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言認爲，中國的事情有時不是壞在小人手中，而是壞在所謂的君子手中，譬如晚明的東林黨，治國無能，打仗不行，嘴炮一流。
有些所謂的君子，理論是道德標杆，做事行小人行徑，內心定極度分裂。
康熙朝，有位理學名臣，名叫 熊賜履，字青嶽，又字敬修，號素九，別號愚齋，湖廣漢陽府孝感人，世籍南昌。生於明崇禎八年(1635)，卒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孝感，本名孝昌，故世稱熊賜履爲“孝昌先生”。孝感熊氏，乃地方大戶。
熊賜履出生於傳統的知識分子家庭，其父親熊柞延，只是一個生員，但長期是連奇書院的主講教授，而且殉難於明末“流寇”之禍。
忠臣之後，按理說熊賜履的道德修爲不會差。父親遇難時，熊賜履剛滿8歲，其母博通經史，堅貞不屈，又勤儉耐勞，使熊賜履得以苟活性命於亂世。
與一些堅持不仕清朝的明遺民不一樣，熊賜履很快投入了新王朝的懷抱。順治十五年(1658)，熊賜履考取進士，選爲庶吉士，任職翰林院檢討，歷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等職。
在科舉體制內，熊賜履是個成功者，少年得志。康熙登基後，熊賜履成爲帝師。
康熙七年(1668年)任祕書院侍讀學士。應該承認，熊賜履是一個有政治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要用他所信奉的理學價值觀影響君王，影響政治，實現所謂的聖人政治。
康熙帝
康熙六年五月，康熙帝命令內外的各文武各官，對於國計民生存在的一些問題，哪些應保留，哪些該革除，多多發言，不必有所隱瞞。理學家們及時抓住機會，熊賜履呈進《萬言疏》，在此疏中，他給康熙帝提出了這些建議：
慎選耆儒碩德，置之左右，優以保衡之任，使之從容閒宴，講論道理，啓沃宸衷，涵養聖德。又妙選天下英俊，陪侍法從，以備顧問，毋徒事講慢虛文。
所謂“慎選耆儒碩德”和“妙選天下英俊”就是建議康熙打造自己的幹部隊伍，建立自己的智庫。這種建議肯定會得罪當時的權臣鰲拜，更何況熊賜履在奏疏中還說了一句“治理政務，有負衆望，隱患未除，盟黨愈固”，這明顯就是在指責輔政大臣嘛!結果呢?鰲拜想整死他，幸虧康熙多方維護。
鰲拜集團垮掉之後，熊賜履升官了。康熙九年(1670年)，提升爲國史院學士。不久，康熙帝恢復了明朝式的內閣制度，另設翰林院，熊賜履爲掌院學士。
理學名臣熊賜履
康熙十四年，這一年是朝廷平定三藩之亂的關鍵一年。康熙帝，說熊賜履不錯，有才有德，能力強、人品好。於是乎，帝師熊賜履成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此時的內閣，新一代權臣索額圖已經崛起，當然索額圖在皇帝面前，依舊是一條狗。康熙大帝的帝王心術，深不可測，熊賜履的入閣，顯然是有制衡索額圖的意思。
很可惜，熊賜履入閣不久，就因爲一件意外的事件，被索額圖趕走了，而且暫時離開了政治舞臺。
當時，是朝廷與三藩交戰的戰時狀態，每日公文很多，康熙皇帝每天批閱的奏章就有五百多份。這活兒多了，出點錯兒，本來在所難免，內閣票擬批錯(所謂票擬，就是內閣先批，算草稿，皇帝再審閱，拿最後主意)，是個高概率事件。皇帝也知道內閣大學士們不是有意，就說不要緊，多大點兒事呢。一般就扣扣薪水，不做深究啦。
康熙十五年七月的一天，陝西總督哈佔的一個奏疏呈達內閣，熊賜履票擬錯了，交代辦事的職能部門寫錯了。這本來不是大事，但是這位理學名臣，竟然幹出栽贓別人的事兒。次日五鼓，熊賜履趕到內閣，他叫值班的內閣中書林昌把前日皇上看過的奏疏全部搬來，然後叫林昌出去。有個制度，就是誰票擬的，就要寫個小籤條夾在奏疏中。
接下來，熊賜履就幹了一件猥瑣事兒， 他將自己批錯的那本奏疏中的籤條取出，塞進嘴裏嚼着吃了，再往裏夾一張新的籤條，上書“杜立德批”，把它放到另外一位漢人大學士杜立德批的奏疏中。
到大家都上班的時候，杜立德發現自己的東西被掉包了，就嚷了起來。排查各人，發現老先生熊賜履嫌疑最大。此時，早就看熊賜履不爽的索額圖正好借題發揮，拉着杜立德去告御狀，皇帝就把案子轉給刑部。
刑部滿人尚書是明珠(日後朱言還會寫他)，他親自調查，這些都是高官，只能明珠出面嘛。在問訊現場，索額圖就說：熊大人，這本是小事。只要你低個頭認個錯，也就過去了。就是當今的吳三桂耿精忠等叛賊，只要他們說出實情投降，皇上也會赦免他們。你何苦不言?“
熊老先生是理學名臣，哪裏受得了這種羞辱。
康熙皇帝也看到，理學名臣的內心世界不過如此。
於是，得到聖旨：熊賜履著革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