物與其班列。凡祭祀、朝會、時巡、大閱，帥所司供厥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二月，授奉衰苑卿，管理各園庭，正三品。
炙手可熱
咸豐帝即位，擢內閣學士，兼任副都統、護軍統領、鑾儀使。[4] 咸豐三年正月肅順授正黃旗蒙古副都統，二月署理蜜輿使，九月署理正紅旗護軍都統。咸豐四年(1854年)，授御前侍衛，遷工部侍郎，隨後在禮部和戶部也曾有過任職。以後幾月連得升遷，四月署理正紅旗滿洲副都統，授工部右侍郎，六月派充練兵翼長，閏七月調補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十月授禮部左侍郎，十二月署理鑲白旗護軍統領。咸豐五年(1855年)二月管理嚮導處事務，即總統大臣，爲皇帝出巡作各種準備工作，“周知路徑，詳記地名，通橋樑，平險阻，計程途之遠近” 。是月還授左翼監督。四月授前鋒營統領，正二品，負責“警譁宿衛”。不久太平天國北伐軍失敗，五月肅順以籌辦巡防記功，九月受命管理鑲藍旗總族長，十一月調補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十二月調補正白旗滿洲副都統。咸豐七年(1857年)，肅順被擢升爲左都御史，仍然兼任都統職務。 面對大清王朝的頹勢，肅順看清了只有漢人才能挽救這一敗局，顯露出“萬人皆睡他獨醒”的政治敏感。肅順認爲必須重用有能力的漢族官僚，纔有可能度過重重難關。曾國藩、胡林翼等自己組建團練，進而編練出一支新興的私人武裝，自籌軍晌養活十多萬軍隊，故肅順“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略” 。當然，放權漢族官僚以地方實權可能會導致中央集權的衰微，但不讓曾國藩等掌握地方實權，不僅湘軍似飛蛾撲火，自取一死，清王朝也難逃死劫。肅順“兩害相比取其輕”，決心重用漢士，暗助曾公。尤其是咸豐九年二月借戊午科場案將柏菠處死後，肅順更盡力放手使用漢人。同年七月，肅順授正紅旗漢軍都統，八月晉理藩院尚書，九月遷禮部尚書管理理藩院事務，十月充大考翻譯翰詹閱卷大臣，十二月遷戶部尚書。咸豐八年(1858年)，調禮部尚書，仍管理籓院事，隨後又調回戶部任職。 十月充武鄉試監射大臣，十二月調戶部尚書。咸豐九年九月充翻譯鄉試正考官，十月充稽察溝渠河道大臣，並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咸豐十年(1860年)正月授御前大臣，並充經筵直講，御前大臣主要負責向皇帝奏報要預定召見大臣的人數和名次。“御前大臣，體制最尊，國語謂之`戈什昂邦’。非王公負重望者，罕能任此。” 三月肅順充領侍衛內大臣，五月授總管內務府大臣，“上三旗包衣之政令與宮禁之治，凡府屬吏、戶、禮、兵、刑、工之事皆掌焉” 。十月授鑲黃旗漢軍都統。咸豐十年(1860年)八月，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咸豐帝北逃熱河後，肅順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署領侍衛內大臣，“行在事一以委之”。十二月授協辦大學士。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咸豐帝病死前遺詔肅順與載垣、端華等八大臣同爲“贊襄政務王大臣”，輔佐幼帝載淳，權勢煊赫，盛極一時。
臨危顧命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來犯京師，肅順隨咸豐帝“北狩”，在熱河，咸豐帝更加信任肅順，“文宗最喜肅順，言無不盡”， 肅順政治地位日隆。被授爲授御前大臣、內務府大臣，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署領侍衛內大臣，統領行在一切事務。 咸豐帝到了熱河之後，京師大臣多次奏請咸豐帝回蜜京師。肅順認爲“敵情巨測”。”不宜回京”。時京城開始傳聞咸豐帝身體不適，肅順開始提拔重用親信人員。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咸豐帝病重，傳諭:“皇長子御名現立爲皇太子，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贊襄，本意是協助、幫助出謀劃策與具體辦理，史稱“顧命八大臣”。 不久之後，咸豐帝駕崩。
政變被殺
咸豐帝駕崩後，皇后無嗣，皇子載淳即位，肅順深知那拉氏所潛在的政治危險。肅順以“抑西揚東”的策略，給兩宮皇太后相繼加封號，而且在禮儀封號上對那拉氏進行貶抑，從而使那拉氏對東宮鈕枯祿心懷猜忌。御前大臣載垣、肅順等八大臣與新皇帝載淳的生母皇太后葉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產生嚴重矛盾，葉赫那拉氏乃鼓動咸豐帝皇后鈕祜祿氏(即慈安太后)與八大臣爭權，授意御史董元醇上朝奏請由皇太后垂簾聽政，隨即遭到八大臣抵制。 另一方面，宗族中比較最近的恭親王奕訢與咸豐朝顧命大臣僧格林沁和軍機大臣文祥等人被排斥在最高權力之外，亦極爲不滿。於是葉赫那拉氏與奕訢等人聯合，發動政變，史稱“辛酉政變”。 咸豐十一年(1861年)十月二日夜，肅順在護送咸豐帝梓宮回京途中，於密雲被捕，隨後下獄。不久後被斬於菜市口，年四十五。 史稱“祺祥政變”。肅順被殺後，郭嵩燾、曾國藩等扼腕嘆息。曾國藩慘然曰：“此冤獄也，自壞長城矣。” 曾國藩深知京城之中能識大體之士除肅順外，幾無他人，恐清政府使用漢人的政策再有波折，如此不僅太平天國起義難以平定，自身亦有被人陷害之危。
肅貪反腐
肅順掌權後，以鐵腕的方式面對自乾隆末期以來的官場腐敗，嚴厲打擊貪污腐敗，嚴懲瀆職失職，整肅官場政風。其果斷處理“戊午科場案”，將一品大員柏葰處斬，[21] 使得清王朝此後幾十年間官場風氣，特別是自乾隆後期越演越烈的貪腐風氣有了很大改觀。咸豐八年(1858年)，順天鄉試由時任文淵閣大學士柏葰主持。是年十月初七，距離當年鄉試揭榜尚不足一個月，御史孟傳金上書，指出本次鄉試存在嚴重舞弊問題，如旗人平齡，除了會唱兩口好皮黃，一無所長，居然高中第七名，事出蹊蹺，奏請立案審查。咸豐帝感到其中定有貓膩，於是命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等會審此案。隨着調查深入，辦案人員發現“應訊辦查議者竟有五十本之多”，甚至有一試卷“訛字至三百餘”也能中榜。咸豐帝聞後震怒，將主考官柏葰諸人革職。與此同時，肅順查清同考官浦安與新考中主事羅鴻繹私下裏“交通關節”。經傳訊當事人羅鴻繹，其供述“爲了能考中，他曾向兵部侍郎李鶴齡疏通關係，李轉而求同考官浦安關照，浦又跟柏葰的門丁靳祥打了招呼。事成後，浦安向柏葰送贄敬銀十六兩，李鶴齡則向羅鴻繹索要銀五百兩，其中三百兩轉交浦安。” 該案由於發生在戊午年，因而被稱爲“戊午科場案”。其與順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場案和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場案並列清朝三大科場舞弊案。該案最終在肅順的力主之下，將時任文淵閣大學士柏葰、兵部侍郎李鶴齡、主事羅鴻繹等人處斬。 歷時十個月的“戊午科場案”，共計懲處各級官員91人，朝廷吏治爲之一振。在此後不久，肅順在戶部尚書任上，前後歷時兩年，徹查“戶部寶鈔案”。咸豐即位初年，因太平天國起義，戶部庫房匱乏，於是清廷決定由戶部設立寶鈔處和官錢總局發行大量鈔票。濫發官鈔非但沒有紓解財政，反倒致使通貨膨脹、物價飛騰，而官商乘機勾結，“侵佔挪用”，“拒收買抵”，從中牟取暴利，將幣制改革失敗的惡果轉嫁於百姓頭上，當時“五城內外兵民不下數百萬戶，各糧行擡價居奇，小民每日所得錢文，竟不能供一日之飽”。咸豐八年(1858年)底，肅順改任戶部尚書，決心整頓財政積弊。 肅順從調查五宇官號賬目入手，刨根究底，涉案人員幾百人，抄沒戶部司員、商戶及滿族宗室數十家，一定程度上壓制了官場貪賄公行的風氣。
重用漢臣
肅順雖驕橫專權、目中無人，但對待有才華的漢臣卻能做到格外禮待。肅順“輕滿員”而“雅重漢人名流” 。他“待漢員頗極謙恭”，自稱“漢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筆厲害得很” 。他對漢人名士的器重不僅形諸言表，而且付諸於行動，常常不拘一格地選拔保薦人才，如肅順不惜違反科場條規選拔使用高心夔。當肅順訪知江西道員李桓爲幹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遞“門生柬緘”，“即可晉秩兩司” 。肅順向朝廷推薦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等漢族官員，爲平定太平天國、同光中興網羅了人才。特別是左宗棠，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崢嶸，不想卻得罪了永州總兵樊燮和湖廣總督官文，後者聯合彈劾左宗棠爲“劣幕”，咸豐皇帝令官文“一經查實，就地正法”。肅順早聽說左宗棠有大才，聞之此事，便聯合曾國藩、胡林翼等官員上書力保左宗棠，並邀請深受皇帝信任的吳地才子潘祖蔭寫下了“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之語。此後又在咸豐帝面前力薦左宗棠，給予重用。[28] 此後左宗棠也官運亨通，歷任兵部主事兼四品軍務幫辦，太常寺少卿兼提督江西學政，浙江巡撫，閩浙總督、陝甘總督等職。不僅爲擊敗太平天國保下了一名干將，還爲帝國抗擊沙俄而將新疆列爲帝國行省，抗擊法國三戰三捷提拔一名不可多得的統帥。
對外強硬肅順在中俄《璦琿條約》談判過程中毫不懼怕俄國人的威脅，維護了民族尊嚴。咸豐八年(1858年)，俄國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趁英、法發動二次鴉片戰爭之機，出兵侵佔黑龍江要地璦琿，隨後逼迫黑龍江將軍奕山與其簽署了中俄《璦琿條約》。咸豐九年(1859年)，俄國派遣“東方專家”伊格那提耶夫來到北京換約，敦促清廷按約儘快劃定兩國邊界。清廷命肅順、刑部尚書瑞常負責辦理交涉事宜。談判伊始，伊格那提耶夫使出一貫伎倆，威脅肅順道：“中俄相鄰，俄國比其他任何海上強國都更容易隨時隨地對中國進行打擊。”肅順對俄人恫嚇並不畏懼，而強調奕山“既無全權證書，又無正式關防”，不能代表清政府，因此《璦琿條約》無效。伊格那提耶夫隨即以“俄人較英法友善”相誘，指出，“本國從東至西一萬餘里，與中國相交一百餘年，雖有大事，並未一次交鋒;若英吉利等十餘年之間，常至爭鬥，已經交鋒三次，然逾萬里地尚且如此，況離此相近乎?”並作出承諾，如順利換約，“我國能保不論何國，永不準侵佔此地，如此中國東界亦可平安。”肅順則一語道破其真實意圖“貴大臣所云恐有他國侵佔，爲我國防守起見，固屬貴國美意，斷非藉此侵佔我國地方。然若有別國佔據，我國自有辦法。” 其後肅順發現伊氏所帶條約文本中有錯誤若干。伊格那提耶夫提出，“此等大事，萬不可有誤，請將貴國原本送交與我。”肅順以“諭旨原文存於大內，不便檢閱”爲由斷然拒絕。伊格那提耶夫見談判毫無進展，決定強行訛詐，拋出“不然，焉能得免侵佔”之論。肅順則以暴制暴，將《璦琿條約》扔在桌上，怒道：“此無非一紙空文!”伊氏見談判不成，隨即退出會場。次日，伊格那提耶夫向清廷發出最後通牒，限三日內更換肅順。清廷答覆：“肅順乃我大皇帝親信大臣，斷難更換。”伊氏宣佈談判破裂，隨後離京轉赴滬港。伊格那提耶夫到上海後，積極與英法聯軍接洽，強調必須加大打擊力度才能使清廷就範。談話中，他仍不忘對肅順的耿耿於懷，對英法統帥說，“有權勢的肅順是與歐洲爲敵的頭號壞蛋，他已不止一次地公開宣稱，必須將全部歐洲蠻夷趕出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