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1601年2月4日-1645年5月20日），字憲之，又字道鄰，漢族，直隸大興縣人，祖籍河南祥符。明末抗清將領、民族英雄。早年考中進士，步入仕途。後轉平各地叛亂。北京城被攻陷後，史可法擁立明福王，繼續與清軍作戰。1645年，清軍大舉圍攻揚州城，史可法城破身死。
五月十五日，福王稱帝，改元弘光。第二天，史可法辭行，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同日馬士英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入閣辦事。史可法深知歷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故提出設江北四鎮。其具體戰守方案是：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安、山陰、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贛榆、鹽城、安東、邳州、睢寧11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路;總兵高傑轄徐、泗，駐泗州，以徐州、蕭縣、碭山、豐縣、沛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靈璧、宿州、蒙城、亳州、懷遠14州縣隸之，經理開(封)、歸(德)一路;以總兵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以鳳陽、臨淮、潁上、穎州、壽州、太和、定遠、六安、霍邱9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路;以總兵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以滁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江浦、合肥、巢縣、無爲州11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路。史可法本人駐節揚州，居中調遣。(參見《史可法集》，卷1，15—16頁，此依《明季南略》，兩書文字稍異)
這個提議的主觀動機是把長江以北的南明控制區劃成以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四總兵負責的四個戰區，使職責明確，事有專權。然而史可法又規定了四鎮總兵在轄區有無限的權力，“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荒蕪田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採，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聽各鎮自行徵收”(《小腆紀年附考》上冊，167頁)。等於把長江以北地區交給了四鎮長官個人所有，朝廷在江北既無官吏任免、調遣軍隊之權，又無招商收稅之利，僅剩下史可法這樣一個空有其名的督師。高傑、劉澤清等人原本是李自成、張獻忠手下的殘兵敗將，不但未懲前罪，反而驟然得到一大塊土地人民爲其所有，因此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中。
史可法姑息高傑。高傑和李自成是同鄉，故隨李自成參加起義，因戰鬥勇敢而受信用，經常留守老營。相傳他和李自成妻子邢氏私通，後來二人怕被李自成發現，就投降了明將洪承疇。崇禎十六年(1643年)秋，李自成進攻陝西，高傑戰敗逃到淮南。史可法以高傑爲四鎮之一，令其駐泗州，而高傑圖謀據揚州，爲揚州人所不納。高傑發兵攻城，知府馬鳴、推官湯來賀率居民“堅守月餘，傑知不可攻，意稍怠”(《明史·高傑傳》，卷273)。高傑入城未得，整天縱兵擄掠婦女，濫shā鄉民。史可法前往調解紛爭，高傑素懼史可法，急令部下趁夜掩埋屍骨。史可法來到高傑軍營，首先對其部屬示以慰問，然後責備他說：“將軍之所以貴顯者，以有君命也，如不奉詔而妄冀非屬之地，則諸軍與揚州之民，皆得彎弓而射將軍矣。”而爲高傑開脫說，揚州一些官員亂shā零兵，才使“釁不可解”;又替高傑奏請駐瓜洲，這使高傑“浸易可法”。他雖然想到黃河以北失去最高統治權威，可能出現混亂，提出勿使“前功盡棄”，卻對吳三桂和清軍抱有幻想。當他聽說吳三桂打敗大順軍，即敦請福王選派有才望的廷臣，帶着監國、即位兩份詔書及賜給吳三桂的敕書，直抵山東、河北一帶，曉諭當地人民，心歸南明，而且樂觀地估計，“掃三秦之餘逆，肇百代之中興，在指顧間矣”(李天根：《爝火錄》上冊，207頁)。
六月中旬，看來史可法已知道清兵入關的消息，卻仍進一步主張聯絡清朝，共同對付農民軍。且看他的《請遣北使疏》如何說吧：
先帝以聖明之主，遘變非常，即梟逆闖之頭，不足紓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無逾於辦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從旁有牽我者，則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從旁有助我者，則寇之勢弱，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近聞遼鎮吳三桂shā賊十餘萬，追之晉界而還。或雲假之以破賊，或雲借之以成功，音耗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籌度，寧前既撤，則勢必隨以入關，此時畿輔之間必爲所有;但是既能shā賊，即爲我復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強，而盡殲其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前見臣同官馬士英已籌及此。事期速舉，謀戒需遲。今奔馬聞已南來，而兇寇又將東突，見廟堂之上，議遣何官，用何敕，敕何稱謂，辦何銀幣，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陰已過。萬一奔馬臨河，然後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彼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輕者，先帝之仇恥。既示我弱，益長彼驕，不益嘆我中國之無人，而自此北伐之無望耶。(《史可法集》，27—28頁;又見《爝火錄》上冊，235頁，且“奔馬”作“胡馬”，即指清兵)
史可法是公認的福王政權中最傑出的英雄，可是仔細分析他的這篇奏疏卻實在令人失望。第一，清軍既已南下，他仍把鎮壓農民軍作爲當務之急，沒有看出主要矛盾是清朝的威脅;第二，清朝從關外進到關內，已宣佈定都北京，竟然還認爲他們是幫助明朝，足見其不敢正視現實;第三，對來勢兇猛的清軍，不作針鋒相對的備戰和抵抗，卻致力於遣使的細枝末節，不僅此舉必然落空，即整個全局難免釀成大悲劇。
軟弱與無能果然引來的是清軍的得寸進尺。七月末，大清攝政王多爾袞致書史可法，公然要福王政權繳械投降。最奇怪的正是清朝也拿李自成農民軍作靶子，指責福王小朝廷，不報君父之仇，“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遺一矢”，反而由清兵與吳三桂“驅除梟獍”，入京之日，爲崇禎帝、後加諡，禮葬。宣稱：“國家(清朝)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這是真正的軍事較量，所謂是否“正義”的爭論無足輕重。史可法卻被引入了陷阱，他精心炮製給多爾袞的回書，除連篇累牘爲北京被李自成攻佔，明軍土崩瓦解辯護之外，便是羅列歷史上各個偏安王朝，以證明福王之立無可非議，但是臨到結尾，畫龍點睛，還是明確乞求清朝“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泄敷天之忿。則貴國義問，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蔣良騏：《東華錄》，卷4，67—69頁)。
多爾袞得到這樣一份軟弱無力的回書，更加不把南明福王小朝廷放在眼裏，按既定的目標揮師前進。十一月下令清軍兩路齊發，企圖一舉消滅農民軍和南明政權。只是由於大順軍一部攻入河南，使多爾袞認識到不能輕視農民軍的力量，命令多鐸南下之師掉頭西進，才延緩了南明的滅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