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吳三國之間的競爭，不僅僅是曹操、劉備、孫權三位主帥個體之間的競爭，更是人才的競爭，也是經濟的比拼。
在中國歷史上，三國鼎立的局面維持了七十多年——從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戰始，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一片降幡出石頭”吳主孫晧投降，三國歸晉止。魏蜀吳三國之間的競爭，不僅僅是曹操、劉備、孫權三位主帥個體之間的競爭，更是人才的競爭，也是經濟的比拼。影響和決定魏蜀吳三國興衰沉浮的各種內在、外在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主帥的能力素質、人才隊伍建設、經濟發展三個方面的原因，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國主帥哪家強，各有優劣沒藍翔——曹操、劉備、孫權能力素質評估
人生經歷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決定着一個人的性格品質，決定了人的能力素質。三國主帥的人生歷程各不相同，總體上看，曹操是最艱難的，孫權是最幸運的、劉備是最僥倖的。
曹操在曲折中奮進，其性格特徵是剛性的——敢作敢爲，過而能改。
東漢末年的亂世之中，曹操在逐鹿羣雄中無疑是一位成功、強勢的領導者。在政治上，他打着匡扶漢室的旗號，“挾天子以令諸侯”，佔盡優勢。在經濟上，他逐步統一兗、冀、幽、並等廣大地區，爲中國北方創造了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開創性地實行屯田制，百萬大軍亦兵亦民，魏在三國中可算是國最富、兵最強。在軍事上，他破袁術，滅呂布，定徐州，收張繡，敗袁紹，徵烏桓，平馬超，降張魯，雖有赤壁之敗，仍不失傑出軍事家的歷史地位。在文化上，以曹氏三父子和“竹林七賢”爲代表的建安文學，引領文壇百年風騷。
影響曹操人生成就的決定性性格因素有四個方面：
一是大事清醒——明。曹操政治頭腦敏銳，在各種重要歷史關頭，總能站對立場走對路：他拒絕夥同王芬、許攸謀廢靈帝;關東諸將欲立劉虞，曹操堅持“諸君北面，我自西向”;至死不篡漢稱帝，等等。招攬人才和嚴明賞罰也是他非常關注的大事，比如嚴明賞罰方面，他講求“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旗幟鮮明，一以貫之，謀臣武將都甘願爲其效命。于禁在執行戰場紀律時，冒犯了曹操的嫡系部隊青州兵，而他不怒反悅，封于禁爲益壽亭侯。
二是敢闖敢幹——勇。曹操當洛陽北部尉時，敢於斃殺“十常侍”之一蹇碩的叔父;董卓亂政後，他“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拉起一支自己的武裝力量，正式走上了歷史舞臺。討伐董卓時，以袁紹爲盟主的各路諸侯“莫敢先進”，唯有曹操敢於領軍西征;官渡之戰，曹操敢於“以至弱當至強”;徵烏桓，敢於“塹山堙谷五百餘裏，經白檀，歷平風，涉鮮卑庭，東指柳城”。中青年時期的曹操衝勁十足，但行事不免偏於冒失、殘暴，比如，激反張繡，屠戮徐州等等，犯過不少錯誤，走過不少彎路。中後期，尤其是赤壁之戰後，曹操行事日漸穩健，甚至趨於保守，比如收降張魯後，適可而止，不敢直取成都、“得壟望蜀”。
三是百折不撓——韌。曹操一生經歷了四次大敗：一敗於徐榮，二敗於呂布，三敗於張秀，四敗於孫劉。敗得最慘的一次，也可以說曹操人生的低谷，當數興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再次進攻陶謙的時候，他認爲最可靠、甚至可交付後事的朋友張邈背叛了他。曹操失去了根據地兗州，流離失所，非常落魄，甚至考慮寄人籬下，投奔袁紹。但是，每次失敗之後，曹操都不灰心，不氣餒，以積極樂觀的心態總結經驗，重整旗鼓，再次投入戰鬥，因此，曹操總能遇挫彌堅，不斷衝出困境，走向勝利。
四是從諫如流——智。曹操的胸懷是比較開闊的，只要是於他有利的意見和建議，他大都能夠虛心接受。他的許多得意之作，其實都是麾下謀臣智囊的集體智慧：許下屯田是毛玠的建議;先平呂布，後取徐州是荀彧的謀略;西迎天子、定都許都是荀彧、董昭的建議;烏巢劫糧，是許攸的主意;遠襲烏桓，是郭嘉的智謀。——領導者不可能事事都思慮詳熟、棋高一着，但只要能集思廣益、虛心納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高人”。
劉備在夾縫中求生，其性格特徵是柔性的——委曲求全，蜇伏待機。
劉備被後世美化成一代仁君、德義的楷模，歷史上真實的劉備並不一定這麼完美。《三國志》開篇記載他雖以“販履織蓆爲業”，但“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好交結豪俠，年少頗附之”，一副浪蕩紈絝子弟的形象。陳壽評價，“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我認爲，劉備有高祖之風而無高祖之能，有高祖之器而無高祖之識。劉備的一生是帶有悲劇色彩的，以顛沛流離開局，以慘敗夷陵、白帝城託孤結尾。
其人生軌跡可用三句話歸納：
一是韜光養晦——緊咬一個“忍”字。《三國志》記載劉備“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這既說明劉備城府深，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他是個理性、剋制、堅忍的人。劉備的一生是比較曲折的，他奔公孫，從呂布，依曹操，投袁紹，附劉表，結孫權，四處寄人籬下，頗有點“喪家犬”的味道。入主益州前，劉備屬於亂世夾縫之中的弱勢羣體，其自保之術只能是和光同塵、韜光養晦、以曲求伸。劉備與袁術對峙的關鍵時刻，呂布偷襲下邳，虜其妻子，劉備只能忍氣吞聲，“求和於呂布”。《吳歷》記載，劉備爲了防備曹操迫害，“時閉門，將人種蕪菁”;與曹操青梅煮酒論英雄時，他瞞天過海，假裝驚失匕箸。寄身荊州時，他建議趁曹操北征烏桓時乘虛進攻許都，劉表不採納，他也無可奈何，不再強求。劉備早期這種類似“寄生蟲”的經歷，一定程度上使他的憂患意識異於常人，堅忍之術也異於常人，甚至還帶有一點怯懼的味道。諸葛亮說他“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每次進到夫人的房間都“衷心常凜凜”，真可謂是憂懼到家、堅忍到家了。
二是見機而作——苦等一個“時”字。劉備的韜光養晦並不是消極等待，而是暗中使勁、徐圖自強。無論處境如何艱難，他都不墮青雲之志，一直帝室之胄爲標榜，以匡扶漢室爲己任，成語“髀肉復生”就是劉備對老之將至、功業不建的感嘆。在公孫瓚手下，他不失時機拉攏趙雲;在曹操手下，又與董承密謀誅殺曹操;在袁紹手下也不安心，“陰欲離紹”;在劉表手下，多方交接荊州豪傑，以至於“表疑其心，陰御之”;在劉璋手下，劉備更是無所忌憚，“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取劉璋而代之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待到時機成熟，便尋找藉口，進圍成都。所以，劉備的韜光養晦，是爲了等待時機，只要歷史機遇來了，他就會象“救命稻草”一樣牢牢抓住不放，趁勢而上，一飛沖天。對此，有些獨具慧眼的人洞若觀火：周瑜提醒孫權，“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程昱和郭嘉反覆建議曹操殺劉備，尤其是程昱，《三國志》記載了他給曹操的建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在曹操派劉備、朱靈率軍攔擊袁術的時候，這兩位謀臣極力勸說“劉備不可縱”。可是爲時以晚，劉備從此如蛟龍入海，一生以曹操爲敵。
三是收攬人心——力行一個“德”字。劉備的名言是“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臨終給兒子劉禪的遺言是“惟賢惟德，能服於人”。劉備的仁厚、義氣，在《三國演義》中被大書特書、極力渲染，正史上也有多處記載。《三國志》和《魏書》都講了劉備作平原相時，郡民劉平派刺客殺他的事，最終“客不忍刺，語之而去”。最能體現其仁義的，是赤壁之戰前劉備的“兩個不忍心”：一是諸葛亮勸劉備乘劉表之喪攻襄陽、取荊州時，劉備說“吾不忍也”，沒有采納;二是荊州父老十餘萬衆隨劉備轉移，劉備不忍遺棄，說：“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但是，劉備不是一味恪守仁義的腐儒，而是個政治家，所謂的“仁義”，也只是他收拾人心、壯大隊伍的政治宣言，一旦危及到根本利益的時候，“仁義”也可以拋之腦後——曹軍急速追擊到近前的時候，劉備照樣捨棄十萬荊州父老而去，倉皇逃命。《九州春秋》記載，龐統勸劉備取益州時，他先是大言炎炎：“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當龐統再進一步勸說“今日不取，終爲人利”之後，他立即撕下仁義道德的面具，反攻劉璋，直逼成都。一路捷報頻傳，劉備高興之極，“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這時，連建議奪取益州的主謀龐統都看不下去了，說：“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此時的劉備哪有半點仁義君子的風範與作派?!
孫權在守成中進取，其性格特徵是中性的——寬威並濟，和諧持重。
孫策在臨終前對他時年19歲的弟弟孫權的評價是：“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歷史證明，孫策的評價言之過早，無論是保江東也好，與天下爭衡也好，孫權都不在孫策之下。孫權承父兄之業而據有江東，雖是守成之君，但他的能力素質乃至歷史功業與曹操、劉備相比，並不遜色，以至於比他大27歲的曹操無限感慨：“生子當如孫仲謀!”
孫權的能力素質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能文能武。孫權比較好學，他說自己“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他雖然沒有象曹操一樣“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佳句傳世，但諸多言談之中，無不顯露出其深厚的文史底蘊。他喜歡用兩漢歷史人物類比身邊諸大臣，還勸戒呂蒙、蔣飲等青年將領要抓緊時間讀書，提高綜合素質。孫權帶兵打仗在歷代君王當中，也是比較強的。《三國志》記載孫權喜歡遊獵，特別喜歡與虎爲敵，在38歲時，他“親乘馬射虎於堎亭。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卻廢”。孫權騎射術非常好，史料對此沒有正面描寫，但《獻帝春秋》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孫權徵合肥的時候，被張遼襲擊，險象環生，差點被俘。“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孫權被久經沙場的魏國大將稱讚“善射”，可見其箭術不差。
二是能統能分。孫權主政江東時的形勢是比較危急的，《三國志》介紹：“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面對複雜形勢，孫權一方面尊重和信用父兄時代的老臣，“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率”，另一方面不斷培養、發現年少才俊爲其所用，“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很快穩定局面。尤其是在八年之後取得赤壁大戰的勝利後，孫權在東吳一言九鼎的核心領導地位從未動搖過，甚至發展到後期的恣意妄爲、果於殺戮。與此同時,孫權也能放手讓將帥發揮主觀能動性。赤壁之戰中，他對周瑜充分授權，夷陵之戰時對後起之秀陸遜更是信任有加。史載：劉備死後，吳蜀關係緩和，爲了提高工作效率，孫權專門刻了個自己的官印放在陸遜處，“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如此信任，如此放權，確屬難得。
三是能伸能屈。總體上看，孫權是一個比較強硬的人，其個性張揚的一面俯拾皆是：比如，他在歡宴時親自給大家行酒，虞翻假醉不喝，他非常生氣，“手劍欲擊之”。孫權對張昭赤壁之戰前主降一直耿耿於懷，不但至死沒讓張昭當過丞相，在矛盾最激化的時候，孫權甚至拔刀相向，“土塞其門”，進而“燒其門”——對張昭這樣的兩朝元老尚且如此，其他人等更不待言。但在歷史上，孫權的忍術也很出名。陳壽評價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這主要是指他“不遑外御，卑詞魏氏”——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攻濡須不成，“引軍還”。孫權爲了爭取和平的外部環境，主動“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尤其是在“白衣渡江”，襲取荊州後，爲了避免兩面受敵，孫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勸曹操稱帝。夷陵之戰爆發前，孫權積極開展外交斡旋，向曹丕“遣使稱臣，卑辭奉章，並送于禁等還”;曹丕要求上貢明珠、象牙等寶物，孫權也有求必應。對於劉備，孫權先是“遣使求和於漢”，“先主盛怒不許”，之後，他任用陸遜火燒劉備連營七百里。大勝之後，孫權又主動“遺使請和”——見好就收，給劉備一個臺階下，同時搞好與魏蜀兩國的關係。
“疾風知勁草，亂世出英雄”，曹操、劉備、孫權無疑是他們那個時代最耀眼的三顆政治明星，都有其非同一般的過人之處。(朝乾夕愓先生)
